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女集体“消失一夜”真相 史学家至今不敢细说

在宋朝社会里，即便官方高喊“存天理、灭人欲”，男娼、牛郎店却在繁华的都城悄悄盛行，形成一股奇特又难以遮掩的风月现象。

特别是深锁宫中的宫女，长年被闷在高墙内，一旦获得短暂自由，竟成为牛郎店的固定客层，这段隐秘历史，也成为宋朝性文化中最具戏剧性的篇章。

宋代城市经济蓬勃、文化开放，夜生活也随之多彩起来。除了传统的女妓外，男娼成为新兴职业，男子化名、著女装、涂脂抹粉，在京城的红灯区成群出现，一时间成为独特的都市景象。

据《清异录》记载，当时北宋汴京的男娼数量“将乃万计”，甚至有特定场所被称为“蜂窠”（窠注音ㄎㄜ，鸟、兽、虫类等栖息的巢穴）：意指密集聚集的男娼店，夸张到如蜂巢般蓬勃。

宋代的牛郎多以女性化的名字登场，穿著女装、蓄长袖、贴粉抹脂，谈吐也刻意模仿女子。他们不只接待男客，更会为女客提供陪伴乃至性服务，功能完全不同于更早期只供豪门男士玩赏的“娈童”角色。（娈童，注音ㄌㄨㄢˊ ㄊㄨㄥˊ，旧时供人狎玩的美男子。）

当时的记录显示，他们甚至有头目制度，如《癸辛杂识》中提及的“师”“行头”，等同今日店内管理阶层。

宋朝牛郎店最令人意外的客层，不是士大夫，也不是市井女子，而是：“深锁深宫、终日寂寞的宫女”、“孤寡贵族女子、官宦家妇女”。

宫女长期不得出宫，一旦有机会暂行外出，便疯狂逃向蜂窠。《宋史》甚至记录：某年正月望日，宋理宗与皇后微服出巡，一批宫女趁隙外出后“皆淫奔而不返”，整批人跑去牛郎店寻欢，震惊朝廷。

贵妇方面，《宋书‧五行志》更描述她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外出寻找牛郎排解寂寞，造成夫妻失和、家庭不睦，不少社会案件由此而起。

面对蜂窠蔓延，朝廷曾尝试强制取缔。政和年间，官府颁布“禁男淫文”，规定：“男为娼，杖一百；检举者赏五十贯。”

甚至还出现骇人的言论，主张要“断其钻刺之根，塞其迎送之路”，以暴力威胁男性娼妓“永久退出市场”。但效果极差，南宋时期因金兵不再频繁南侵、社会相对繁荣，风月文化反而更加炽盛。

讽刺的是，男娼盛行的背后，与宋代追捧的理学思想脱不了关系。

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人性欲望视为不洁，形成无形压力。长期压抑之下，群体性的反动便在地下空间爆发，使男娼、牛郎店形成更奇特、更蓬勃的文化景象。

明代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批评：“男色之兴…由宋人道学。”意指正是理学的严苛，使民间性文化更极端、更隐晦地蔓延。

宋朝的牛郎风潮既是城市繁荣的副产品，也是高压道德的反作用力。从蜂窠密布，到宫女成群“出逃寻乐”，再到官府严禁不成，男娼文化成为宋代最具戏剧张力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