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说马：大宋亡国，该怪包青天这个“馊主意”？

今年是马年，其实一直想写几篇关于马的散文，今天试一篇吧。

这篇文章的想法，最早是从知识星球上的一个答问那里来的。有人问我，小西，很多人说繁荣的宋朝打不过北方草原民族，是因为丢了燕云十六州、缺马，可是南宋灭亡百年之后，明朝建国时却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甚至敢跟蒙古人掰掰腕子，这是咋回事儿呢？

我想了想，这个问题其实确实蛮有意思的。一提起养马，很多人本能的会往北方草原上去想，辽东、燕云、河套、西域，似乎丢了长城一线，又被阻绝了丝绸之路，宋朝产马就很困难了。

但是这个事儿，你仔细考证一下，又会发现似是而非，就像这个朋友所举的例子，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能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老家淮西那个地方是元朝重要的战马产地。

他手下的很多淮西军功集团的名将，比如徐达、蓝玉等人，那也都是非常杰出的骑兵指挥官。淮西这个地方并不那么靠北，甚至严格说就是中原腹地的一部分。

捕鱼儿海之战——没有一流的骑兵和一流的骑兵将领，谁敢这么打啊？

那一个问题就来了——凭什么，蒙元能在中原腹地建立庞大而优秀的养马基地，宋朝就不行呢？总不能真是养马天赋只有蒙古族同胞独有吧？

其实在北宋初年的时候，虽然丢失了燕云十六州，但宋朝是并不缺战马的，宋太宗两次攻伐辽国，动用的军马据估计都在十万匹以上，打不过主要是因为太宗皇帝这人人菜瘾大，即想防备手下大将拥兵自重，又喜欢越级指挥秀微操。最终高粱河一战大腿上中了一箭，乘着驴车就逃回来了。可是败仗是皇帝亲自指挥打的，皇帝自然不能负责背锅，于是就跟国足踢不过鱼腩球队要找一堆理由一样，上到部将轻功冒进，下到马匹质量不如辽国人好，理由找了一堆。宋朝马政不行的说法也就这么来了。

但是，事实上，直到澶渊之盟签订的真宗朝，宋朝的马政应该依然维持在一个较为良好的状态中。证据是澶渊之盟刚一签，著名的宰相向敏中就曾给真宗皇帝上书，说现在朝廷下设的各个牧马监都马满为患，喂养和管理都需要一大笔成本，既然朝廷有意要罢兵不和辽国人打了，能不能放宽马匹的买卖政策，不再仅允许民间购买牧马监13岁以上老马？

而这个折子，真宗皇帝也真就准了。且你还不能怪真宗皇帝这个决定昏庸。

养马，尤其是在宋朝的腹地养马，那是一件即费钱又占地的大工程，且养出的马匹优先供应军队，民间只能用牧马监淘汰下来的老马。

放在战事频仍的宋初，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咬着牙也不得不搞。可是宋朝跟辽国现在都议和了，大量的膏腴之地不仅要空给牧场、不能用来种田，养出的马匹还要白白老死，不能卖给民间。相当于国营工厂批量生产用不上的坦克，民间却没有车开，这不是巨大的浪费么？

要大炮不要面包，宋朝可不能当苏联啊。

所以向敏中的这个折子，本质上是在要求开放搞活、既然浪费这么惊人，赶紧军转民算了。

而真宗皇帝能答应下来，还是很明智的。

可是宋朝的马政，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前期只是惊人的浪费，逐渐走向了后期的加速朽败。

镜头一转，来到真宗之后的仁宗朝，有大臣又上书皇帝，说“漳河地区的土壤肥沃，朝廷却在这里大量设置国营马场，百姓不能耕种，邢、沼、赵三州一万五千顷的良田一概被圈占用来牧马，实在是太浪费了，请罢这些地区的牧马监，把这里的土地全部分给百姓，纾解民困。”

宋仁宗还真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把黄河以南所有的国营马场都废除掉了。

北宋后期的缺马问题从此开始日趋严重。到了王安石变法时，王安石心急火燎的想要搞“保马法”改革，鼓励民间多养马，其实都肇因于此。

我估计比较有家国情怀的“大棋党”看到这里怕是要拍案而起了——这特么谁啊？提了这么个祸国殃民的建议？为了老百姓能多有几亩地种，坏了国家用以抵御外辱的大好马政？没有战马怎么争雄四方、收复燕云，不收复燕云怎么获得更好的马场？这些清谈空议的文官，表面上体恤爱民，实则都是圣母婊！怎么就不知道勒紧裤腰带，让百姓再忍一忍，等到大宋打下了北方马场再聊种田的事儿呢？

但是，且慢，上这个奏折的人可比向敏中还大名鼎鼎，他名叫包拯——对，就是那个“开封有个包青天”的包青天。

而且包拯上这个折子绝对不是不知兵的书生意气，首先宋朝当时的马政搞不好，要求朝廷退牧还田，这个呼声不是包拯一个人，富弼、范仲淹、滕子京等“庆历名臣”都曾有过相似的议论。马政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必须得改，这几乎已经成了当时朝堂上的共识。

其次一点，包拯在这群人当中，谈马政又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包拯自己就署理过群牧司，他的手下就是王安石。这两个人一前一后，耳闻目睹了当时宋朝的马政败坏到了什么程度——“两监岁费五十六万缗，所息之马用三万缗可买！”朝廷养马每年花的钱是直接到边境榷场上买马的将尽三十倍，这还是王安石后来的推行变法、厉行整顿之后的结果，你可以看到北宋养军马造成了何等惊人的浪费了。

所以包拯上书请罢河南牧马监、退牧还田，根本就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书生之议，他是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惊人的浪费了。

那么宋代的群牧司为何浪费如此惊人，乃至包拯、王安石这样的牛人也整治不了呢？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马匹、尤其是战马，在当时不仅是军需物资、而且是绝对的奢侈品，一匹战马的价格可能够一个中产之家一年乃至几年的家用。而养马这种事情又是带有高度风险形式的，“家有百万，带毛不算”，来了一场瘟疫等等，马匹可能就大量减损。朝廷派再精明的判官也无法完全监控各地马场的官员上下其手。而宋代，乃至中国历代马政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完全国营的，所有权被牢牢抓在朝廷的手中，且朝廷以重视马政为名，给了群牧司官员极大的权力，可以让他们以此为名肆意圈占良田。那么久而久之，走私卖马、贪污腐败、乃至以“养马”为名低价强行征用、侵占民间良田的现象就不断滋生、且屡禁不止了。

而且越腐败则越低效，朝廷花了大量的钱、民间受了极大地滋扰，最终产出的马却寥寥无几。更让人恼火的是，朝廷的监察机构，还没办法约束。因为养马这个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行政监察体系对其隔行如隔山，干脆没法监管。

正因如此，无奈的包拯只好建议皇帝选择“弃疗”——与其维持这么低效的马政，还不如多攒一些钱，通过榷场买马，典型的以买代养。两难自解。

而相比之下，王安石的“保马法”则可谓脑洞大开，另辟蹊径——既然国营马场的低效、腐败和扰民没法遏制，那干脆搞“官督商办”么，搞鸟笼经济、有限开放，让老百姓养军马，军马养出来以后政府集体采购，用来抵税，岂不美哉？

只是后一种做法终归犯了“浴缸里养鲸鱼”的错误，宋朝当时大部分民间力量，本质上都是小农，本小利薄，而养马又必须规模化，根本不是小门小户能承担得起的。那么扶持强大的民间资本，搞真正的“官督商办”的民营马场么？

这个想法却又是远远超出中国古代帝制王朝“制度容量”的，宋太祖说得好“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么！民间敢私藏十服以上的甲胄、兵刃，那都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你想象一下，某个民间富户，如果敢于顶着“官督商办”的名号，养马成百上千匹——那皇上和当地地方官员还睡得着觉吗？

战马在冷兵器时代可是绝对大杀器啊。骑兵冲起来无人可敌，战略机动起来让你追无可追。有哪个皇帝或地方官由此魄力，能养虎遗患呢？就算朝廷有这个魄力，放任民间大规模养马。又有哪个富户钱多了烧的，想去干这个营生呢？万一和接洽的官员事有不协，人家告你个心怀不轨，对大宋朝不够忠诚怎么办？忌惮你这么大的造反，朝廷来个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咋办？而你为了防着官员这一手，只能对方说啥算啥，那对方刻意压价，你养马还能赚到钱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决定宋朝，乃至所有中原王朝没法在中原内地养马的关键因素，其实不是气候，而是制度。古代中原王朝的绝对帝制系统与养马这种产业是“八字不合”的。

诚然，如王夫之所说，汉唐之所以强盛，是因为畜牧业发达。但汉唐的主要战马来源，也是通过收服和威压帝国边缘的草原民族，通过对他们的收缴获得的。像宋朝这样与北方游牧政权长期对峙的王朝，马匹匮乏成为了长期对峙后一定产生的死循环——不是气候条件不允许，而是“制度容量”不足。

而横向比较整个世界，你会发现，内亚游牧民族政权普遍采用的是一种部落联盟，合伙出去抢掠的制度模式的，各部落自己马匹自己爱惜，当然不存在养马的问题。而同时代的欧洲，因为采用的是权力、武力伴随经济一起分散掉的封建采邑制度，虽然也处于农耕文明区域。但欧洲的农耕的发展，似乎并没有伴随着战马的短缺。以骑马为荣的骑士阶层在整个中世纪成为了欧洲的象征。

因为在封建采邑制度下，领主和骑士不会因为后者保有马匹这种战略资源而心生嫌隙，武力与权力的分配是协同而分散的。

所以马政在成平日久之后必然扭曲、败坏，这成为了独属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尤其是宋以后的中原王朝的一个魔咒，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朝廷即想要“强干弱枝”、把马匹这个带来碾压武力的战略资源牢牢操控在手中，就无法达成马匹繁育的廉价、高效，群牧司的腐败与亏损，就成了必然结局。

所以理解了这背后的悖论，你再看包拯的那份奏折，是否就能看出藏在其中的无奈与必然了呢？

马年说马，宋代的马政，与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一样，看似是个运气问题、自然禀赋问题，实则是一个制度选择的问题。它的终局，早在宋太祖做出强干弱枝、“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的选择那一刻起，就已经奠定了。

大宋为什么养不好马？是环境问题么？

不，是制度容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