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在马杜罗事件中的道德幻觉与政治自焚

　　很多年前，美国有一部卡通片。画面极其简单，却冷酷得近乎残忍。一群飞蛾在夜里围着火焰盘旋。火光明亮、温暖、诱人。有人在一旁反复提醒，前面是火，你们会被烧成灰烬。

　　飞蛾迟疑了一瞬，耸耸肩，像是在为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借口，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I can’t help it。我就是忍不住。

　　后来我越来越确信，这并不是一部给孩子看的卡通片，而是一则专门写给美国左翼的心理寓言。

　　每当发生重大国际或国内政治事件，美国左派的第一反应，几乎可以确定不会经过理性。他们更像被写好代码的昆虫，条件反射般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冲去。那不是利益判断，也不是战略选择，而是一套无需思考的情绪程序。

　　川普在那里，火也在那里。他们知道会被烧伤，知道会失败，也早已被十年的现实反复教育过，这条路对民主党毫无益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再次扑火。

　　自2016年以来，民主党与川普在政治、舆论、制度层面的交手早已给出答案。但主流媒体、民主党议员、进步派官员们，在每一次关键节点，依旧会机械地进入同一套表演。

　　道德纯洁竞赛。

　　谁的愤怒更夸张，谁的无辜更彻底，谁的姿态更接近完人，谁就赢。至于政治后果，只能排在自我感动之后。于是，自焚一再重演，笑话一再累积。

　　马杜罗事件，不过是最新的一次示范。

　　当马杜罗被抓的消息传出，美国左翼并没有迎来他们曾经高喊的“民主胜利”。他们迎来的，是集体破防。不是因为行动失败，而是因为行动几乎无可挑剔，而且完成这件事的人，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那个人。

　　更残酷的讽刺在于，这一次完成行动的，并非只是川普，而是美国军队。一场高度精准、零美军伤亡、零委内瑞拉平民伤亡的军事行动，在专业层面堪称教科书级别。按任何正常标准看，这都是美国军队的荣光时刻。

　　也正因为如此，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John Fetterman）罕见地说出了一句让自己阵营极不舒服的话。他直言，这次行动执行得非常漂亮，这是国家层面的成功，是美国军队的成就，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川普政府这一次确实做对了。

　　问题恰恰在这里。

　　他们宁愿否定现实，

　　也不能承认川普。

　　因为这件事从来不只是关于马杜罗，也不只是关于委内瑞拉，而是关于一种他们始终无法摆脱的情绪依赖。

　　无法不恨川普。

　　哪怕是在川普领导下的美军，完成了一次几乎无可挑剔的行动，他们依旧跨不过那道心理防线。

　　这种情绪性的自动反应，构成了民主党在马杜罗事件中全面失态的真正原因。

　　就在不久之前，民主党对马杜罗的定性几乎高度一致。2024年马杜罗操纵选举、拒绝交权时，他们齐声认定他是不合法的独裁者。拜登政府不但公开谴责，还将悬赏提高到两千五百万美元，通过否认其总统合法性，实质性地剥夺了他的国家元首豁免权。

　　在这一逻辑下，美国接纳了六十万名委内瑞拉难民，把马杜罗政权描绘成残暴、腐败、危险的典型样本。

　　那时，没有人担心国际法，也没有人替联合国失眠。

　　但当事情真的被做成了，一切突然变了。他们不再谈独裁，不再谈人权，不再谈失败的国家和逃亡的难民，而是迅速转向程序、姿态、国际公约和司法语言。

　　他们像在国内治安问题上一样，只盯着警察的动作，却刻意忽略那个早已被反复认定为罪犯的人。

　　如果美国是世界警察，那么世界警察的职责是什么？不是发声明，不是开记者会，而是把已经被通缉多年的罪犯抓回来。

　　国际法与联合国公约，在这件事中更像是一座多年无人真正供奉的道德牌坊。现实世界里，没有人真的依赖它来制止暴政，但它必须立在那里，作为象征性的装饰。川普所做的，只不过是一脚把这块牌坊踢翻了。

　　于是，那些习惯在牌坊下表演的人自然会群起而攻之。一老一少，铺天盖地。愤怒的并不是犯罪被终结，而是象征被破坏。

　　但问题在于，这些人过去二十多年里，到底做过什么？

　　当马杜罗政权系统性镇压反对派，当示威者被枪口驱散，当异议人士被监禁、消失、处决，当国际人权组织记录下超过四百页的人权侵犯材料时，这些愤怒的声音在哪里？他们抗议过吗？他们走上街头过吗？他们为那些真正的受害者发过声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曾写过一段近乎残酷的文字。他想念那些死于刑讯台的诗人，想念死于疾病和毒品的人们，想念一切相信拉丁美洲有天堂，却最终死在拉丁美洲地狱里的人们。

　　这不是文学修辞，而是一代拉美知识分子对自己时代的集体悼词。

　　而这，恰恰是许多美国左翼精英始终无法真正理解的东西。因为他们谈论苦难，从来不是为了苦难本身，而是为了在苦难面前摆出一个正确的姿态。

　　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受害者是否得救，而是自己是否还能稳稳站在“道德正确”的位置上。这正是左派那套幼稚、幻想式世界观的崩塌点。

　　他们坚信国家不该为自身利益行事，而应当“出于善心”。在他们的想象中，国际政治是一场道德沙龙，权力、资源、安全与威慑都应当让位于情绪上的自我陶醉。

　　正如他们一边逼迫富人捐出巨额慈善款，一边又毫不犹豫地冷笑，那不过是精致包装过的避税。

　　但问题在于，对真正身处苦难中的人来说，捐款者的动机，究竟重要吗？

　　左派从根本上憎恨人类的自利本性。不是因为自利不存在，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凭自身能力取得成功，于是本能地仇视那些能成功的人，并要求他们“多出钱”，去供养一整套懒惰、无能，却被包装成道德优越的社会主义幻想。

　　这套心理结构，被原封不动地投射到了委内瑞拉问题上。

　　如果美国只是为了“解放委内瑞拉而解放委内瑞拉”，他们一定会冷笑一声：“我们什么都没得到，图什么？”

　　而当美国既终结了一个毒枭独裁政权，又切断了对手对世界最大石油储备的控制，同时让自身安全与能源利益受益时，他们又立刻翻脸指控：“这是为了石油。”

　　无论怎么做，都是罪。唯一不可接受的结果，只有一个——川普真的把事情做成了。

　　也正因如此，你才会看到一些完全脱离现实的美国自由派，在社交媒体上居高临下地教育委内瑞拉人，说他们其实在马杜罗治下过得更好，说他们不该为一个杀人独裁者被捕而庆祝。

　　在他们的道德体系里，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谁得救了，而是谁拥有解释世界的权力。只要自认为道德更高尚，某个生活优渥的美国自由派，就有资格否定一切来自现实的痛苦经验。

　　这也是为什么，当真正从社会主义废墟、毒枭政治和国家破产中爬出来的委内瑞拉人走上美国街头欢呼时，美国左翼精英的第一反应不是倾听，而是纠正。

　　他们无法容忍受害者的情绪，因为那种情绪太真实，太直接，也太容易撕裂他们精心维护的道德剧本。

　　这正是西语裔选民正在迅速而坚定地抛弃民主党的根本原因。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是毒枭国家，什么是失败国家，也最清楚什么是被道德修辞长期包裹，却从未被真正清算的暴政。

　　他们同样看得一清二楚，当一个政党在罪犯被绳之以法时表现出不适、愤怒与抗拒，这意味着它在为谁感到不安。

　　民主党在这件事上失去的，不只是选票，而是信用本身。

　　在越来越多拉美选民眼中，民主党正逐渐显露出一种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政治面孔。

　　只会讲话，不会行动。

　　只会维护象征，却无法终结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