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我在海牙到阿姆斯特丹的火车上,收到书店伙伴的信息,说活动忘了报备,将要收到处罚。 我赶紧在手机上完善报备信息,按照常规渠道发给有关部门。我以为这种紧急补救措施是有用的——当然,一直没有回音。 10月28日,我回到成都,收到“书店不能举办”的消息,我却反而更踏实。我想起在荷兰火车上的自己,那当然是白忙、徒劳,但是比结果更让人沮丧的,是和书店、现场以及这里的人们失去了联系。 当然后来情况变化,书店能够继续经营,也因为这个变故,我看到了“世道人心”,感受到会员、读者朋友的支持。 我很感谢江树兄。他第一时间获得消息,没有过多安慰,只说了一句:“没关系,和我一起卖腊肉吧。” 今天重提书店的“波折”,是想告诉大家:和荷兰的火车上相比,在成都,在书店,我有非常踏实的感觉。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真正在场”: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能接受,也都愿意记录并表达出来。 这也是书店在做的事:它是一个透明但是又尽可能友善的空间,人们能够分享经验,看到彼此。 如果说在其中我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我希望:书店有“世界主义”的态度,在二仙桥展现它的世界眼光;它能多接前沿的思考,新书或者新的想法,能在这里获得回音。 除了三次出游,我几乎每天都在店里。这些活动,耗费大量精力——它们就是我一年的时光。 有时候会很厌倦。我这是亲手为自己创造一个羁绊,心中经常有另一个渴望:去远方啊,或者去其他书店玩玩也行。 有一天晚上活动结束,来了一只猫,隔着玻璃门与以赛亚和汉娜交流。 我猜他说的可能是:“书店很好,总是温暖,但还是比不上自由呀。” 我和店里两只猫没什么不同:见很多人,始终态度良好。 但是有很多次,内心也有不满和不安升起:过多的活动,让我自己变得稀薄。我最喜欢的,读书、跑步、写作,似乎都受到很大影响。 这让我明白,2025年的自己,和以往有很大不同。我更少“独立性”,更少自由,更少“沉默”,但是也有更多公共性和责任。 尽管在广义上都是“表达”,但开书店和写公号有很大不同,书店必须有更多责任感、爱和耐心,而写公号则是更畅快的人生。 书店风波那两天,有一位重庆的高一学生来店里支持我们。“你不是应该在学校上课吗?” “我是逃课出来的。” 他读过很多书,想成为一个作家,这一点比我高一的时候好得多。但是以考试为中心的高中生活也让他痛苦。 当时店里还有一个和我同龄的读者,我们一起鼓励这位同学。“不要在意考试成绩,将来你会发现这些都不重要。” 西闪在书店分享《洞悉一切后的偏爱》,这位同学又和我联系了。我发给他活动链接,他说:“我已经退学了,在流浪,手机也快没电了。” 第二天他转给我29元,是活动的费用。他让我一定要收下。我说:“给我地址,我寄一本书给你。” 他说居无定所,很难收快递。几小时后他说:“也许可以寄给我的外婆。” 书已经寄出。亲爱的同学,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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