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何能够坦然接受出轨和嫖娼？

2025年9月，日本前桥市女市长小川晶的职场两性越界丑闻，不仅登上各大主流媒体头版，更在社交平台引发数百万条讨论，再度将日本社会长期潜藏的两性关系伦理困境推向公众视野。

这起事件备受关注的核心，在于涉事者身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行为暴露的职场两性边界模糊问题，精准戳中了日本社会的深层痛点。

新闻截图

1丑闻引入：小川晶事件的伦理争议

据共同社、读卖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42岁的小川晶在2024年2月当选市长至2025年9月丑闻曝光期间，多次与已婚男同事赴市内多家酒店密会，部分行程还违规使用公务车辆。

更令人愤慨的是，9月10日东京及周边遭遇罕见强降雨，气象部门发布创纪录短时暴雨警报、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公职人员在岗值守时，小川晶仍擅自与该男子滞留酒店，未履行任何应急处置职责。

面对媒体追问与公众质疑，她抛出“酒店是安静讨论工作的合适场所”的荒唐辩解，随即遭到公众与媒体集体驳斥，被斥为“无视公众信任的拙劣托词”。

迫于舆论压力，小川晶在9月24日召开了紧急新闻发布会致歉，承认会面行为“考虑不周、易引发误解”，但始终否认恋爱关系，全程未提及辞职意向，也未回应为涉事男下属“申冤”的传言。直至11月下旬，议会准备提出不信任动议后，最终于11月27日离任。

小川晶资料图

坦诚说，这起事件不仅暴露了部分日本公职人员的职业伦理失范，更触发了全社会对职场伦理边界的深度讨论，倒逼大众重新审视日本社会对两性越界行为的包容尺度与底线标准。

有观点认为，不应将这一事件视为孤立的个人伦理失范案例，它已折射出日本社会对“出轨”定义与边界的多元认知分歧，尤其清晰凸显了职场伦理与两性关系的深层关联，让潜藏于社会温情表象下的两性伦理争议彻底浮出水面。

相关舆论讨论中，女性群体态度分化尤为明显：

一部分主张，“公职人员代表着公共形象，两性越界关乎公共责任，理应严肃追责”；另一部分认为，“私人感情与公职能力应明确分离，不应将个人情感问题与职业评价过度捆绑”。

还有少数观点提出，“只要不影响他人家庭与社会秩序，成年人出轨属于个人选择，外界不应过度干涉”。

这些多元对立的争议，不仅打破了日本社会温情脉脉的表象，也让我们有了这样的疑问——为何日本社会对出轨接纳度居高不下，且嫖娼与出轨的界定始终模糊？

日剧《昼颜》剧照

2 模糊出轨边界的现实诱因

导致日本出轨与嫖娼边界模糊的核心诱因之一，是其“半合法”存续的性产业。

在日语中，性服务场所被称为“风俗店”，“风俗”（fuuzoku）一词源自汉语，本意是民俗风情，如今已完全异化为性产业的官方代名词。这种语义演变，既暗示了性产业在日本社会的特殊地位，也反映出其逐步被社会默许接纳的过程。

日本性产业的历史可追溯至江户时代的公娼制度，当时政府通过官方许可规范性服务行业，使其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百年取缔、松绑、立法的反复调整，最终形成“半遮半掩、明禁暗放”的繁荣格局。

从法律层面看，1958年生效的《卖春防止法》第二条明确“有偿与不特定对象性交”属违法，但未对当事双方设定处罚条款。

这种“违法不追责”的模糊界定，为性产业披上“风俗”外衣肆意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埋下了社会认知混乱的隐患。

日本的“歌舞伎町一条街”

如今，日本性产业已形成覆盖成人录影带、性玩具、色情文化、特殊洗浴、情人旅馆等领域的完整产业链。

据经济学家饭田泰之估算，全日本登记在册的风俗店约有1万家，若包含未登记的小型场所数量将更为庞大，行业内活跃的从业女性至少有30万人。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产业已深度融入地方经济，经营者依法纳税，部分地区性产业税收甚至占据地方财政的相当比例。

以AV产业为例，2022年《AV出演被害防止救済法》实施后，虽然保障了演员1个月内的无条件解约权及作品发布1年后的删除权，但部分制作公司通过增设苛刻解约条款、拆分合同等方式规避监管，导致法律效果大打折扣，行业侵权乱象仍未根除。

而政府通过划定未成年人禁入、限定营业时间、禁止露骨广告等准则规范性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公众对这一产业的接纳度，催生出了“嫖娼是单纯付费服务，仅存在金钱交易无情感投入，因此不属于出轨”的扭曲认知，进一步模糊了性交易与情感不忠的边界。

日剧《黑色皮革手册》剧照

更关键的是，日本男性下班后流连风月场所的行为，与根深蒂固的职场糟粕文化深度绑定。

东京新宿歌舞伎町、大阪道顿堀等商圈的风俗店鳞次栉比，早已成为上班族聚餐后的“标配”社交场地。

受集体主义文化裹挟，日本男性普遍难以拒绝同事、上司的应酬邀约，惧怕被贴上“不合群”“不敬业”的标签影响职场发展，“二次会”“三次会”的接续邀约往往让人无法推脱。加之日本职场对“工作场所”的界定极为宽泛，餐饮店、出差地等均被视为职场延伸，这为两性越界提供了看似“合理”的外衣。

不少日本女性虽内心反感伴侣的嫖娼行为，但在“职场应酬所需”的借口面前往往只能被动容忍，这种妥协进一步模糊了出轨与正常社交的边界。

醉酒的日本上班族

3 开放观念的文化溯源

除性产业推动外，日本人普遍秉持的“性与情感可分离”观念，是导致出轨边界模糊的另一核心驱动力。

近期日本街头随机采访与社会调研显示，不少受访者认为“性是人类基础的生理需求，如同饥饿时进食、口渴时饮水一般，与情感归属没有必然关联”。

在这一认知框架下，性被视为脱离情感的独立行为，是逃避社会压力、获取即时愉悦的途径，只要伴侣未与他人产生长期情感依赖，就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出轨。

这一观念并非仅存在于男性群体，而是双向渗透于日本的两性关系之中。

尽管性产业的核心消费群体为男性，但女性的情感不忠比例同样不容小觑。相关调查显示，日本女性出轨的核心动因主要集中在“消除亲密关系中的孤独感”与“满足自身未被满足的性欲需求”两点。

当然，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出轨行为隐蔽性更强，具体比例因调查机构、样本范围、调查时间的差异波动较大，难以形成统一的权威数据。

日剧《昼颜》剧照

实际上，这种“性与情感分离”的认知，在日本文化传统与文艺作品中早有迹可循。

江户时代，以性爱为题材的浮世绘“春画”是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凭借细腻的画面、鲜明的色彩实现广泛传播，上至贵族阶层，下至普通町人都能接触到这类作品。

当时，能否精准驾驭春画题材，更成为衡量浮世绘画家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准之一。这类作品通过批量传播，潜移默化地向大众传递性开放思想，推动了日本社会性解放思想的早期萌芽。

进入现代社会，这一性开放的文化底色依然清晰可辨，并通过各类文艺作品持续影响大众认知。

以《源氏物语》《雪国》《挪威的森林》为代表的经典文学作品，几乎都以性自由为核心主题，深刻展现了主人公在情欲纠葛中的挣扎、情感漩涡中的迷茫与传统伦理困境中的抉择。

除此之外，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渡边淳一经典作品《失乐园》，直到今天依然被频繁地重读与讨论。

这部聚焦不伦纯爱的小说，被广泛解读为“现代社会个体借助突破公序良俗的爱情关系寻求精神自由”的隐喻，再度引发全社会对性与情感关系的深度思考。

电影《失乐园》剧照

2022年以小说《资优》入选芥川赏的女作家铃木凉美，便是这种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典型代表。

曾为AV演员的她，凭借对性产业的深度社会学研究成功转型为作家与社会评论家，其作品聚焦性行业从业者的真实生存困境，打破了大众对性工作者的固有偏见。

在代表作《AV女优的社会学》中，她坦诚记录了自己拍摄SM题材AV作品时的惨痛经历：因道具捆绑过紧且场景设置存在安全隐患，导致意外被高温道具烧伤，而片场工作人员未及时采取有效急救措施，最终留下永久性疤痕。

这些直白且充满痛感的文字，真实揭露了日本性产业光鲜外表下对女性权益的隐性压迫，也推动了社会对性工作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

铃木凉美资料图

4 职场两性关系格局的历史惯性

除性产业文化与性开放观念外，日本职场伦理对两性关系的深刻影响，经数百年历史演进逐步形成，具有极强的历史惯性。

从江户时代的家内伦理型经营、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期的家族主义经营，到现代社会的集团主义文化与工作生活平衡诉求，职场伦理的每一次迭代，都在潜移默化地重塑两性之间的分工模式、交往边界与情感认知，最终交织成复杂的两性伦理困局。

这种影响通过制度设计、文化氛围、社会期待等多种途径，深度渗透到两性关系的各个层面。

电影《东京奏鸣曲》剧照

江户时代是日本职场伦理的萌芽期，核心为“家内伦理型”经营模式。

当时的商业活动，主要以家族为基本单位展开，商家通过家训将忠顺、孝悌等家族道德观念移植到职场管理中，形成“家主—家族成员—学徒”的拟血缘职场关系网络。

于是，两性分工严苛且尊卑分明：男性作为家族事业的传承者与核心经营者，主导职场发展；女性则被局限于内宅，负责家务打理与后勤保障，完全被排除在正式职场活动之外。

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刚性分工，奠定了日本社会两性不平等的历史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公娼制度与商业活动深度绑定，男性商人将光顾游廓（官方许可的性服务聚集区）视为拓展人脉、缓解经营压力的正常社交方式，这种“职场应酬与性消费挂钩”的初始认知，为后世两性边界模糊埋下了隐患。

日剧《西乡殿》剧照

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期，职场伦理转型为“家族主义型”，进而催生了影响深远的集团主义企业文化。

为了稳定劳资关系、保障经济快速复苏，日本各大企业普遍推行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工资制，将企业打造成“亲如一家”的命运共同体，经营者与员工之间形成“大家长—效忠者”的拟家族伦理关系。

男性被职场深度捆绑，个人生活几乎完全服从于企业需求：不仅要无条件接受长时间加班，还需主动参与下班后的各类应酬。

在此背景下，风俗场所成为“二次会”“三次会”的常用场地，性消费被包装成“维护职场关系、提升团队凝聚力”的必要手段，进一步弱化了与出轨行为的道德边界。

此时女性虽开始进入职场，但多局限于秘书、前台等辅助岗位，处于职场权力链底端，面对男性主导的应酬文化只能被动容忍，两性权力失衡达到顶峰。

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受经济泡沫破裂引发的长期衰退与全球化浪潮冲击，传统职场伦理逐步瓦解，集团主义文化向“社会责任型”转型。

终身雇佣制难以为继，企业推行灵活雇佣模式，年轻职场人开始摒弃“终身效忠企业”的观念，转而追求“工作—生活平衡”。

可即便如此，历史惯性仍未消除——“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依然根深蒂固，女性多被困于低薪、无晋升空间的“女性专用岗位”。

传统应酬文化余毒未清，年轻男性依然面临着“不合群”的职场压力；再加上远程办公的普及进一步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增加了两性越界风险。

于是，男性在这种裹挟下，逐渐将性消费视为职场生存的“必要成本”，弱化了对伴侣的忠诚与责任感；女性则长期处于被动的容忍状态，即便进入职场的核心领域，也需面对比男性更严苛的双重标准。

日剧《暗金丑岛君》剧照

这种伦理惯性与性产业文化、性情分离观念相互叠加，最终导致了日本社会出轨接纳度高、伦理边界模糊的独特困局。

5 年轻革新，两性关系的新可能

9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其职场观念革新率先切断了“职场裹挟—性消费—出轨”的传统链条。

与父辈不同，他们更重视个人边界与自我价值，抵触无意义的下班后聚餐，多数年轻男性明确否定“光顾风俗店是职场必需”，冲击了“性消费=敬业社交”的扭曲认知。

这种观念革新还转化为集体行动：年轻群体通过职场调研、工会发声倒逼企业改革，例如松下集团2023年取消性别区分招聘、推行远程办公常态化。

2025年4月生效的修订版《儿童护理和护理休假法》，更是推动性别平等职场环境的重要成果。

该法案要求，企业为有学龄前儿童的员工提供至少两种灵活工作选项，强制300人以上企业披露男性育儿假使用率，要求100人以上企业设立男性育儿假目标，从制度层面厘清工作与私人生活边界，降低两性越界风险。

除此之外，年轻世代还通过社交平台曝光职场性骚扰案例，推动企业完善反骚扰机制，进一步净化职场两性交往环境。

日剧《我，到点下班》剧照

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为日本两性关系平等化注入了关键动力。受上野千鹤子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日本的青年一代不仅批判传统父权制下“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化分工，还积极推动职场向“能力优先、性别平等”转型。

于是，年轻女性的职业野心显著提升。

2023年《Nikkei Cross Woman》调查显示，希望晋升管理层的女性比例达45.6%，较2022年的31.4%大幅增长，其中30多岁女性晋升意愿最高，申请部门经理的比例从6.1%升至16.4%，甚至超过同龄男性。

就业数据也印证这一趋势：日本总务省2023年数据显示，25～39岁女性就业率达81.5%（创历史新高），全年龄段就业女性超3035万人，女性就业“M型曲线”显著平缓，劳动参与率接近G7国家最高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年轻男性主动摆脱“职场养家者”的单一角色，更多参与家务与育儿，在2025年修订法案推动下，男性育儿假申请率逐步提升，两性关系从“权力依附”转向“伙伴协作”，弱化了传统分工带来的伦理失衡。

另外，他们还通过社会行动深化平等实践，如2021年“Flower Demo”反对性暴力判决抗议，推动2022年《跟踪骚扰规制法》将网络骚扰纳入管制；地方议会女性议员比例从2019年的10%升至2023年的28%，实现了从观念到制度的突破。

当然，年轻人的“觉醒”也并非一帆风顺，让日本两性关系陷入新的价值博弈。

首先，“婚姻可选化”催生多元非婚亲密关系，模糊了传统忠诚边界。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数据显示，30岁以下群体未婚率持续走高，“契约式恋爱”“同居不婚”成为常态，还衍生出“第二伴侣”“职场配偶”“友情婚”等形态。

2024年调查显示，约一成已婚者承认有柏拉图式的“第二伴侣”（多为缓解无性婚姻孤独感）；“职场配偶”指同事间的互信协作关系，下班后各归家庭；“友情婚”则是基于价值观契合的无性行为婚姻，相关婚介机构已出现。

部分年轻人认为，“无情感投入的短期性关系不算出轨”，这种对亲密关系的重构，引发了关于忠诚内涵的新争议。

其次，职场性别平等存在“纸面与现实落差”，大企业女性高管比例偏低的现状未改，这让部分年轻女性对两性关系产生不信任感；部分年轻男性则因“传统性别优势丧失”感到焦虑，两者交织加剧了亲密关系的信任构建难度。

此外，年轻世代内部也有观念分歧，部分人仍受传统伦理影响否定多元亲密关系，新旧观念碰撞凸显了转型期的伦理博弈。

总体而言，“上野世代”主导的职场观念革新，颠覆了日本传统职场伦理，打破了“职场裹挟两性关系”的困局，为两性平等提供了新可能。

同时，历史惯性与新观念的碰撞融合，让日本两性关系进入“重定义忠诚内涵、重构权力平衡”的博弈阶段，为其未来走向注入了多元活力。

6 尾声：上野千鹤子的批判与启示

作为日本性别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78岁的上野千鹤子至今仍活跃在学术与社会批判前沿，其观点持续重塑着日本社会对两性关系的认知。

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男人来说，性产业就是一种借助金钱的力量绕过棘手又麻烦的人际关系程序、只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

这一论断精准戳破了日本男性对嫖娼行为的认知误区，更深刻道出了性产业的核心逻辑——以金钱为媒介简化情感需求的满足过程，本质上是对亲密关系中责任承担与沟通成本的逃避，也为解读日本社会“嫖娼与出轨边界模糊”的现象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上野千鹤子资料图

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思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对日本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的亲身经历与深刻洞察。

年少时被赋予“成为贤妻良母”的传统性别期许，学生运动中遭遇的隐性性别歧视，进入学术领域后面对的晋升壁垒，这些经历让她逐步认清性别不平等的本质，成长为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值得一提的是，她提出的“家务是无偿劳动”“女性主义追求的是让弱者获得尊重的社会”等核心观点，精准颠覆了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性别固化认知，推动全社会深入反思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失衡问题。

她那句广为人知的“人哪有不出轨的？我不信”，并非对出轨行为的纵容或认可，而是对日本两性关系受传统认知、产业文化裹挟现状的无奈调侃。

而由她思想孕育的青年一代的崛起，正为打破这种性别不平等困局、重构健康的两性关系带来了新的希望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