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保姆在儿童援助机构洗手间残忍杀害3岁男童被判有罪

Shardanae Cousins-Emily承认在2023年12月杀害了她表姐三岁的儿子Yverson Belotte Junior，他也被称为Quintanni或Quinn。2月6日，陪审团经过一天多的审议，Shardanae Cousins-Emily被判犯有二级谋杀罪。

就在Shardanae Cousins-Emily于2023年12月2日走进多伦多儿童援助协会（CAS）洗手间并将一名小男孩殴打致死前一个多小时，她给某人发短信写道：“沮丧、痛苦，还在做保姆，但我在这里。”

控方的理论是，这名现年24岁的女子在仅仅五天前得知法院裁定她的儿子将由其父亲抚养后，心情十分沮丧。控方称，Cousins-Emily决定把这种挫败发泄在当周末由她照看的3岁男童Quinn身上。那天Quinn陪同她前往儿童援助协会办公室，与她的儿子进行一次受监督的探视。

当探视结束，她的儿子跟父亲回家后，Cousins-Emily把Quinn带进洗手间并对他进行了残忍的袭击。

周五下午，在听取了关于这名小男孩多处伤势的详细证据后，陪审团裁定Cousins-Emily二级谋杀罪成立：其脑部和胸部出血，额头淤青，两颗门牙被打掉，以及锁骨、耳朵、手臂和手部多处割伤、擦伤和淤伤，其中一些与防御性伤口相符。目前尚不清楚Cousins-Emily如何实施殴打。

Quinn于次日因头部钝器伤死亡。

陪审团主席宣读裁决后，法庭内一片寂静，只有一人发出长长的叹息。

随后，情绪激动的Quinn的父亲Yverson Belotte拥抱了同样情绪激动的控方律师，并与辩护律师Jacob Stilman握手。Belotte表示，他认为自己必须全程出席这场审判，替那个已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孩子发声。

“正义得到了伸张，”Belotte说。“这永远无法让我儿子回来，但至少我有了一点释怀。至少我可以开始疗愈。”

“我本不该站在这里听判决，我本不该在这里寻求正义。我本该在抚养我的儿子。”

在法官和陪审团离开法庭后，Cousins-Emily用纸巾擦拭眼睛。

Stilman与共同辩护律师Roger Rowe承认其当事人杀害了Quinn，因为她在上个月审判开始时曾试图就较轻罪名误杀认罪，但被控方拒绝。辩方辩称，Cousins-Emily当天喝得非常醉，她的醉酒程度加上其精神不稳定的历史，导致她出现了“短暂而急性的自我控制丧失”，因此不具备谋杀所需的意图。

在一份对Quinn死亡表示哀悼的声明中，辩护律师表示他们正在考虑上诉的可能性。

“他的死亡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悲剧。无论本案结果如何，都无法弥补一名无辜儿童的逝去，”他们说。“然而，在审判过程中出现了若干存在争议的问题。我们将审查这些问题，以确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法律途径。”

控方律师Rochelle Liberman和Carimé Boehr告诉陪审团，Cousins-Emily在2023年那个周末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有意且神志清醒，他们辩称没有证据表明她真的处于醉酒状态。

Liberman在周三的结案陈词中说，“她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挫败情绪，把Quinn带进洗手间，在一个私密空间里把挫败发泄在他身上”。“证据显示她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并处于控制之中。”

二级谋杀罪一经定罪，自动判处终身监禁，且在10至25年内不得假释，具体期限将由高等法院法官Kelly Byrne在4月22日的量刑听证会上决定。

Cousins-Emily与Quinn的母亲Shania John曾是寄养姐妹。John作证称，她在那个周末把Quinn交给Cousins-Emily照看，知道她会带Quinn前往Isabella街的儿童援助协会办公室，与她的儿子进行一次受监督的探视。CAS工作人员作证称，这次探视没有任何异常。

Quinn的父亲Yverson Belotte正在起诉多伦多CAS、Cousins-Emily、John，以及一名与Cousins-Emily打过交道的CAS保安，各索赔100万加元，另有进一步损害赔偿待定。其诉讼称，CAS“未能充分确保”其儿子的安全，并未对事件进行妥善调查。目前尚未提交答辩。

Cousins-Emily在探视当天多次进出CAS办公室。中午左右，她在附近LCBO购买了两小瓶酒，每瓶酒精含量40%，总计300毫升。Stilman辩称，他的当事人在返回CAS并于下午3:30推着Quinn的婴儿车进入洗手间前，已经把酒全部喝完——这发生在与她儿子的探视结束数小时之后。

直到下午4:45，她才带着Quinn从洗手间出来，此时她和男童都没有穿裤子——控方辩称，Cousins-Emily可能用裤子擦拭了洗手间里的血迹。

保安Amritparkash Singh作证称，他注意到Quinn额头有伤，两次提出要叫救护车，但Cousins-Emily拒绝了。她说孩子在睡觉，他们要回家。Singh随后拍摄了洗手间隔间的照片，显示隔间门、地板、马桶和尿布更换台上都有血迹。

在论证她当天大量饮酒时，Stilman指出监控录像显示Cousins-Emily在推着Quinn的婴儿车在市中心行走时，曾多次消失在摄像头视野或走进角落区域。他还指出，一名麦当劳经理作证称，他认为Cousins-Emily曾在餐厅角落地板上小便，然后才返回CAS。

辩方还提到，她有精神健康问题史，在杀人前几个月，因邻居报警称她在公寓里尖叫并砸东西而被送医接受精神评估。最后，Stilman指出，他的当事人曾很喜欢Quinn，甚至在杀人前数小时给Quinn的母亲发短信，提出每周六免费照看他。

“这是一宗没有动机、没有目的的犯罪，因此只能被理解为深刻而难以想象的失控产物，”Stilman说，并敦促陪审团不要让对这名幼童死亡的悲剧性情绪“压倒他们的审议，尽管这令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且毫无意义。”

Liberman则辩称，当天与Cousins-Emily接触的所有人，包括CAS工作人员以及麦当劳经理，都没有闻到酒味，也没有注意到她步态不稳或言语含糊。他们都作证称，如果有任何她醉酒的迹象，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而麦当劳经理在Liberman的盘问下承认，他并没有亲眼看到Cousins-Emily小便，而是根据之后看到的情况推断。

Liberman还指出，鉴于洗手间里的大量血迹、众多伤势，以及他们离开洗手间时Quinn身体瘫软，Cousins-Emily明知Quinn很可能会死亡，但她对是否会致死持“鲁莽”态度，因为她拒绝了保安的帮助。随后，Cousins-Emily还能顺利推着婴儿车穿过地铁站，使用电梯，并搭乘正确的列车回家。

“我向你们提交，这表明她当时是清醒的，并有能力理解周围环境，而那正是Quinn最需要帮助的时候，”Liberman对陪审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