在美国,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那些曾被认为是思维最敏锐的年轻人,正在迅速失去集中力与记忆力。研究由Ka-Ho Wong及其团队发表在《Neurology》杂志上,分析了450万份来自疾控中心行为风险监测系统的调查。结果明确无误:越来越多的人报告自己因身体、心理或情绪问题,出现“严重的注意力、记忆或决策困难”。 从2013年至2023年,美国成年人的“认知障碍”年龄校正患病率从5.3%升至7.4%。但真正的震惊在于年龄分布:18到39岁的年轻人,也就是大脑最活跃的群体,比例几乎翻倍,从5.1%飙升到9.7%。这一变化横跨种族与阶层,甚至在收入最高人群中也增长了三倍。 研究者指出,年轻人、少数族裔与经济困难群体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亟需有针对性的干预。而为了排除心理疾病的影响,研究特地剔除了报告抑郁症的参与者,以确认这不是“情绪问题”,而是一种非精神性认知损伤。换句话说,这不是某个亚群体的疾病,而是一场文明层面的神经重构。 十五年来,人类在地球尺度上构建了一台“分心机器”。社交平台以毫秒为单位拍卖注意力,搜索引擎外包记忆,信息流用情绪刺激驱动停留。我们创造了一个以思维退化为代价的经济体。如今,数据像一份验尸报告,将真相钉在冷冷的统计表上:最年轻的一代,那些从未体验过“无网世界”的人,正在失去专注、记忆与判断的能力。 Wong团队在论文中小心地提出几种假设:社交隔离、科技依赖、对认知问题的“更高意识”。这些措辞克制得近乎讽刺。“更高意识”地察觉自己在遗忘,好像我们选择去看见记忆的流失。事实上,人们并非更愿意报告问题,而是已经无法掩饰崩塌。 更关键的时间线揭示了真相。认知问题的显著上升始于2016年,早于疫情,也早于“长新冠”。疫情并未引发这场退化,它只是把人们彻底锁进了机器。 人类花了上万亿美元构建一个代替思考的系统,如今却惊讶于内心世界的坍塌。将“科技依赖”列为风险,就像给溺水者诊断为“浸水”。这份研究记录的不是警告,而是事后报告——数据终于追上了生活。 我的一位小说家朋友告诉我,她已经无法读完一本书。眼睛在字里行间滑动,思绪却像游离的光标。“我的注意力被训练成悬浮状态,”她说,“仿佛永远无法点击。”Wong的研究为这种状态赋予了学术术语:认知障碍。她的失败不再是意志问题,而是一种系统性后果,是长期在线生活的副作用。 然而,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当一个社会普遍失去集中、记忆与决策能力,它失去的不只是生产力,更是自我治理的可能。民主假设公民能跟随论证、记住承诺、独立判断。如果认知碎裂,自由也随之崩塌。一个无法记忆的民族,不仅注定重蹈覆辙,还会被告知过去是什么,并被迫相信它。 这使得21世纪的政治核心问题变成了:谁控制了“感知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排除了抑郁患者,这一决定带有哲学意味。他们想看到“纯粹”的信号,不受情绪干扰。而他们发现的结果,或许正是情绪的化身:当大脑被永不停歇的刺激包围,它可能以关闭的方式自保,让自己“断电”,像是一种生物层面的防御机制。 数据尾端留下一丝慰藉。在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中,认知障碍反而下降了。他们是统计学意义上最后一代在“信息流”之前成长的人,他们的神经曾被书籍、谈话与沉默塑造,他们仍记得“完成一个念头”的感觉。 年轻人却不再能体会。他们是真正的“数字原住民”,出生在一个不再记得自己的国度。 Wong的论文终将被归档、引用、遗忘,像所有被遗忘的警钟一样。但它留下了第一份流行病学证据:人类的认知正在被有意的设计所改写。研究者在结论里写道,这一发现“值得进一步研究”。人们只希望,我们还有能力完成那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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