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要出事？北京很紧张

11月，一系列来自社交媒体与媒体的消息显示，中国沿海制造业地区出现罕见的提前返乡潮。有网友拍摄到昆山火车站拥挤的影片，感叹“第一批春节返乡潮已经来了”。过去，类似场景通常出现在农历年前四至六周，而今年的提前幅度之大，已足以说明一种趋势正在形成：大规模农民返乡潮正在出现，并且呈现出结构性而非季节性的特征。

　　与此同时，官方态度也罕见地表现出显著的紧张感。农业农村部在11月13日的全国性会议上明确要求“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稳定务工收入，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其中“返乡滞乡”一词首次被提升至部级政策语言，显示出中央已将返乡潮视为潜在的系统风险，而非一般就业波动。这两个事实叠加在一起，意味著返乡潮正在成为值得严肃对待的社会现象。

　　返乡潮引发政府焦虑的第一层原因来自经济基本面。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企业订单减少、不少工厂缩短工时，农民工主力行业——房地产和基建——因长期疲软而持续收缩，新开工面积持续下降。这些行业本来就是中国最吸纳农民工的部门。一旦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下降，农村又缺乏新兴产业来承接，大批返乡人员将难以在短期内再次就业。返乡潮最令人警觉的地方并不在于“返乡”本身，而在于“滞乡”。返乡之后若无法再次出城务工，就意味著收入中断、社会流动性下降和农村治理压力上升。农业农村部之所以特别强调“防止返乡滞乡”，就是因为返乡潮已经触及农村地区的承载极限：乡村产业发展有限，季节性农业无法提供稳定收入，也无法容纳突然回流的巨大劳动力规模。

　　然而，当局更深层的焦虑并非单纯经济，而是返乡潮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员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返乡潮中，返乡者以青壮年为主。这部分年轻农民工与上一代完全不同，他们具有更高的社会认知能力、网络熟练度、组织能力及情绪表达能力。他们在城市生活多年，经历过工厂管理、网络文化、快节奏生活，对信息的接受远比乡村社会原本结构更为迅速。这一群体如果在短时间内集中返乡并长期滞留，将可能在乡村社会生态中产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他们拥有持续性的社会连接。通过短影片平台、工作群、同乡群、兴趣社群等，这些年轻人即便身处乡村，也并未回到传统村落的封闭式结构，而是保留著高度的网络互联性。他们同时具备比上一代更强的表达能力，对政策、就业、社会公平等话题讨论更为活跃。

　　因此，他们并非简单的“农村人口“，而是“城市化视角下的农村人口”，具有较高的社会动员潜力。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得返乡青壮年成为一个“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新社会群体”，既不完全受制于传统乡村治理方式，也不再完全受城市管理体系约束。这是中国治理体系从未面对过的格局：一个数量庞大、结构现代、心态城市化的青壮年群体突然被迫回到乡村，而乡村并无能力消化他们的需求。

　　历史经验说明，当“失业的城市劳动力”和“承接能力有限的乡村治理结构”叠加时，往往意味著潜在的社会震荡。当大量劳动力无法在城市就业、却又在农村陷入无所作为的状态时，社会风险会自动累积。返乡潮的现实冲击已开始显现。在部分地区，返乡者回到农村后发现无工可干，有报道提到，村干部甚至劝返乡者“赶紧再找机会出去上工”，因为乡村本地无法提供足够岗位。这背后反映的并非基层的不耐烦，而是农村治理结构正承受难以分散的压力。返乡潮的严重性不在于人数，而在于趋势与结构。如果未来经济不能迅速回暖、城市吸纳能力无法恢覆、乡村产业无法扩张，那么返乡潮就不会是一次短暂现象，而会演变为一种新的长期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批具有现代社会经验的年轻劳动力在农村滞留，意味著新的社会对抗结构可能逐渐形成。从权利意识到组织能力，再到情绪传播速度，这一群体都具备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农村人口更高的动员潜力。

　　返乡潮不是季节性波动，而是一种可能决定未来数年社会走向的深层变化。它既反映城市经济的压力，也揭示农村治理结构的紧绷，更凸显青壮年返乡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新角色。眼前的变化也许只是开始。

资料照片（AFP/AFP/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