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徐志摩会将苏联斥为“血污的乌托邦”？

提起徐志摩，没人会陌生。

一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让他成为了浪漫诗人的代名词；而个人生活的过度“丰富多彩”，也坐实了“民国渣男”的称号。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以温柔浪漫著称的文人，也曾有过锋利如刀的一面。

1925年，他远赴苏联，亲眼见证了那个被当时中国知识界奉为“理想圣地”的国度后，竟给出了尖锐到刺耳的评价。

他怒斥苏联是“血污的乌托邦”，还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血海论”，甚至不惜与左翼文人笔战到底，逆时代潮流，坚守自己的判断。

那么问题来了，他眼中的苏联，到底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

1

为何徐志摩会远赴苏联“朝圣”？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片混沌的乱世。

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没能终结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惨淡局面。所以，整个知识界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救国迷茫——我们该走哪条路？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就在这时，完成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以“新型理想国度”的形象横空出世。它对外极力展现自身制度优势，宣称建立了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瞬间吸引了无数渴望寻找救国良方的中国文人。

一场“苏化”浪潮，迅速席卷整个中国知识界。彼时，瞿秋白便是亲苏派的核心代表之一。

为了追寻真理，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以及外交官职务，不顾亲友的一致反对，于1920年9月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奔赴苏俄。

即便身患重病、生活困苦，他也坚持在苏俄考察了两年多，并先后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热情宣传苏俄是“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将其奉为“中国的唯一希望”。

瞿秋白

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徐志摩也对苏俄满怀憧憬。

受费边主义的影响，他曾盛赞十月革命是“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更为人类立下了勇敢尝试的榜样”，甚至在列宁逝世后撰文悼念，将苏俄的红旗视为“人类新纪元的象征”。

1925年3月，徐志摩赴欧洲游历，特意将苏联作为第一站。不过话说回来，他对苏联的态度还是比较复杂的。

一方面，他认可苏联打破旧世界枷锁的勇气，同情其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甚至在书信中向胡适提及，希望其能成为中国“破局的希望”。

但另一方面，他的两位老师罗素与韦尔斯的论述，也令他感到困惑和不解。

1920年，罗素赴苏联考察归来后，撰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明确批判苏联以残酷手段追求理想，认为“革命不能以牺牲人性为代价”。

同年，韦尔斯抵达苏联后，亲眼目睹苏联当局接待外国名人的套路——提前安排学生背诵自己的著作，私下探访却发现真相截然相反。

这些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徐志摩的判断，也让他的“朝圣之行”多了一份理性审视。

一排左起：王文显、张歆海、徐志摩、张彭春，二排左起：辜鸿铭、泰戈尔，三排右为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

2

莫斯科三日，彻底击碎幻想

走出国门，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亚，徐志摩终于目睹了苏俄。

“苏俄的风光真美！”徐志摩一再从心底赞叹，笔下也做了精彩的描写。但是，“俄国人的生活真苦！”

革命之后的所谓新社会，让徐志摩无法献上他的赞美。尤其是眼前的事实，彻底击碎了他所有的玫瑰色幻想。

他在《欧游漫录》中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都与苏联对外宣传的所谓“理想国度”有着显著差距。判若两人。

最先直击人心的，是民生的极度困苦。

在赤塔车站，徐志摩看到“昏暗如地狱，气味刺鼻”，衣衫褴褛的孩童在寒风中乞讨、冻得瑟瑟发抖，成年民众们个个眼神晦暗；路过餐馆时，“他们总会下意识紧盯食客的食物，脸上没有丝毫喜悦，只有挥之不去的疲惫与麻木”。

他在文中感慨：“悲悯心禁止我尽情描写这里的惨状，每一个眼神里，都是被生活压垮的绝望”。

老照片中的赤塔

抵达莫斯科后，这里依然充斥着贫穷和萧条。

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是见不到的，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却奇缺而且昂贵。

他感慨，“俄国人曾经拥有的贵族气质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

他站在莫斯科的街头，觉得自己“很窘”——倒不是因为自己寒酸，而是因为自己的穿着太阔气。因为在这里，“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而且，“人们的脸上只有忧郁，没有笑容，一个个都好像心头沉重”。

上世纪20年代初的莫斯科

令这位文人痛心疾首的，还有文化的彻底凋敝。

出发前，徐志摩曾对“托尔斯泰著作被禁”的传闻心存疑虑。因此在抵达莫斯科后，他特意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对方的回答让他彻底心寒：

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连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当被问及原因时，托尔斯泰的女儿只是无奈地表示：“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他还发现，苏联的大学教授衣衫破旧、居所简陋，与特权公职人员的奢靡生活，更是形成刺眼对比：

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拜访的一位教授）躲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

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张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服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

上世纪20年代初的莫斯科

当然，最让徐志摩无法接受的，是自由的缺失与刻意的欺骗。

苏俄对外国访客有着严格的接待套路，全程有人陪同，刻意展示“光鲜一面”，掩盖背后的问题——这一点，与他的导师韦尔斯的遭遇如出一辙。

前面提到，韦尔斯访苏时，曾被带去一所小学，该校的学生们整齐背诵他的著作，场面十分“感人”；可当他私下探访另一所学校时，却发现学生们对他的作品一无所知，藏书室里甚至没有一本他的书。

徐志摩坦言：“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类如此也”。

而一次街头争执，彻底击碎了他的最后一丝幻想。

徐志摩在莫斯科街头，亲眼看到士兵粗暴驱赶乞讨的孩童，孩童的哭声撕心裂肺。他当即上前与苏方陪同人员争执，质问对方为何如此冷漠。对方的回答冰冷又残酷：“这是革命的必要代价。”

那一刻，徐志摩终于明白，苏联的所谓“理想”，是建立在无数人的苦难之上，是用牺牲人性与自由换来的。

上世纪20年代初的莫斯科

离开苏联后，徐志摩彻底放下所有憧憬，以最尖锐的笔触写下了自己的评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振聋发聩的“血海论”：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他在《欧游漫录》中直言：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只是血污的近迹；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在这里，什么习惯都打得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竟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来走，谁要再站起来就是笑话。

话语里满是尖锐批判，直指苏联颠倒社会秩序、禁锢思想的本质。他明确表示——这个模式绝非中国应效仿的道路，这样的“理想”，太过残酷，太过冰冷。

上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

当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徐志摩的评价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他仅在莫斯科停留三日，未深入苏俄的偏远地区，也未真正理解苏俄革命的复杂性以及历史必然性——彼时的苏俄刚经历革命，又遭遇东部旱灾，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

实际上，瞿秋白在报道中也曾记录“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的灾情，只是他更侧重报道政府的救济措施，而徐志摩则更关注苦难本身。

其次，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徐志摩对苏联的集权模式存在天然排斥，未能客观看待苏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探索与挣扎。

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观察倒也为盲目亲苏的时代保留了一份清醒的声音。

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民众

3

逆潮流与左翼文人笔战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界，早已阵营分化、针锋相对。

左翼人士推崇苏联模式，将其视为中国的唯一出路；自由主义者则坚守个人自由，反对集权统治，双方争论激烈、互不相让。

徐志摩对苏联的尖锐批判，自然引发轩然大波，他也因此成为左翼文人批判的焦点。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后，主动发起了“苏俄仇友”大讨论，旨在打破舆论界一边倒的亲俄氛围。

他联合胡适、梁实秋等同仁，积极宣传反俄主张，同时允许不同观点的读者来信投稿，不搞“一言堂”，力求让不同声音都能被听见。

一时间，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立场两极分化：

有人怒斥他“卖国求荣”“阻碍中国革命进程”，骂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也有人直言“终于有人敢说真话”，称赞他“清醒独立，不盲从潮流”。这场讨论轰动整个知识界，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舆论事件之一。

《晨报副刊》版面

不过，铺天盖地的批判没有让徐志摩妥协，他始终坚守立场，不仅通过文章发声，还走进校园演讲。

访苏归国后，他曾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演讲，现场展示记录苏联民生的手稿与见闻，讲述自己看到的苦难与压迫。

演讲过程中，一群左翼学生当场砸场，大声斥责他“歪曲事实”“卖国求荣”，试图阻止他继续演讲。但徐志摩异常平静，他整理好手中的手稿，缓缓说道：“我讲的是事实，哪怕无人相信，我也要讲完，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

最终，他坚持讲完演讲，让在场不少学生开始反思——自己追捧的“理想圣地”，或许并非完美无缺。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校门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他与陈毅（没错，就是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的激烈笔战。

1926年1月，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陈毅撰写《纪念列宁》一文，特意寄给了徐志摩，希望能在《晨报副刊》刊发，并直言“为的使列宁纪念能在善于反宣传的《晨报》上吐露一点消息”。

但徐志摩看完文章后极为反感，当即拒绝刊发，还发表了《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公开驳斥。

他在文中称列宁是“一个造警句编口号的圣手”，直言不讳地指责陈毅“弄弄火，捣些小乱子，盲从不完全可靠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丝毫没有留情面。

陈毅见状当即反击，在文章中怒斥徐志摩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指责他“得了研究系的睁眼不顾事实一派家传，否认由经验而得来的革命教训”，直斥他脱离中国现实，不懂底层百姓的苦难，更不懂革命的真正意义。

这场笔战你来我往、言辞激烈，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大热点，也让徐志摩的处境愈发艰难。

青年时代的陈毅

除了陈毅之外，他还与郭沫若展开了激烈辩论。

1926年，郭沫若在左翼刊物《创造季刊》上发表专题文章，直指徐志摩“沉迷浪漫、不懂革命真谛”，骂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认为他对苏联的批判，本质上是在阻碍中国革命前进。

面对郭沫若的指责，徐志摩没有退缩，随即在《晨报副刊》发表《答郭沫若先生》，以亲身见闻为依据，一一驳斥对方观点，直言“我所见的苏俄，是血污的乌托邦，而非你口中的理想圣地”。

他强调，自己并非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以牺牲人性与自由为代价的残酷革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晨报副刊》终因立场问题受到打压，他的文章也多次被左翼刊物合力围剿，但他也从未放弃发声，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直到1931年飞机失事离世，这份清醒与坚守，贯穿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4

尾声：徐志摩评价的当下价值

徐志摩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苏俄的评价被刻意忽视，甚至被贴上“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标签，被打入“冷宫”。人们提起他，要么是那个写尽浪漫的诗人，要么是那个私生活不检点的“云中鹤”。

直到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对苏联的判断，也终于理解了他评价背后的深意——他不是反对革命、否定理想，而是反对以残酷手段实现理想，反对以牺牲个人自由、践踏人性为代价的“进步”。

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放到当下，徐志摩的评价依然有着深刻启示，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要理性看待理想，警惕“乌托邦幻想”。

我们可以有理想、有追求，但不能盲目追捧某一种模式、某一种理念，更不能忽视现实苦难与人性本质。任何脱离现实、践踏人性的“理想”，最终只会沦为残酷的枷锁，正如徐志摩所说，不必为了所谓的“天堂”，先去酿造一片“血污海”。

其次，要保持独立思考，不被舆论裹挟。

在信息繁杂、立场多元的当下，我们很容易被单一观点引导，陷入盲从困境。而徐志摩用自身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清醒，是不随波逐流、不盲目跟风，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坚守判断，不违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