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从何时开始拥有自己的姓氏的？

　　对现代人来说，姓氏是与生俱来的身份符号。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人人皆有的姓氏，曾经是一种极其珍稀的奢侈品。那么，古代平民从什么时候开始普及姓氏的？他们如何认知自我以及他人的身份？

　　中国一些姓氏概览。来源/纪录片《中华姓氏传奇》

　　要理解古代平民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姓氏，我们必须先知道，姓最初到底是什么。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

　　一个“女”字旁，一个“生”字，清晰地表明，姓诞生于一个极其古老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是用来标记一个人由哪一女性始祖的血缘族群所生。因此，中国古老的姓，几乎无一例外带着一个女字旁。比如，舜帝的“姚”姓（一作“妫”姓）、大禹的“姒”姓、周朝王室的“姬”姓、以及齐国姜子牙的“姜”姓。人们常说的“百姓”，在商周时期，其实是特指那些拥有“姓”的贵族群体。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女神像。来源/辽宁省博物馆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古老的姓，其功能在当时只有一个，那就是“别婚姻”。

　　上古贵族社会严格遵守“同姓不相婚”的原则。“姓”就像一个高精度的血缘警报器，唯一用途就是在贵族们联姻时响起，防止同一始祖母传下来的后代近亲通婚。

　　这立刻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一个姓所涵盖的范围实在太大了。周天子姓姬，他分封出去的诸侯国，如晋、鲁、卫、郑等国君也都姓姬。一个姬姓，就可能覆盖了当时贵族阶层的小半壁江山。因此，姓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无用”的。如果你在周代洛邑的城池中大喊一声“姬兄”，可能会赢得很高的“回头率”，令“姓”在日常身份识别上毫无价值。

　　对于庶民来说，他们不属于高高在上的贵族通婚圈，也就不需要“姓”这个工具。而贵族们自己却需要一个更精准的称呼，来划分彼此的地位、权力和财富。

　　于是，“氏”登场了。

　　氏的出现晚于姓，它是姓的分支，是父系社会的标志。当一个庞大的“姓”不断繁衍，其子孙被分封到各地开枝散叶，就需要一个新的符号来标记小家族的独特地位。

　　这个新符号，就是氏。

　　与姓来源于母系家族不同，氏的来源五花八门，但每一个都清晰地指向了权力、财富和地位。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将氏的来源归纳为32类，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以国名为氏：你是诸侯，受封在齐国，你的家族就以“齐”为氏；受封在鲁国，就以“鲁”为氏。

　　以采邑（封地）名为氏：你是诸侯手下的大夫，被赏赐了一块叫“冯”的封地，你的家族就以“冯”为氏。

　　以官爵为氏：你的祖上世袭“司马”（掌管军事）之职，你的家族就以“司马”为氏；世袭“司空”（掌管工程）之职，就以“司空”为氏。

　　以技艺为氏：你的家族世代掌管王室的陶器制造，就以“陶”为氏；掌管祭祀用的屠宰，就以“屠”为氏。

　　西周时期全图。来源/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看懂了吗？氏的核心功能，与姓的“别婚姻”不同，而是“别贵贱”。

　　《通志·氏族略》一针见血地指出：

　　“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上古时代的底层平民没有姓氏了，因为在那个等级森严的世界里，平民的身份是卑贱的。这个“贱”，不是道德上的贬低，而是古代社会残酷的现实等级。平民没有资格参与贵族联姻，所以他们不需要姓；平民没有自己的封国、采邑，更不可能担任高官，所以他们不可能拥有氏。

　　西周虢国车马坑。来源/虢国博物馆

　　这样一个微小的差异，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缩影。

　　平民有姓氏的转折点，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

　　这是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大动荡时期。旧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在列国无休止的兼并战争中土崩瓦解，那些曾高高在上的姓和氏，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当周天子连自己的都城都保不住时，姬这个姓还谈何尊贵呢？当各国的公族后代在战乱中沦为平民甚至奴隶时，别贵贱的氏又有什么意义？

　　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来源/四川博物院

　　在战国到秦汉的熔炉中，姓和氏开始混为一谈。它们原有的别婚姻和别贵贱的功能同时失效，最终姓氏合一，融合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由父系一脉相传的、单一的姓氏。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关口，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按照先秦时代的规则，他是标准的“贱者”，一个有名无氏的平民。刘邦的太祖父以上各代先人的姓名都无从考稽，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应归于何姓。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三个字解决了这个难题：“姓刘氏。”

　　以氏为姓，遂为一代之制。一个平民的家族“刘”，从此就是这个王朝最尊贵的姓氏。刘邦的登基，宣告一个“人人皆可有姓氏”的时代到来。

　　这场“姓氏革命”的背后，伴随着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

　　我们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在西周的宗法封建制下，无论是血缘还是地缘，普通成员都寄生于他们的“人群组织”之中。国家只管理到贵族，而贵族再去管理自己属地的众人。因此，在文字记录系统中，国家根本不需要知道个人的姓与名。但春秋战国和秦汉变革，彻底打碎了这些中间组织。一个新型的中央集权国家诞生了，它的根基不再是层层分封的贵族，而是千千万万个个体的庶民。当单个小家庭第一次直接面对大国，当平民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个体直接与国家发生关联时，他就迫切需要一个用文字表达的、能够标识“我是谁”的符号。

　　这个符号，就是代代相传的姓名。用文字书写的人名，其前提就是个体必须是能直接面对国家的“户口”。推行普遍编户的条件，直到秦朝大一统、汉朝开启相对稳定繁荣的统治之后才逐渐具备。刘邦的“姓刘氏”只是打开了一扇大门，而真正把姓氏赋予每个平民的，正是这个新结构下两股个体无法抗拒的庞大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国家的编户著籍。秦汉建立的新型中央集权帝国与西周的分封制有着根本不同，为了达到征税与征兵的目的，统治者不再通过层层分封的贵族去间接统治，而是直接控制子民。

　　秦朝户籍简。来源/里耶秦简博物馆

　　为此，一个庞大系统被建立起来，这就是编户著籍。国家派出大量基层官吏，如调查人口、制作户籍、催征赋役的里吏，把疆域内的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登记在册。

　　著籍正是庶人姓名“书面化”最重要的途径。根据出土的秦汉简牍，我们得以一窥这个系统的运作。

　　战国时的齐国仍遵守旧制，庶人只称名；楚国无论贵族、平民，较普遍地使用“氏+名”，楚法明确要求必须写明当事人的“居处名族”（住址、名字和家族）。秦律则进一步要求涉事人“定名事里”（确定名字和所在的基层行政单位“里”）。

　　为什么战国时期的楚法会率先要求注明“族”？一个重要原因是楚国境内百姓来源多样，族属复杂，且迁徙频繁。当一个人离开故土，和来自他处的人共居时，名就不足以标识个体，必须在其名之前冠以其族，才易于区分。

　　因此，平民姓氏的第一次大普及，是出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管理和司法实践的需求。姓氏，成了国家强加给每个人的“管理标签”。

　　第二股力量，则是乱世的洪流，促使离乡行役的人们自行确定姓氏。在西周的封建体系下，绝大多数平民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熟人社会里。一个人生在A村，死在A村，周围所有人都是他的亲戚邻居。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根本不需要姓氏。一个乳名“三儿”就足以把他和周围所有人区分开。

　　但战国和秦汉是战乱、迁徙与行役频发的时代。人们可能因为战乱而成为流民，可能被强制迁徙到新开发的疆域，更可能被征发为士兵或劳工。

　　汉代《塞上烽火品约》简。来源/甘肃简牍博物馆

　　正如楚法的逻辑所揭示的，离开故乡、脱离固有的血缘或地缘组织，是庶人普遍使用姓氏的主要原因。

　　当A村的“三儿”流向陌生人社会，他的乳名瞬间失效了。因为一个军营可能就有五个“三儿”、八个“石头”、十个“狗娃”。于是，三儿必须使用由国家登记的“标签”：姓氏。

　　“你是哪个三儿？”

　　“张家的三儿！”

　　“张”这个姓氏，就变成了张三本人主动用于社会交往的身份名片。自己所属的家族，成了古人在大风浪中唯一能抓住的身份浮木。

　　正是这两股力量——自上而下的国家登记和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在秦汉时期交汇，最终推动了姓氏在中国底层平民中的全面普及。西汉时期的编户材料中，“姓氏+名”正式成为人名标准格式。一个“人人皆有姓氏”的中国社会，由此定型。

　　甘肃省金塔县的肩水金关遗址曾出土一幅汉简，是汉代戍边战士尹衡给朋友小伟写的一封未曾寄出的信。信中，尹衡向老乡的朋友“伟卿”表达了“起居燥湿”“强饭厚自爱”“慎春气”等问候，还在信里写“塞上诚毋它可道者”，说明他通过给友人写信来打发边塞生活的乏味，聊表思乡之情。

　　汉代肩水金关汉简。来源/甘肃简牍博物馆

　　小伟的姓氏我们不得而知。那个刻在竹简上的“伟”，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尘埃中。而千千万万个“赵伟”“钱伟”“孙伟”“张伟”，则走上了新的历史舞台。从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百姓”，汇聚成了从历史走来的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