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劫不复！中国正在重演晚清最后十年

　 新高地评论分析文章：慈禧太后晚期（1898-1908年）的执政特征，以权力集中、镇压改革、外交误判和民族主义情绪为主导，往往因个人权威优先而加速清王朝的衰亡。回望当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执政行为（2012年至今），尤其在2025年这一关键节点，我们不难发现惊人相似之处。尽管时代背景迥异——慈禧面对列强侵凌，习近平则应对全球化挑战——但二者在内政外交上的决策逻辑，却显示出“效仿”的痕迹。这种“效仿”并非有意模仿，而是源于相似的心态：对权力的极度渴求、对变革的警惕，以及对外部威胁的过激反应。这些特征，不仅加剧了国内矛盾，还在国际舞台上制造了孤立。本文将从内政和外交两个维度对照分析，探讨习近平为何在这些方面“处处效仿”慈禧，并反思其潜在风险。 　　

一、内政：不断集权与到处“烂尾” 　　

慈禧晚年最典型的“作死”特征是镇压戊戌变法，扼杀现代化改革机会，转而通过重用亲信和纵容义和团来维护权威，导致官僚腐败和社会动荡。习近平的内政政策同样以权力集中为核心，自2012年起，通过反腐败运动和党内整顿，强化个人领导地位，打击潜在反对力量，确保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与慈禧的“独揽大权”异曲同工：习近平在2022年二十大后组建的“新权力结构”，强调忠诚挂帅、制度退位，结果并非提升治理效率，而是引发体制性内耗。官僚体系日益僵化，地方官员更注重“表忠”而非实效，类似于慈禧时代官员的腐败横行。 　　

在改革方面，慈禧的“清末新政”虽兴办学堂、废科举，但多为权宜之计，半途而废，无法逆转颓势。习近平推动的“中国梦”和“全面深化改革”，初衷是现代化转型，却在实践中转向集中化，如强调“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统一监管执法，这在逻辑上背离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精神，大力倡导爱国主义教育，政府投资培植几千万小粉红。面对2025年经济下行压力，习近平选择用极权路线应对不确定性，类似于慈禧误信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国内不稳定因素增多。 这种“效仿”源于对变革的恐惧：慈禧惧怕维新派动摇满族统治，习近平则警惕市场化改革削弱党的控制，最终让中国错失新一轮转型机遇。 　　

此外，慈禧的奢靡（如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掏空国库，习近平虽以反腐著称，但权力集中的副产品是资源向“核心”倾斜，批评者指出这类似于“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心态，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不满。 　　

2025年的国内局面显示，这种内政模式虽表面稳定，却积弊更深，最终将酿成更大危机。

二、外交：误判与“仇外”情绪主导 　　

慈禧外交的最大败笔是支持义和团“灭洋”，误判国际形势，向11国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同样显示出误判迹象，自抛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后，转向“战狼外交”和“一带一路”扩张，2025年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美方新关税和科技封锁让北京陷入被动。这与慈禧的“仇外心理”相似：习近平对西方“反华势力”的警惕，类似于慈禧误信假情报逼其退位，导致过激反应。 　　

在妥协与退让上，慈禧事件后一味对列强让步，允许外国驻军。习近平虽在2025年外交上取得某些“胜利”（如彭博报道的“凯旋”姿态），但实质上面对美欧反围堵（如稀土战失利），往往通过妥协维持表面稳定，却丧失战略主动。 例如，中共外交史上对美在台湾归属“承诺”的自我误判，导致战略失误，类似于慈禧的宣战闹剧。习近平的“全球倡议”虽主张和平发展，但实践中强调民族主义和统一战线，错失利用国际平衡的机会，如未有效应对俄乌冲突或台海紧张，制造了全球反华浪潮。 　　

这种外交“效仿”源于三大误判：低估对手（如低估美日护台决心）、高估自身（如以大国外交姿态挑衅美国霸权），以及意识形态主导（如对普世价值的排斥）。结果，表面上北京好像在推进国际地位，但代价是招来国际孤立，类似于慈禧让大清“自绝于国际主流”。

　　三、中国已步入“晚共” 后期 　　

习近平为何“处处效仿”慈禧？根本在于二者共享的“集权心态”：在面临内外挑战时，优先保权而非长远利益，导致政策内耗和外交被动。 　　

然而，不同于慈禧的封建背景，习近平有现代工具（如科技监控）和经济基础（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或许让他更加自我膨胀。但现代工具和经济基础并不能为一个与文明潮流脱节的政权保命。因为民意的觉醒将会冲破统治者的一切枷锁。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显然已步入“晚共” 后期。2025年后中国可能面临更大动荡。与晚清相比，当下的中国就像一个装满了火药的大木桶，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 　　

在寻求真相的视角下，习近平这种“效仿”并非宿命，而是选择——放弃独裁专制，或能打破轮回。否则，正如慈禧加速清亡，习近平必将把中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