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加拿大学英文：感叹世道艰难，洋插队可不容易

明月高挂，点点星光。昨夜梦回中。梦中有晓色潋灔的西湖，有层峦叠翠的奇峰。恍忽看到难以忘怀的淡水河畔，转眼又变成金檐鎏顶的故宫。

从秋风骏马塞北，到杏花烟雨江南，还有水明如镜的日月潭，到太阳光晕也比别处少几圈的维多利亚港。故乡的山，故乡的水，犹如一个五彩迷离的梦，都已离我们远去??

一年一度中秋佳节，我们一班就读多伦多璧福中心（Bickford Centre）语言学校的华人同学，常相约欢聚一起，坐在其中一个同学家中后园，吃月饼赏月、品茗清谈。时而我吟一首李白、李商隐。你背一首痖弦、余光中。他则高歌“黄河颂”和“长城长”。身为主人家的大李抱着结他，轻轻巧巧把琴弦一弦一弦弹起，伴着歌声，听着微风吹过大树，满树黄叶籁籁作响。暮然回想一起共读那苦乐参半的日子，真如南唐后主的词所说：“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于是，每个人眼眸都升起明澄的亮丽。花般的笑容，绽放在各人的脸靥上。

语言学校学生是一群急切要学好英语的特殊的族群。肤色不同，种族不同，有来自捷克、保加利亚，有来自南韩、日本，有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就像个小联合国。在这里，每人都有一个湮远璀璨的故事，每人都有遗世挥之不去的离愁别绪。如一片树叶飘落在这辽阔的北国，感到既困惑又无奈。假若不好好熟习语言，再学些手艺装备自己，是永远也无法融入社会，也无法找到一份足以谋生的工作的。

记得当时我们每周五天，每天上三节课。我原在香港任职报社，习惯了晚上工作，凌晨才睡。如今一大早起床“上学去”，尤其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的冬日，对我这南国女儿来说，真个苦不堪言。有次穿得像个不倒翁，站在北风呼啸的巴士站等车时，冷得仿佛心肝五脏都凝固了。忽见有人不知道地上一滩水早已结了冰，一脚踏上去，“扑”地摔倒，我忙上前扶他，结果二人一起跌倒雪地上。仔细一看，原来正是和我住同一座大厦的小朱，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以后再没犯这种据说新移民必定免不了的错误。多年过去，我们提起那一幕都不觉哈哈大笑，多奇怪呀，过去的不幸，如今道来往往会成为一个笑话。这是否有点不可言喻、超越我们认知范畴的小哲理呢？

在语言学校读英文时，最高兴莫如上了整上午课头正作痛，却忽听铃声大作、告诉我们午餐时间已到的一刻。在校园餐厅里，华人同学请不自禁团团围坐一桌。吃过饭还有的是时间大家于是天南地北“大侃”一番，也好宣泄一下各人满怀的郁结、愤懑和暂时无法在新环境起步的失落。

我正微笑着想起我班的女老师如何谆谆诱导、耐心细致地指导我们尽快学好英文时，只听得耳边响起来自京城的“前大报记者”阿力的声音：“快而立之年的人了，丢下记者这美差不干了，跟着大队人马‘洋插’来了。还以为自己有学有识，定能混出个人样儿而来。到了，傻眼了，语言不会，经验没有，工找不到，朋友也都丢了。餐馆里被人侮辱，湖滩上被人歧视，还要忍受本是同根生的同胞的欺骗，就不提多伤心了，这‘洋插队’可不容易，世道艰难着哪！”

他旁边的大李接口说：“天地虚空，无处可寄。倓虚法师劝导世人：‘看破，放下，自在。’我的妈，红尘自然早就看破，但在下这近二百磅肉身，如何‘放下’啊，要吃要喝，老兄呀，吃少点也自在不起来，不懂英文又是睁眼瞎，只好先攻下此关再说，找工作也容易点，否则就真的无处可生，无处可寄了。”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大李来自宝岛台湾，起初到处打听有没有女孩子要假结婚，他有永久居留身份，只要给他一笔钱就行。后来他迷头迷脑地全情投入学英文，什么假结婚的就再也不提了。

坐在我身旁的是小朱，他是福建人，见众人静下来，他怯生生环视一下饭桌上的人，然后以带闽南口音的国语说：“我在老家乡下时，常听人说外面的人身上都有一张金片片或者银片片，没钱时只要跑到银行去，把那片片往门口的箱子里一插，钞票就会刷刷刷往外吐出来。我想怪不得外面的人回来总是大包小包穿金戴银这么有钱，原来是这样。谁知自己跑出来，才知道这片片不是说有就有的，我这辈子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福气。”

小朱的话又令大伙儿笑了个前仰后合。但咀嚼一下她话中的天真和哀然后，又不觉伤感难过起来。他对面坐的是方太，因九七惊魂而放弃香港移居此地。她英文说得很流利根本不用来读语言学校，但她说：“在家太寂寞呀，来读书交交朋友也好，可惜你们都不打麻将。”她每天用保暖瓶装一大瓶热咖啡回来，午膳时就分给小朱和我及几个女同学，还不时请我们吃生菓，因此她在圈子里是个极受欢迎人物，大家还齐齐赐她一个外号叫“甜姐儿”。

为了早日掌握异国语言作武器，周六、周日虽然不用上课，我们也自动自觉组成小组到大李家中互相取长补短温习功课。方太自然顺理成章成了我们的“导师”。她常苦口婆心对我们说：“别以为我英文好就不用学了，学无止境，例如我初临贵境，问洋人toilet在哪里?人家却瞠目望著我。原来加拿大不同英国，厕所不叫toilet叫washroom的，习惯不同。”

犹记小朱曾向她大吐苦水道：“老外不知怎么搞的，把自己的文字弄得那么复杂，好好一个‘是’字，要分‘AM’, ‘IS’, ‘ARE’三种说法。一只老鼠叫时，‘叫’后面无端要加上‘S’，两只老鼠叫吗，那个‘S’不知为什么竟跑到老鼠的后面去了，但两只绵羊叫的话，‘S’就失了踪，老师还说他们自祖先起都是这样说话的，真是莫名其妙！”

然而，抱怨归抱怨，最终我们仍然下决心定要勇闯英文关，最后毕竟天从人愿。学习生涯虽有苦有乐，但最令我们这班华人同学印象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当快将举行结业典礼时，学校别开生面地决定当天搞个游艺大会，会内将分设“西班牙馆”、“墨西哥馆”、“海地馆”、“南斯拉夫馆”、“中国馆”、“日本馆”等，并要求各馆有自己国家的风格和民族特色。

这下如炸了营，全校同学不胜欣喜。但学校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说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结果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同学全归于“中国馆”。我们也二话不说，反正团结就是力量。而最兴奋的要数日本、南韩同学，他们立刻聚首一堂商量着要“艳压群芳”，为国争光。有个韩国同学甚至情商得父母同意，届时会以小货车把家中的屏风、古董和工艺品也运来学校设馆。我们华人同学当然不能示弱，放学后全都留下研究如何把我中华文化更好地发扬光大。

大李首先在黑板上写下一系列应做事项。小朱却大嚷起来：“看不懂，你写的什么，我看不懂！”大李生气道：“小姐，我写的是中文并非法文，更非俄文。”我笑对大李说：“小朱学的是简体字，的确看不懂你的繁体字。”结果由我做义务翻译。研究好穿什么服装，所播曲子、食物、如何布置等等重要问题后，突然石破天惊地，有台湾同学提出要在“中国馆”门前挂上青天白日旗。“不行不行，”阿力叫起来：“如果要挂旗，就挂我们的五星红旗！”香港那时仍未回归，故此方太冷冷道：“我们也有旗，不如就挂香港旗，免你们台湾啦大陆啦的伤和气。”

见气氛有点僵，我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算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别闹分裂，不如把这挂旗问题搁置，就挂富中国民族特色的红纱宫灯好了，挺美挺浪漫的哩！”众人一致同意，一场“挂旗风波”消弥于无形。至于红纱宫灯来源也决难不倒我，开工艺品店的老友李小姐正有一对，届时就去“打劫”了来。

游艺大会当天，气氛热烈。校内到处是欢声笑语。“日本馆”和“韩国馆”布置得很是耀目，播放的“樱花姑娘”、“桔梗谣”等日、韩小调也十分动听。寿司、天妇罗等美食更引起捧场者一窝蜂的你争我夺。而富异国风情的“西班牙馆”、“墨西哥馆”、“海地馆”等馆，光是那飞旋的民族舞蹈、热情如火、充满动感的舞曲，就足以令人惊叹与赞赏了。

“中国馆”当然毫不逊色。玲珑雅致的八角大红宫灯高高挂在以英文写的“中国馆”的两旁。墙上还有“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的对联和字画。中间大台摆设各式各样的中国古董和工艺品，电视萤幕反复放映中、台、港的风景和歌舞片。Hi-Fi播放著悦耳动听的“高山青”、“采茶扑蝶”、和“绣荷包”等曲子。

“民以食为天”更是少不了。台湾小食、北京水饺、上海八宝饭、广东炸春卷、福建乌龙茶使川流不息的人潮个个笑逐颜开。同学们又拍照又录像的争著捧场，把“日本馆”的同学拉了不少过来。穿上旗袍、仪态万千的方太笑语盈盈，以流利英文向同学们介绍中国文化，更赢来阵阵掌声。经此活动我们更深切明了团结的重要和体会成功的喜悦。从过去被勒索“人头税”到如今迈进国会成为国会议员，华人在加国曾走过一条辛酸之路。自强不息，自尊自重，是华人不可缺少的支柱。作为新移民，语言能力的掌握，更是最基本的起步关键。

可幸我们一班华人同因付出必要的努力，终学会英文。后来阿力进入一间加人大公司，被派遣回上海工作。小朱跟大学毕业的丈夫到卡加利定居。他目下正进修会计课程，已拥有两张信用卡。方太不甘寂寞，已回流香港。最好玩是大李，忙这忙那的发展了多番大计后，事业无成，最后与友人合开餐馆。我自告奋勇为他拟了个及其独特的店名叫“长城外，古道边”。可他皱眉摇头说待他将来不定当上歌手时，做他新曲子的歌名倒差不多，很不给面子的竟弃之不用，更了无创意起个毫不独特这个“福”那个“楼”的俗名。幸店名虽不独特但他们的菜式则十分别致，结果客人似云来，令大李得意非常。
居此北国独缺南国春、长江水和车水马龙的台北、香江名城风情。踏上移民路更是各有前因如云飘出，就一下子失去依傍。但生命总在运动，人总得要生存。当东流水般的岁月被时光钟声催著、如轻风如急雨瞬刻消逝，你我回顾往昔一起走过的日子——曾活过，走过，奋斗过。并没气馁毫不放弃一步步走到今天，屹立异域人海烟波之中，是多么的值得骄傲。
龙的传人，散布在全世界有人类的土地上，披著满身的云彩，潇洒地来，潇洒地去，从孤寂到辉煌，从游子到安居，又是多么的令人从心底里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