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旅游业就是个“夜壶”

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中国旅游业在国家产业体系中的位置，我想“夜壶”二字再合适不过。

需要的时候端起来，不需要的时候放一边；需要它发光赚政绩时，把旅游当作拉动GDP的抓手，不需要时又瞬间变成可牺牲的工具。

过去十年，我见证了旅游业在疫情管控、经济复苏、外交摩擦各大场景中反复被“开关式”使用，相信中国的旅游人都早已练就了泰山崩于前而脸不改色的大无畏心态——因为习惯了。

可惜的是，地大物博、文化资源处于世界第一梯队的中国，入境游表现却一直不尽如人意——不仅远逊于国土面积不足中国4%的邻邦日本，跟经济发展和治安水平不及我们的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相比，都相去甚远。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恐怕不在旅游业本身，而在国家的产业结构与治理模型：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不是服务业国家。

首先，中国的国家战略核心源于科技自主、高端制造、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关键在于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和工业体系自主可控；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不属于这些核心范畴。

统计局数据显示，疫情前的2019年，国内旅游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56%，对国家综合实力的贡献远小于制造业。

对中国来说，一条汽车供应链大于半个省的旅游收入，一个芯片工厂大于整个旅游行业的外汇贡献。从优先级看，旅游业只能排到后面。

其次，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不依赖外国游客。足够强大的内需，使得中国的旅游业本质上是个内循环行业。

疫情三年可以看到，即使国门紧闭没有一个外国游客，中国旅游业仍然可以活得很好（除了入境社和出境社）。而泰国、日本这些“小国”，却无法承受旅游业停摆的代价，日本二十多年前就把“观光立国”作为国家战略。

第三，由于特殊国情的需要，中国的旅游产业必须可控。旅游业涉及人的流动、外国游客的进出、社会秩序、城市形象和安全管理，这种具有“不受控”属性的行业，使它天然不可能被视为长期战略。

第四，旅游产业分散的特点使它在中国缺少强势利益集团。与房地产、金融、能源等领域不同，旅游产业上下游链条众多，服务特性使企业规模普遍不大，难以集约化发展。

行业组织力量薄弱，无法形成推动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类似携程这种公司其实都不能算是旅游企业，本质上是个互联网科技平台，但在科技公司中从事旅游，注定只是非主流。

疫情中最能看清国家对每个行业的真实态度。

从2020年初开始，跨省游全面叫停、出境游完全冻结、航班熔断以周为单位执行。当东南亚、欧美等国边境依然半开半合时，中国已将跨境旅游完全按下暂停键，整个行业瞬间休业停摆。

由于旅游业的可替代性强，既不是基础民生，也不是战略支柱，当防疫大局压倒一切时，旅游业立刻变成最容易牺牲的行业。

反观其他国家，泰国旅游业占GDP达20%，日本需要入境游收入缓解地方财政；而对墨西哥、土耳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旅游是外汇支柱，停掉就意味着经济风险。

而中国不同，中国经济体量大、产业完备，财政体系不依赖旅游。因此旅游业不会放在“必须保”的位置，停掉它几乎没有系统性风险。

有意思的是，疫情后政府又把旅游业当成了万能补丁。三年封控之后，经济增长压力陡增，消费意愿疲软，于是，旅游业又突然被端出来，成为人间烟火气的活力证明。

各地争相搞文旅宣传，从文旅局长花式整活，到夜市、演唱会、网红景点集中爆发，长假政策延长或优化，再到免签政策快速铺开，吸引外国游客……

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五一、暑期、十一假期，旅游数据连接暴涨，媒体一片铺天盖地的唱好。

各地意识到，旅游业是短期拉动内需最容易快速见效的行业。不像房地产必须控风险，不像高科技需要研发投入，不像制造业需要投资周期——只要人流动，即可产生消费。

旅游业再次从“弃子”变回“宝贝”。

而在国际外交舞台，旅游业又承担起另一种独特角色——精准施压工具。

2017年韩国部署萨德后，中国全面暂停当时正火的赴韩团体旅游，使该业务受限长达六年；中日关系紧张时，政策信号通过媒体传导，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推出免费退改签，促使中国游客和企事业单位纷纷退订，让对方旅游业猝不及防。

此时的旅游业，无关产业功能，更像一种快狠准的信号表达工具。

一场寒潮或风暴就能让短途旅程中断，一场疫情就可使全球航班停摆，一次地缘冲突足以令热门目的地降温。

经济低迷时它是救命稻草，外交摩擦时它是施压手段，社会安定优先时它需要可控，内需拉动增长时它又是一条快速通道——这就是它的宿命。

它永远不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成为“国策级产业”，它会继续被端起、放下、再端起。

理解了这一点，中国旅游业者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位置。

这不是悲观，而是现实：这是一个高度依赖自然环境、国家政策节奏、不可自我命运化的行业。

在无常中守护，在夹缝中生长，在万事万变中迎接下一场风浪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