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美到亚洲,文科专业被砍、学生流失成常态,Z世代的务实,压垮了“灵魂成长”的浪漫 哈佛大三学生安吉丽娜的一次课程查询,揭开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文科危机。当她习惯性点开教学网站,发现自己期待已久的文科研讨课从课表中消失时,还以为是系统故障——直到越来越多同学反馈相同遭遇,她才意识到,这不是意外,而是一场早已酝酿的“文科淘汰风暴”。2024年秋季,哈佛本科生学院悄无声息取消30门课程,涉及20多个系,几乎全是文科专业;与此同时,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多所高校纷纷跟进,砍专业、裁教职、涨学费,文科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这场全球性的“文科倒闭潮”,不仅是高校的学科调整,更是时代价值观的深刻变迁,当Z世代被迫变得务实,当教育被量化为“回报率”,曾经承载人类精神与思考的文科,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
风暴席卷全球:从哈佛砍课到多国高校“弃文从理” 文科的衰退,从来不是某一所学校、某一个国家的孤立现象,而是一场席卷全球的浪潮,从顶尖名校到普通高校,无一幸免。作为全球高等教育的标杆,哈佛大学的举动,无疑是这场风暴最明确的信号。 2024年9月,哈佛校报《深红》披露,本科学院取消了至少30门秋季课程,涉及20多个系,文科专业成为重灾区。被砍的课程中,既有“从莎士比亚到杜阿·利帕的英国软实力”“购物中心的马克思:消费文化及其批评”这类兼具深度与趣味性的研讨课,也有“全球变性史”“拉丁美洲种族的形成”等聚焦小众领域的课程。对于感兴趣的学生而言,几乎找不到可替代的课程,而学院给出的“教师请假、离职”的说辞,在学生眼中不过是托辞——早在此前,艺术与人文学院就已推出“提前一学期注册课程”的政策,实则是通过注册人数,悄悄筛选并淘汰小众文科课程。 这场调整并非偶然。过去十年,哈佛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学生比例从15.5%降至12.5%,而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学生比例则从15.2%升至22.1%;上世纪70年代,哈佛近30%的新生主修人文学科,到2022年,这一比例仅剩7%,其中英文专业学生人数较15年前减少了四分之三,2020年全校7000多人中,主修英文的不足60人。与此同时,哈佛耗资10亿美元、占地50539平方米的奥尔斯顿科学与工程综合楼,在疫情后准时投入使用,一减一增间,早已透露了学校的发展倾向。 哈佛的困境,只是全球文科衰退的一个缩影。英国肯特大学2024年3月宣布,逐步淘汰艺术史、人类学、哲学和宗教研究等6个学科领域的课程;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为应对4500万美元的预算缺口,直接削减28个专业、裁撤143个教职,完全撤销世界语言系,即便师生激烈抗议、教职工代表大会投出不信任票,也未能改变决议;以文科教育为基础的美国玛丽蒙特大学,2023年取消10个人文学科专业及相关硕士项目,理由是“重组资源,聚焦更具竞争优势的领域”。 就连澳大利亚也加入了这场“弃文”浪潮。疫情期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教育改革,大幅提高人文学科学费,同时下调STEM学科(科学、卫生、农业等)学费——人文学科学费上涨113%,每年需花费约4.5万澳元,而“就业导向”学科学费最低仅3700澳元,用经济杠杆强行引导学生远离文科。从欧美到亚洲,文科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曾经的“精神高地”,如今沦为高校削减成本、追求回报率的“牺牲品”。值得注意的是,即便STEM学科被视为“铁饭碗”,最新数据也显示,计算机工程等热门STEM专业失业率高达7.5%,是艺术史专业的两倍多,部分STEM专业本科生的技能适应性,甚至不如文科生的可迁移软技能。 困境根源:务实主义碾压下,文科的价值难以自证
全球文科倒闭潮的背后,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经济环境、社会心态、教育导向多重力量叠加的结果。最核心的推手,是Z世代的务实主义,以及整个社会对“教育价值”的量化评判——当一切都以“回报率”“就业率”为标尺,文科的“无用之用”,便成了最大的“原罪”。 经济压力是直接导火索。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经济受挫,高校财政压力陡增,对于大多数没有充足校友捐款、依赖政府拨款的高校而言,削减“低回报率”的文科专业,成为最高效的“节流”方式。毕竟,STEM学科能带来更直接的科研成果转化、更高的毕业生薪资,也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资助和企业合作,而文科的价值,往往难以用数字衡量,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削减对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024年初发布的报告显示,薪资排名靠前的几乎都是STEM学科,而失业率最高的多是文科专业,这种数据对比,进一步加剧了学生和高校对文科的“嫌弃”。 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心态的转变——千禧一代拥抱文科的“浪漫乐观”,早已被Z世代的“务实谨慎”取代。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业市场持续紧张,中产阶级处境日益不稳定,年轻人被迫放弃“灵魂成长”的幻想,转而追求稳定和回报。攻读STEM学科被视为“正确且明智”的选择,而文科则被贴上“就业难”“薪资低”的标签。更值得关注的是,当科技行业大规模裁员后,Z世代的务实又转向了金融领域,约27%的Z世代学生考虑攻读金融硕士学位,是千禧一代的两倍,这种对“高回报”的追逐,进一步挤压了文科的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文科正陷入“难以自证价值”的尴尬境地。剑桥大学博士生艾莉·卢克斯,因博士论文《嗅觉伦理学:现代和当代散文中的嗅觉政治》顺利通过而分享喜悦,却意外遭到全网嘲讽,被指责“浪费纳税人的钱”,相关帖子浏览量高达1.2亿。这一事件,正是文科被边缘化的真实写照——在快速数字化的社会,人们更看重能直接解决问题、创造价值的技术和技能,而文科所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创造力、文化理解力,往往被认为“无用”。 更讽刺的是,许多文科从业者仍执着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不屑于向学生和社会“推销”文科的价值,而部分高校也未能及时调整文科培养模式,导致文科与就业市场脱节。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英文系教授安德鲁·纽曼坦言,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文科教师有责任帮助学生建立与职业发展的联系,这是“欠学生的”。尽管有“Humanities Works”这样的网站,试图用数据打破人们对文科生的刻板印象,但在务实主义的洪流面前,这些努力显得杯水车薪。 当教育被简化为“技能培训”,当人文精神被量化为“回报率”,文科的衰退,不仅是学科的消亡,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萎缩。俄裔美国学者彼得·图尔钦曾预测,人文领域“精英过剩”(就业市场无法吸纳),将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而如今,Z世代的焦虑与迷茫,或许也与这种“精神缺失”有关——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博德发现,18至25岁的年轻人是抑郁、焦虑最严重的群体,他们的绝望,不仅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更源于失去了文科所承载的精神滋养与价值指引。 破局之路:文科不是“无用”,而是需要重新被看见
全球文科倒闭潮,并不意味着文科“无用”,更不意味着文科应该消亡。正如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所说:“艺术不是谋生的方式,它是让生活变得更加可承受的一种非常人性的方式……都是让你的灵魂成长的方式。”文科的价值,从来不在当下的“回报率”,而在长远的精神滋养与社会进步。 文科的价值,藏在每一个人的成长中——它培养的批判性思维,让我们不盲从、不迷信;它赋予的文化理解力,让我们尊重差异、包容多元;它传递的人文关怀,让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内心的温度。即便在就业市场上,文科毕业生的可迁移软技能,也能让他们在多行业灵活就业,并非一无是处,就像最新数据显示的,部分STEM专业的技能适应性,反而不如文科生广泛。 文科的突围,需要高校、从业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对于高校而言,不能简单地“砍专业、裁课程”,而应优化文科培养模式,加强文科与STEM学科的交叉融合,让文科更贴近时代需求、贴合就业市场,比如将人文知识与AI、大数据结合,培养兼具人文素养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对于文科从业者而言,需要放下“乌托邦式”的骄傲,主动向社会传递文科的价值,帮助学生建立文科与职业发展的联系,打破“文科无用”的刻板印象;对于社会而言,需要摒弃“唯回报率论”的教育评价体系,给予文科更多的包容与支持,明白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STEM学科的技术突破,也需要文科的精神滋养。 全球文科倒闭潮,不是文科的终点,而是文科的“转型拐点”。当哈佛开始尝试合并小语种专业、探索文科改革,当越来越多的文科从业者开始反思并做出改变,我们有理由相信,文科不会消亡,它只会以更贴合时代的方式,继续承载人类的精神追求。毕竟,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社会,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填补人们内心的空虚;一个忽视文科的教育,再高效的回报率,也无法培养出有温度、有思考、有担当的人。 这场席卷全球的文科危机,与其说是“倒闭潮”,不如说是一次“清醒的调整”——它提醒我们,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培养“有用的工具”,而是培养“完整的人”;文科的价值,从来不是“无用之用”,而是“大用之用”,它关乎灵魂,关乎未来,关乎人类文明的延续与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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