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间地头到商界高层 美中“分手账”惊人

　 上周，我请读者就一个已从抽象概念走进我们生活的话题发表看法。随着美国和中国将国家安全置于自由贸易之上，我想知道：你更看重什么？是省下日常开销，还是支持美国制造？

　　大家的反馈是我许久以来读过最为犀利的评论。很明显，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亚马逊(Amazon)购物车里的价格标签；我们正在见证的，可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一次历史性的脱钩。

　　让我们看看大家辩论。

　　许多读者认为，指望“回流潮”带动美国制造业重返黄金时代无异于白日做梦。来自旧金山的戴维·西莱纳斯(David Silenus)认为，即便有任何新的工作岗位，也不会给人类，而是会给“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常见的那种黑灯工厂”里的机器人。在他看来，反华的声响是“一段充满喧哗与骚动的故事”，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所有人都得承受更高的物价。（译注：《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创作的长篇小说，书名来自于莎士比亚剧作《麦克白》中的独白。）

　　密苏里州的农户理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 Oswald)用充满泥土气息的亲身经历，让我们认清了当前的现实。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中国，无论是用于固定汽车和卡车的气坝和车门面板等部件的塑料汽车紧固件，还是他妻子圣诞节送给他的中国产电动自行车。奥斯瓦尔德说，妻子拒绝透露这辆车的价格，但他发现同款车型的售价相对适中，仅要800美元。

　　“所有这些东西都源自中国，”他写道。他补充称，对于许多必需品，“中国不仅仅是主要来源，更是唯一来源。”

　　也有一些读者就这种战略性脱钩的经济逻辑发表了见解。来自旧金山的尼古拉斯·米察科斯(Nicholas Mitsakos)称国内产业独立是个“迷思”。他认为，经济学有个说法叫“比较优势”，即各国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试图与之对抗只会浪费资本。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高效利用资本，而美国制造商已经浪费了数百亿美元，”米察科斯写道。“美国消费者无法拥有选择中国电动汽车的权利。”

　　并非所有人都为廉价商品的终结而哀悼。

　　东京一家金融研究和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Shinya Hanamura从博弈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解释说，我们已经从自由贸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转移到了一个次优的“安全”状态。他将不断上涨的物价称为“地缘政治税”——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被迫支付的、用以减轻供应链风险的费用。

　　对一些读者来说，涨价只是生存的代价。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比尔·莱克纳(Bill Lechner)提醒我们，为美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制造业产能已经不复存在，而这是一种危险的境地。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已难以为继，”莱克纳写道。“我们曾经期望将中国纳入西方经济体系，以此实现利益接轨。但如今愿景落空，反而令我们陷入被动。”

　　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诺曼·蒂森(Norman Tison)自称“异类”，他说他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支持美国小企业或我们的盟友，远比支持我们的对手重要得多”。

　　他宁可花两倍到2.5倍的价钱从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家族企业购买狩猎装备，也不去购买进口产品。对他来说，为支持国内钢铁产业和本地工人付出这笔“溢价”是值得的。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wris)表示他以惨重的代价获得了教训。为满足大客户的需求，他在2002年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结果却因“中国式杀价”导致他的公司破产，并损失了300个美国熟练工岗位。对他来说，为了扭转几十年来的错误决定，消费成本高一点只是“一个小代价”。

（示意图）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集体心态会发生什么变化。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尤金·P·格雷斯(Eugene P. Grace)打了一个尖锐的比喻：美国和中国在经历了一段长期婚姻后，正在进行一场混乱的离婚。就像所有分手一样，双方不仅“积怨难平”，还要“维护”昔日婚姻的共有资产。

　　来自弗吉尼亚州比奇市的史蒂夫·肖尔(Steve Schall)主张走一条中间路线：保持与北京的适度接触，从经济角度将其与美国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这就是“金手铐”理论——如果中国承受不起美国失败的代价，我们或许真能保持和平。

　　总而言之，无论你是密苏里州的农户还是东京的CEO，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再仅仅为商品付费；我们也在为交付这些商品的体系的稳定性买单。读者的反馈指向了一个共识：在这次脱钩达到新的平衡之前，我们注定要面对更高的物价、更少的选择，以及没完没了的“喧哗与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