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Nature刊登了一篇评论。 作者Elizabeth Gadd写得很直白——如果想真正改革大学,就得先解构“全球排名”这场游戏。 这篇文章照出了一个熟悉的现实:大学的声誉、经费、招生,乃至老师的工作节奏,早已被榜单牵着走。 看似客观的数字,正在悄悄改写教育的逻辑。 在那之后,我们开始留意校园的日常。原来,这种影响早就无处不在。 如果你在大学待得够久,大概能察觉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变化。 不是谁明说的,也不是哪条文件规定的,而是那种——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开始看着同一个方向。 老师在办公室里,常常一边备课,一边刷着论文投稿系统; 行政楼的灯亮得越来越久,他们在核对、整理、上报那几家国际排名机构要的数据; 学校的公众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类似的标题——“本校全球排名再创新高”。 连学生也在这个循环里。选学校、选专业、申请留学,第一反应不是“我想学什么”,而是“它排第几”。 这些小动作看起来没什么,但放在一起,就像是一种新的节奏:一切都围着那个“外部的数字”在微微调整。 没人讨论那是不是合理,也没人真的喜欢这种状态。但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当下最“安全”的方向。 排名一旦进了校园,它就不再只是个参考数字,而是会改变很多实际的决定。 最直接的,是资源流向。 学院在做预算时,越来越倾向把钱投向能“看得见成果”的项目——那些能发论文、能提高引用量、能对外宣传的研究方向。 教学改革、跨学科合作、本地社会项目这些事,因为短期内无法量化,自然排在了后面。
世界大学排名指标权重:研究与教学占近九成。 久而久之,老师们也心里有数:要保住经费和岗位,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出成果,而不是教学生。 行政端的节奏也跟着变了。 每年到数据上报期,办公室的邮件堆得像考试周。 几乎所有人都要参与到“为排名准备数据”的流程里——核对师生比、整理论文、统计国际学生比例。
这不是多余的工作,而是硬性任务,因为这些数据会直接影响下一次排名。 连对外发声的逻辑都变了。 学校的海报、简报、新闻稿,不再强调课程特色、研究方向,而是用数字说话——全球前百、学科前十、亚洲第几。 这些数字确实能换来关注,也能换来政府项目、国际合作、签证政策上的好处。 所以在一个越来越依赖名次的体系里,没有人敢轻易停下来。 结果是清晰的:大学之间的差异在缩小,路径在同化。 无论是在欧洲、美国,还是亚洲的校园,你都能看到相似的节奏——拼论文、拼引用、拼国际合作。 Nature形容得很准确: 世界各地的大学正被推向同一种“卓越模板”,越来越像那些研究密集、历史悠久的老牌学校。 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还在运转;但在内部,很多人开始觉得自己更像一台机器。 上课、发文、填表、申报环环相扣,为的只是那个数字指标。 大学本该是探索和试验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了不要犯错的地方。因为一点错误就可能影响大学排名。 这也许就是排名真正的力量。它不靠命令,却能重新分配整个系统的注意力。 很多人以为,大学排名只是学校之间的游戏,和普通人关系不大。 可实际上,它已经渗进了几乎所有和教育相关的决策里——从学生的志愿表,到政府的签证政策,再到企业的人才筛选。 对学生来说,排名是一个“捷径”。 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很少有人真能看完课程体系或研究方向,于是榜单成了判断学校的最简单方式。 填志愿时看QS,申请留学时看Times Higher Education,连社交媒体上的留学分享帖,都离不开“前100”“前50”这些数字。 就像Nature评论里写的: 学生用排名来快速识别“最好的地方”,或至少,是未来雇主眼中最好的地方。 家长也在这套逻辑里。他们希望孩子能去听起来体面的学校,因为名次似乎代表了社会认可。 于是选择变得越来越单一:分数够,冲世界前百;不够,就在国内选能挤进榜单的那几所。 而一些本来在教学上极具特色的小众院校,因为排名靠后,反而被排除在视野之外。
政府层面的依赖更明显。许多国家的奖学金项目、海外留学资助,都限定在榜单前列的院校。 各国政府热衷于排名的简单性,许多政策直接与榜单挂钩。 英国的“高潜力个人签证”,就只向在特定排名内毕业的人开放;日本的“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俄罗斯的“5-100计划”,也都是以全球排名为目标的国家级项目。 连企业也在用排名筛选人才。招聘简历里,“毕业院校”那一栏仍然是最醒目的信息。 很多公司在算法筛选阶段,就会自动过滤掉排名靠后的学校。 于是,一个原本只该影响学校声誉的数字,开始实实在在地影响个人的命运。 这就是排名的真正力量。它让所有环节——学习、就业、迁徙都变成了一场“围绕数字的竞争”。 在这样的逻辑里,大学成了赛场,学生成了筹码,而“好不好”被简化成“排第几”。 所有人都知道问题所在,但最难的其实是谁先停下来。 很多大学都清楚排名指标太窄、算法不透明、权重随意。 但只要整个体系还在运转,退出就意味着失去了曝光度——少了学生申请,合作机会下降,经费被削,政策倾斜也会随之减少。 Nature直言道: 大学缺乏动力去尝试新路径,因为任何偏离现状的行为都可能导致名次下降,从而影响资金和人才。 对大学而言,这不是理念之争,而是生存问题。
当政府用排名决定拨款、企业用排名决定招聘、学生用排名决定志愿,那些真正想创新的学校反而成了冒险者。 一旦掉队,就意味着被市场和舆论同时惩罚。 更复杂的是,排名的权威性来自“比较”。 所有大学都被压进同一张表格里,仿佛一个数字就能代表几万人的努力。 而榜单的简单、统一、方便传播,让它天然比任何叙事都更有传播力。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有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它依然牢牢占据一席之地。
2025年世界大学得分、排名情况 Nature在文章里提到一个关键细节: 大多数排名没有误差区间,却在用精确的数字呈现不精确的数据。 这意味着名次之间的差距本就微乎其微,但公众被数字的“确定感”所迷惑: 第15名看起来就比第30名“好一倍”,哪怕两者的差异几乎可以忽略。 于是大学陷入了一场悖论:每个管理者都知道这些数字不该决定一切,却又必须靠这些数字维持运行。 就像踩在一座正在下沉的桥上——没有人敢先动。 尽管体系牢固,但已经有一些学校选择“退出游戏”。 荷兰的乌得勒支大学是第一批站出来的。他们公开宣布不再向全球排名机构提交数据,理由很直接: 这些榜单无法反映我们真正的教育使命。 紧接着,瑞士的苏黎世大学也做了同样的决定。 它们的做法在学界引起巨大讨论:有人认为这是“放弃曝光度”,也有人说,这是“重新定义声誉的起点”。 正如Nature所说: 如果只靠个别大学承担责任,全球高等教育的定义方式不会真正改变。 但至少,它让沉默的系统出现了一道裂缝。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国际倡议也在形成。 由INORMS发起的“More Than Our Rank”项目,鼓励大学在官网上发布一份“自我叙事声明”。
里面写的不是名次,而是那些被排名忽视的维度:教学创新、开放科研、社会服务、多元与包容。 它试图让公众重新看到大学的“不可量化部分”。这个倡议的发起人正是这篇Nature 文章的作者Elizabeth Gadd。 这些行动还谈不上颠覆,但意义在于给出了另一种可能性。 如果“排名”曾让世界以单一视角看待大学,那么“叙事”就让它重新拥有细节。 越来越多的学者、学生组织和政策机构也开始呼吁:要让教育评价变得更透明、更多元。 要让“好大学”的定义不再只取决于论文数,而是能否真正回应社会的需要。 这些声音现在还不大,但正在变多。它们或许无法立刻撼动榜单,却在慢慢改变人们看待数字的方式。 如果没有排名,大学会怎样?也许那时,老师能重新回到课堂,而不是数据表。 行政楼的灯能早点熄,学生选校前问的第一句话,是“我想学什么”,而不是“它排第几”。 学校的首页不再展示名次,而是新的课程、研究、社区故事。 这些改变不会一夜发生,但已经在一些角落出现:有人拒绝上报数据,有人用叙事取代榜单,有人开始质疑排名的意义。 大学未必因此完美,却更像大学。而这,大概才是最好的排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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