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致信美国精英：别对中共抱有幻想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写给华府精英，呼吁要认清中共的行事逻辑，不要再对中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老毛病最难改，尤其是那些把怀旧情怀误认为是战略思想的精英。”余茂春日前发表在《华盛顿时报》上的文章说。他曾担任川普第一任期内的国务院首席对华分析师。

他说，直到今天，在华盛顿、布鲁塞尔，还有几个欧洲首都，依旧有人——虽然声量小了——固执地相信中国共产党还是可以被“劝说”进行一把大买卖，即只要谈得够久、姿态够柔，北京就可能被说服去“帮忙”结束乌克兰或中东的战火、稳住全球市场，甚至还可能纠正中共花了几十年心思制造的贸易失衡与窃取知识产权的不良行为。

余茂春指出，在这套逻辑中，中共治下的中国不是世界动荡的主要推手，反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只要耐心栽培、给它时间，它就会回报。

“问题是，这种信念之所以还存在，并不是因为有站得住脚的证据，而是因为承认它错误太伤感情，这等于承认冷战后西方对中国‘接触就会改变’的核心假设早就破产这个事实。更直白地说，你以为在拉它进‘门’，结果是把狼请进客厅。”文章写道。

中共不是偶尔踩线 是制度性违反国际协议

文章提到，国际秩序靠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法律能约束权力。各国都认定规则，并据此执行。可中共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前提，而且它不是偶尔踩线，而是长期、刻意、系统性，制度性地违反国际协议。

“这不是文化差异，也不是外交误会，而是共产主义的本质。”余茂春说，“你把（共产）中国放进任何重大领域——贸易、安全、人权、区域外交——你都会看到同一套固定的套路：先签协议拿好处；好处到手后，就重新解释履行协议的义务、一路稀释，最后干脆直接丢掉。”

这位学者表示，这就是中共一贯的行为规律。

从加入WTO、香港到南海问题 中共存在系统性失信

余茂春例举了几个例子：比如，中共在2001年申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做出了一大堆信誓旦旦的承诺：市场开放、资讯透明、不得歧视、限制政府干预等等。但20年后，中共的国家补贴扭曲产业，将党支部进驻企业，靠逼迫获得技术转移，以及继续黑箱管理和高度政治化统治。

“对中国（中共）来说，WTO规则从来不是拿来管住共产党对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的干预，而是拿来喂肥共产党、壮大共产党的工具。”文章说。

2025年12月15日，台湾教授协会在济南教会举办“从中共犯台意图及川普总统的印太战略，谈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量及区域安全合作的必要性”论坛，美国学者余茂春出席。（宋碧龙／大纪元）

在香港问题上，中共也是同样的套路。

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正式、具法律效力、并在联合国登记的国际条约，明确保障香港高度自治与公民自由到2047年。

但当中共拿到香港的主权后，就开始宣称协议“已经过时”，然后一刀一刀拆掉香港的自治制度。这不是中共“不小心违约”，而是其精准算计的战略诡计。

在南海问题上，中共在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拍胸脯表示，要接受该公约授权下的具有拘束力的仲裁。但在2016年中方公然拒绝一份否定其南海主张的合法裁决。时至今日，它仍在争议海域军事化，继续胁迫周边国家。

再看人权，中共持续在新疆、西藏等地区犯下反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等罪行。

余茂春说：“这些不是偶发事故，而是一套一致的运作规律：先签、先拿、选择性遵守、无限期逃避责任。”

民主国家与共产政权存在本质上差别

他指出，亲共人士会经常用“所有国家都会违反条约”作为反驳的话，但这种说法如果不是故意混淆，就是显得很无知。

“因为民主国家与共产政权违约的方式，本质上完全不同。”余茂春补充说。

他解释道，如果民主国家违规，会被挑战、被制衡，而且有可能被修正：法院会介入、国会会调查、政府得公开说明，可能败诉、得付代价、要修法，或者干脆公开退出。违规被视为制度内的失败，因为制度仍承认法治。

但在（共产）中国，情况则截然不同。他说，在马列式统治下，共产党凌驾一切，法律只是工具。条约不是限制和规范行为，而是拿来对付别人的武器。当执行与追究来临，北京不会调整行为，而是直接否认国际条约与协议的管辖权、改写义务，或干脆拒绝履行。

如果说，民主国家偶尔会违反它们自己也承认应该遵守的规则，那么中共则是长期违反那些它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心接受的规则。

中共用话语来安抚你 用行动来控制你

余茂春说，“几十年来，西方对华政策靠的是一厢情愿的希望，以为接触与参与能让中共变温和，以为中共承诺代表诚意，以为明天的（共产）中国会履行今天的承诺。但这种希望已经彻底破产。中共的话术是用来安抚你，而它的行动是用来控制你。”

他表示，靠善意与模糊撑起来的协议，根本管不住共产体制，只会变成其捞取好处的渠道。

“结论其实很残酷也很简单：世界不能再把北京的话当真。声明、公报、白皮书都不是信任中共的证据——只有行为才是。”他补充说。

西方不能再犯错 任由中共胡作非为

余茂春表示，这个教训最需要被用在一个地方，即（共产）中国在国际制度里的角色。当年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基于中共自己的承诺以及“它可能变成什么”的幻想中，不是基于当时中共政治经济制度的现实。结果是，国际自由贸易的整个体系被中共腐蚀。

“这个错误不能再犯。”他说，“不能强制执行合规的地方，就不能让它进入；义务被漠视的地方，就必须撤回特权。这不是敌意，而是基本的风险管控。”

余茂春说，共产主义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水火不相容，因为它否定规则本身的主权。在北京的逻辑里，党拥有绝对不可挑衅的主权，法律只是附属于党的意志的工具。协议是用来绑别人的，从不绑自己。而国际体系可以容纳各种政府型态，却承受不了中共这种系统性的恶意失信。

“没有执行力的接触不是外交，是自我催眠。”他说，“接下来真正要做的，是停止幻想中共会自我转型；而是用清醒的眼光、设下条件、立足现实地面对（共产）中国。这是冷战留下的教训，今天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