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做爆款账号的高中女孩，捍卫说“不”的权利

　 去年8月，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梳理与分析互联网厕所文化的视频，内容全面翔实、论述有理有据。账号的名字叫红薯大讲堂，点开主页，我意外地发现，账号背后的运营者是一群女高中生。

　　账号的选题大多围绕当下年轻人关注的公共议题展开：服美役与穿衣自由、互联网年轻人的自我诊断热潮、虐猫虐虫、被凝视的爱豆们等等。从去年7月开设至今，账号已经获得了1.9万粉丝，帖子的点赞和收藏量更是达到22.2万。

　　带着好奇，我与三位参与过账号视频制作的创作者聊了聊。在学生时代，她们和每一个孩子一样，遇到过困惑和混沌，有人不知道到底怎么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女孩？有人在学校和家长对成绩的过度追求中迷失，有人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拥有“知识的特权”，有人在学校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这三个女孩的相同点是，她们都是在互联网中长大的一代。在无意之中，她们在互联网上接触到了一些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然后，她们主动阅读，主动思考，最后把这些知识变为武器，迈过了成长的阵痛，找到了真实的自己。

　　来自重庆的鹿欣仪出生于2008年，今年高三，她将自己认同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在她的讲述中，这种身份认同是缓慢发生的。初中的时候，为了跟男同学玩、获得他们的认同，她通过剪超短发、打篮球和练足球来融入男性群体。

　　直到有一次，一位她的男性朋友很认真地对她说了一句：如果你是男孩子就好了。

　　后来，她在互联网和书籍中接触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知识，才终于明白：先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去表达自己的性格，抛开所有的刻板印象，活成自己。她慢慢接受了并不能获得所有人的喜爱这件事情。现在的她留长发，是因为她想都试一试，看哪种发型最方便，“此时的选择是基于主体性的选择，是我喜欢，而不再是一味的对于另一个性别的模仿。我想，这是我建立主体性的开始。”

　　账号创始人布莱来自上海的中产家庭，读国际高中。她的父亲是一位社科学者，母亲是一位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布莱逐渐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特权。

　　互联网让布莱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给了她觉醒的时刻。她觉得“不知道怎么获取知识”和“没渠道获取知识”都是很让人伤心的事，于是她开始以经济学、社科知识为理解框架，成立了公共表达账号红薯大讲堂。

　　然而，在今天的互联网场域，做一个敢于思考的表达者总是伴随着风险。布莱曾被质疑“你一个上海的国际高中生懂什么，以后进入社会，被抽两大嘴巴子就明白了”，还有人说她“太敏感、太上纲上线”。恶意谩骂的网暴言论也随之向她涌来。

　　面对这些，布莱曾一度陷入抑郁状态。通过信息隔离和朋友的帮助，如今的布莱已经逐渐恢复状态。回头看来，这是她勇敢地走出真空，走向真实的成长阵痛期。

　　布莱的同学陈南也是账号的撰稿人之一。今年上半年，学校一位男老师在课堂上公开发表辱女言论，几位女生事后向学校举报。一位同班男生提出强烈的质疑，认为她们“小题大做”。这件事情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班级群的争吵、小团体的分裂。陈南察觉到了其中微妙的人际关系变化，提出将这件事情与“群体友谊中的冲突与站队现象”做对比，用博弈论的视角展开分析，并在红薯大讲堂产出了一期视频。

　　视频发布后，陈南发现很多网友都经历过类似的自我挣扎，有的人花了两年，有的人甚至花了八年走出来。陈南自己也经历过人际关系中的内耗时刻，将朋友的分裂与离去归因于“自己不够好”，这期视频也让她与曾经的自己和解了。

　　通过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女孩们都学会了说“不”，对分数至上的优绩主义说不，对恶意谩骂的网络暴力说不，对盲目的性别模仿说不，对内耗的人际关系说不。现在，她们走上了公共表达的道路，并试图以此继续捍卫说“不”的权利。陈南说，视频帮助到他人这件事给了她很大鼓舞，“如果身边没有合适的人聆听这份敏感，那么我希望红薯大讲堂的账号可以成为电子好友，帮助更多人正视自己的情感与价值观。”

　　以下是她们其中一位的讲述：

　　布莱：做一个爆款账号，经历一个独立思考的阵痛期

　　我是红薯大讲堂的创始人布莱，也是一名生活在上海的国际高中生。

　　国际高中的教育很多元，我们会学习经济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等，还有一门课叫Theory of Knowledge，教我们如何获取知识和如何辩证看待所学知识。

　　从幼儿园到初中，我都在大学附属学校上学。我身边全都是和我一样的家庭：同学的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或是可以买学区房的有钱人。但身处其中，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享有的教育特权。

　　接触互联网之后，我开始走出同温层，认识社会与阶层。我生活在上海的核心地带，在现实中我可能会遇到工作了八九个小时疲惫下班的白领，或者在地铁站卖布老虎的老奶奶，但是我没有机会遇到无法受教育整日干活务农、早早结婚生子、过一辈子千篇一律生活的落后地区的孩子们，也没机会遇到收入十分微薄甚至还欠债、每天需要担心温饱的人们。互联网让我意识到了这些人的存在，人和人的命运可以这么不同。

　　高一上半学期，我参加了一个和小学生1v1的线上支教项目。和我匹配的是一个安徽女孩，她说自己英语不太好，希望我可以教她音标。六年级的她依然没有学会音标，在上海，音标应该是很小就学会的东西。

　　用上海小学的标准来看，她的英语挺差的。但是她是一个很认真也很努力的孩子。我开始意识到英语不好并不是她的问题。

　　跟我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喜欢心理学。我想要延伸话题，于是我问她知不知道一些大众化的心理学知识，比如MBTI、荣格八维、大五人格之类。她说完全不了解。

　　后来我了解到，虽然她有手机可以上网，但她不知道应该怎么使用资源来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比如通过浏览器搜索、阅读网上文章等。

　　“不知道怎么获取知识”和“没渠道获取知识”都是很让人伤心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我以后想学习社会科学的原因之一，我希望我能从宏观上为他们做些什么。

　　去年暑假，即将升入高二的我正在为申请海外大学做准备。我的升学指导老师建议我做一个人文社科启蒙的儿童绘本，来证明自己的综合能力。但我却觉得，如果不能出版它，那么我只不过是做出了一个给申请官作秀的成果而已。

　　我有学习知识的特权，但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我想要将我所学到的知识传播出去，让更多人有机会去学到它**。**怀着这样的想法，7月中旬，在父母的建议下，我建立了自媒体账号，想要分享一些学科知识。

　　布莱中考毕业那个月买的宜家小狗“红薯”，在她心情低落时给了很多陪伴，“红薯大讲堂”的账号也是以它命名

　　前几个视频都是非常偏向经济学理论化的解释。第一个视频是关于机会成本，第二个是关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后是哲学里的洞穴寓言，以及经济学里的谷贱伤农。这几个视频基本都是用日常的事件搭配学科理论展开。视频流量很差，我开始思考，或许了解什么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对大部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没什么用。

　　我爸爸是一个社科方面的学者，妈妈是一个作家。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我面前讨论一些社会问题，虽然当时的我听不懂，却让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学科理论阐述社会现象，比如用机会成本解释要不要继续给喜欢了很多年的动漫花钱，比如虐猫虐虫的人都是什么心理，比如互联网厕所的光谱。我希望能够对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所启发。

　　开设账号第18天，粉丝就过万了，我们还做出了五条阅读量20万以上的爆款，现在已经有将近2万粉丝。其中女性占96%，年龄占比最多的是18-24岁。

　　我还没关私信的时候，后台有十几个粉丝问我几乎一样的问题：很想知道你们高中生是怎么学会这样思考的。她们有的甚至是大学生。

　　关闭私信功能之前，账号后台收到的一部分鼓励

　　每每被问起，我总会想起我的初中生物老师，他是我独立思考的启蒙。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总会先抛给我们一个问题，再带我们去找证据，教我们如何判断它背后的逻辑。

　　快中考的时候，他在最后一节课上跟我们说：有一天你们可能会发现老师教过的所有知识都是错的，但是这不会让你们的信念崩塌，因为你们有自己思考、检索的能力，那你们就有能力去破除这些假象，去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找到自己的答案。那之后，即便没有任何人给你答案，你也不需要再去问为什么了。

　　刚上初中的时候，我还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在网上看到一些有关公共议题的讨论，任何一方的观点我都觉得有道理，这样的模糊和摇晃让我非常无助。

　　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和家人一起去买鞋，我选了一双我喜欢的、符合我尺码的鞋，我记得码数是37。这时候一位男性亲属说，“女孩子家家怎么穿这么大的鞋？换个36码的吧。”我当时感到很困惑，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说这种话。这时候，另一位女性亲属表示反对，并且拿着37码的鞋带我去结账了。我当时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涵义，只是感觉很奇怪——我穿36码的就走不了路了，为什么非要我穿小一号的？

　　后来我学着用逻辑严密的思考，将模糊朦胧的想法抽丝剥茧地理清楚，真正建立了自己的价值观，也有了自己对于一些事情的评价。我明白36码鞋是对“女孩子家家”莫名其妙的尺码限制。那位亲属或许是出于好心，或许是出于控制欲，代替我完成了对“美”的追求，却忽视了它背后是我生理上的疼痛和不适。我觉得这样的思考是非常宝贵的。

　　布莱凌晨刷到一篇“比美”的帖子，在群里表达初步的看法

　　账号开通后，有几个评论说：你一个上海的国际高中生懂什么，以后进入社会，被抽两大嘴巴子就明白了。还有人说我没有社会经验，没有资格去谈这种东西。

　　看到这样的评论，我觉得既好笑又气愤，于是发布了一期名为《关于当理想主义被噤声》的视频内容，主要表达理想主义者可能确实没有办法让社会做出及时的改变，需要去接受现实，但是我们也应该去追问我们想要怎么样的社会。

　　一旦表达观点需要门槛，且门槛可以随意被捏造，那么在这种变换的标准之下，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确定地说“我肯定有资格发言”。如此一来，“评判者”可以随意地把不合自己心意的发言者踢出讨论场地，只留下自己喜欢的声音。公共讨论就只能反映狭隘的一家之言，失去了意义。

　　做这个账号的过程，也是我逐渐走出真空，走向真实的过程。互联网厕所的分析视频里提到，许多未成年女性在厕所中攻击、网暴他人。评论区有人留言“这就是天生爱人的能力”，意思是借由近几年互联网上流行的话语“女性具有天生爱人的能力”来讽刺女性。

　　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我的同学小苏也发现了这种异样，于是来找我讨论。

　　我们没有放过这种不适，而是又做了一期视频系统分析了为什么“女性具有天生爱人的能力”这样的赞美可能是有害的。这种好意形成正面刻板印象，和消极刻板印象一样，会对人形成限制，施加社会期望，让善良温柔乐于助人变成了女性新的道德标准。当有人因为各种原因与这套善良剧本有所偏差时，原本的赞美就会迅速被用作审判的武器。

　　红薯大讲堂小红书截图

　　但是，面对互联网复杂的舆论生态和质疑性评价，去年暑假期间我曾近乎抑郁。

　　发表的第五个视频流量很好，晚上七八点上传，第二天早上有五万播放，到被下架前有接近30万浏览量。在这之后我潜意识希望能够一直做出有内容也有热度的视频。每次发完视频后，我都会待在后台持续刷新播放量、点赞和评论，到七月底感觉已经有点无法控制了，每天会浪费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与流量随之到来的是负面评价。第一种类似于“那咋了”“我觉得没必要，太敏感了”“上纲上线”的这类评论，看到这么多人不关心我所认为重要的问题让我失望和伤心。我做视频的目的之一就是向没有坚定立场和没意识到现有问题的人传播我们的想法，所以这些消极反馈对我打击很大。

　　第二种是纯人身攻击，或是因为观点相反来骂我。一开始，我在理智上意识到这些人只是在发泄恶意，但慢慢地我开始出现生理上的不适。

　　除此之外，虽然私信大多是鼓励我们的人，但是一一回复确实有些消耗我的精力。大多数私信会问我诸如“平时在看什么书”之类的问题，比较好回答；但是也有一两个很难处理的私信，比如有人在一则有关女权的视频下发表自己观点，随后被其他网友围攻，于是她发了上千字的吐槽和抱怨给我，内容较难理解且情绪激烈，最后表示希望我站队说她没错，并给予安慰。看完后，我简单安慰了一下并表示我没法处理她的情绪，整个过程对我心情和精力损耗极大。

　　七月底的时候我体重掉了四公斤，食量差不多降到之前的1/2甚至1/3，看到和这个账号相关的内容或者想到有关的事情都会让我生理性反胃。

　　我开始采取一些强制隔离的手段，比如每次上传完新视频立刻卸载软件，不看点赞和评论，后来我把私信也关了。八月初，我去找同学玩了两天，精神状况改善不少，体重也慢慢回来了。

　　如今回看，我知道那只是我摆脱无菌环境，在真实世界中做一个冷静思考的勇敢者的成长阵痛期。（但）就像初中生物老师所期待的那样，我的思考，真的成为了我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