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尔班的难民政策，跟简中网络价值观并不一致

昨天开始，朋友圈和各个群里的话题都是欧尔班大选失利。掌控匈牙利十六年之久的欧尔班，因为亲俄又亲川普，离不开欧盟又在欧盟内部搅动局势的政治风格，一直被许多人所关注。

我在昨天公号推送里写道：“我向来厌恶强人政治，更不认为从冷战铁幕走出来的匈牙利依然需要强人政治”，欧尔班推行国有化、限制司法独立、控制媒体的威权化统治风格，对于一个欧盟国家来说是巨大倒退。当然，在习惯性慕强、对权力顶礼膜拜、总希望“国家管起来”的简中网络，欧尔班很有市场。

某些人对欧尔班的赞赏，还集中于前些年难民危机的表现，认为欧尔班拒绝接纳难民，可谓高瞻远瞩加铁腕手段，值得敬佩。

这事儿怎么说呢？我当时写过多篇关于难民危机的时评，对欧盟各国的难民政策和应对方式也有了解。德国最初那种不加甄别地无条件接受，我不能认同，匈牙利（与之作风类似的还有“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另外三兄弟）的做法，我反而相对更为认可，但它们的实际做法，又并非某些人理解的“抵制”。

在简中网络讨论问题，最大的难题就在于信息源，大多数讨论并未基于事实。说起难民危机，同样因为各种虚假新闻和宣传口径问题，存在许多事实误区。比如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捷克、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其实也接纳了大量难民，所谓“拒绝”只是与德国法国等其他欧盟国家存在理念和思路上的差异，并非某些人理解的“把门一关，一个也不放进来”。

事实差异巨大，观念差异同样巨大。记得难民危机时，我还见过作者跟三个德国人在火车上聊天，就得出德国人大爱无疆、普遍希望接纳难民的文章，这样的结论太轻率了。事实上，德国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前东德地区对难民的接纳度就明显低于前西德地区，这与整体民众素质有关，更与经济实力有关。

当初的难民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恐袭危机（尽管二者不能武断地判断为直接联系），欧盟始终在面对新老欧洲步调不一的问题。

2015年，我在波兰华沙旅行时，就恰逢一场浩大的游行抗议，抗议目标是关于难民的移民政策。当时难民问题尚未激化。不久后，随着大批难民涌入，欧盟公开分摊难民方案，华沙又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抗议，七千右翼分子抗议波兰政府接收难民的计划。在随后的大选中，已在波兰执政八年的公民纲领党下台，右翼在野党法律与公正党上台。法律与公正党的竞选纲领主要有二，一是反移民，一是增福利，二者均迎合了波兰民意。

2015年11月的巴黎恐袭事件发生后，波兰政府率先宣布将不会实施欧盟制定的难民分配计划。比利时布鲁塞尔暴恐案发生后，当时担任波兰总理的贝娅塔•希德沃再度表示，波兰此后将不再根据欧盟难民分配计划接收难民，因为政府必须首先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并称欧盟并未从恐袭中吸取教训。

将恐袭与难民问题简单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判断。欧洲被恐怖主义侵袭自有历史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无差别接收难民确实会埋下隐患，谁也不能判断有多少恐怖分子混入其中，又有多少难民会在失望中转投极端主义。波兰并非强硬对待难民的唯一，匈牙利的表现更为强硬，它是维谢格拉德四国中最早启动边界管制的。但要注意的是，当时的边境管制并不是一关了之，波兰和匈牙利更多是采用了甄别方式，尽管难免因此效率很低。

波兰和匈牙利同属维榭格拉德集团成员，集团的另两个成员——捷克与斯洛伐克同样在难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四国曾集体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欧盟提出的重新分配12万名难民份额的方案。这四个国家均地处中欧，当年同为政治范畴的东欧国家，在东欧剧变后转向西方，2004年一起加入欧盟，并加入申根协定，被视为冷战后“新欧洲”的代表。

当德国最先向难民敞开怀抱，同样高福利的北欧各国紧紧跟随时，维榭格拉德集团四国却是另一番态度，斯洛文尼亚等也紧紧跟随。当然，德国和北欧诸国也没有比它们支撑更久，同样在难堪重负的情况下被迫实施了边境管制。

但即使如此，许多人仍对“新欧洲”的强硬表示忧虑。他们认为，在加入欧盟时，对欧洲价值观的认同是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被接纳的重要条件，其中就包括开放市场、透明政府、媒体独立、开放边境、文化多元和保护少数民族以及不歧视外国人等。而他们在面对难民时的表现，多少说明这些价值观尚未完全被这些国家所接受。

这个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在自由的欧洲世界，前东欧国家当然是后来者，需要时间去改变。但在难民问题上，新老欧洲的步调不一或许并非这么简单，左右各国思路的也许并不仅仅是价值观，还有现实问题。而当我对这些现实问题一一检视时，又会诧异地发现：这些现实问题不仅仅是新欧洲的问题，也是老欧洲的问题，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谁有谁无，而在于谁先谁后。也就是说，在难民问题上，往往是新欧洲先感受到危机并采取措施，老欧洲先是批评新欧洲的做法，再后知后觉，走上相同的路。此中所暴露的问题，其根源也许在于欧盟自身。

先说说地理问题。德国和北欧各国是难民潮的“终极目标”。匈牙利作为前往奥地利乃至德国的重要通道之一，受冲击最大，也最先启动边境管制。但要留意一个前提因素：尽管匈牙利仅仅是个中转站，但匈牙利政府担心一旦德国、奥地利等国启动边境管制，大量难民将滞留匈牙利。事实也的确如此，难民问题爆发不久，德国和奥地利就暂时恢复与匈牙利的边界管制。所以，匈牙利的边境管制并不是一味拒绝难民，而是未雨绸缪，甚至可以说是预料到了德国等国家未来注定难堪重负，所以提前准备，以免难民进不了德国和奥地利，却大量滞留在自己这里。

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的情况类似，它们都可算作难民潮涌入的第一线，同样担心德国等国家一旦无法接纳更多难民，将导致难民大量滞留本国。

与其批评维榭格拉德集团四国的强硬，不如检讨为何德国和北欧诸国在开闸后又筑起篱笆，这是不是暴露了欧盟在难民问题上的缺乏协作？是不是说明了欧盟没有正确预估形势，更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形成对难民从接纳、甄别到认可等各个环节上的有序控制？

再说经济问题。东欧剧变后，前东欧各国发展不一。与“老欧洲”距离最近，在体制上也最为开放的维榭格拉德集团四国发展最好，以人均GDP计算，都已早早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则明显滞后。而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始终极具抗争意识的波罗的海三国发展又相对较好，被前苏联体制羁绊较深的白俄罗斯等则发展缓慢。

这种情况与地理位置有关，但跟体制关系更大。它印证了一个道理：前东欧国家的转轨，谁拥抱欧洲一体化更为彻底，谁的发展就更顺利，谁无法割断与前苏联体制的联系，发展就不顺畅。

但即使“新欧洲”奋起直追，发展极快，它们与老欧洲的经济仍有一定差距，即使已经迈入发达国家的维榭格拉德集团四国也是如此，尤其是比较对象是高福利的德国和北欧诸国时。对难民问题最为强硬的匈牙利，2008年时就受到经济危机重创，当时财政吃紧，对难民安置问题自然心怀恐惧。

波兰算是一个反例，它看似不起眼，但被一些经济学家誉为“25年来世界唯一真正经济奇迹”，已是欧盟第六大经济体，地位相当重要。如果说波兰作为一个反例尚不够充分，那么老欧洲的英国当时也拒绝加入难民配额系统，并在不久后举行脱欧全民公投，则侧面说明了经济问题也许并非唯一问题。

英国和波兰其实有些相似，当时两国内都有较强烈的声音认为欧盟部分规定限制了本国主权，二者均未加入欧元区，而是继续使用英镑和兹罗提，二者近年的经济局势都强于大多数欧盟国家。在英国的“脱欧派”看来，申根区人员自由流动以及松懈的边境管控对英国安全是一种威胁，开放边界正在将欧洲公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比利时恐袭事件加剧了这一认识。

更大的反例是德国自己。2015年9月16日，时任柏林副市长柴亚曾表示：“对于德国这个有能力举办世界杯、奥运会的国家，解决难民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经济上的困难。”但事实很快就告诉了他，难民问题绝对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不同文化、宗教碰撞产生的社会隐患才是真正压力所在。

宗教原因确实值得一提。作为曾经的世界中心，欧洲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从原先的优越感爆棚滑向了另一个刻意强调“政治正确”的极端。这种“政治正确”的集中呈现便是“文化相对论”，当年的“欧洲文化最先进”变成了“文化无优劣之别”。也正因此，多元文化政策在西欧地区成为共识。多元文化在民族政策上的体现，便是不要求移民改变自身文化特色。

“新欧洲”明显不一样，它们的文化相对更为单一。波兰就是典型例子，90%的人信奉天主教。按2015年数据，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穆斯林人口均占本国人口的不足1%，而法国和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分别为7.5%和5.8%。当时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均由右翼政党执政，均反对任何削弱“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举动。斯洛伐克政府就曾表示“我们只接受叙利亚难民中的基督教信徒，不接受穆斯林”，他们也不认为此举有涉歧视，而是保护，因为“斯洛伐克境内没有清真寺，就算收留穆斯林难民，他们要如何融入社会？”欧尔班当时也曾表示，大规模涌入的穆斯林移民恐威胁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和价值。

但这种担忧不是“新欧洲”独有，老欧洲也在难民潮和恐袭后出现了这样的情绪。如比利时恐袭后，希腊民间就产生了对官方接纳难民的抵触情绪，认为难民的风俗和宗教和当地居民“不兼容”。德国科隆的大规模性侵案后，美国《时代》周刊当时也认为，这会使得欧洲“嘴上不说、但心里对移民抱有的各种恐惧公开化——包括对文化碰撞的恐惧、对暴徒人数多过警察的恐惧、对向那些憎恶女人的人宽容地打开大门的恐惧。”

再以德国为例，当时德国已拥有1600万移民，接近总人口20%，其中穆斯林达400万。后者的文化封闭性同样被德国政府容纳，但部分穆斯林习俗确实存在与现代文明不符的一面（如目前德国穆斯林男性中，多妻者达35%），成为了对欧洲民主宪政及基督教文化价值的重大挑战。当时担任德国巴伐利亚州财政部长的马库斯·索尔德就曾说过：“即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善意，我们也无法融合那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在我看来，老欧洲未必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新欧洲，因为从公元10世纪以来，匈牙利就被称为欧洲的“基督教之盾”，无论是13世纪的蒙古人，还是17世纪的奥斯曼人，都在这面盾牌前停下扩张步伐。甚至可以说，没有这面盾牌，就没有如今的欧洲价值。正因为这样，“新欧洲”在宗教问题上的忧虑或许并非完全不合理，毕竟，因为历史原因，它们对某些外来宗教有着巨大的恐惧。欧尔班当时所做的，更多属于匈牙利人的基因惯性。

欧洲有着悠久的接纳难民的传统，而且近百年来，其内部人口迁移常常是由东向西。如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人涌入西欧，到了冷战期间，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八十年代的波兰危机，都造成了大量人口流亡西欧。东欧剧变后，也有大量人口流向西欧。

难民危机时接纳难民的急先锋德国，更是有着丰富的接纳难民经验。二战后，西德主张自由开放，1949年将难民庇护条款第一次列入宪法，规定“所有被政治迫害的个人受到政治庇护”，从此接纳了许多来自苏联、东欧和东南欧的难民，东德人更不必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避难者开始进入德国，其中多数来自伊朗和黎巴嫩。到了90年代，统一后的德国一方面要接收流落海外的德国人回归，另一方面也接纳了大批前东欧国家的民众，以及在中东和前南地区战乱中流亡的难民。

但这次难民危机与此前完全不同。它不是欧洲内部的人口迁移，目的也不像冷战时期寻求政治避难那般单一。冷战时期，无论是匈牙利、捷克、波兰还是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高素质群体的比例都相当高。即使是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群体，也因为语言和习俗的相近，得以较快融入社会，能够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成为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复苏，成就“黄金三十年”的重要砝码。但即使是德国这样的受益者，当初面对难民时也出现了种种问题，德国政府被迫于1993年大幅减少难民权利，并最终通过了新的难民审核程序法。

相比之下，十年前的那些难民，融入社会的难度大得多。以难民充实劳动力的想法，在难民危机初期就被许多人质疑。还是以德国为例，德国经济以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和电子工业等为核心，这些在中东难民的祖国均非传统行业，因此难民多半不具备相关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即使是其他行业的普通工作，难民也未必能够胜任，有数据显示，70%以上的难民没有受过正规职业培训，就业前景并不乐观，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难民的性别比例问题也是一大隐忧。据瑞典的统计数据，2015年向该国提交庇护申请的难民中，有71%是男性。也有统计显示，难民性别比例差异极大，其中男孩数量是女孩数量的11.3倍。性别失衡往往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且因为文化背景，难民对待女性的态度与欧洲价值观相悖。挪威在归化移民时，培训课程中就专门有“不允许强迫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一项，对浸淫于现代文明的人来说，这个课题简直是搞笑，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是必要。

当时德国“敞开怀抱”接纳难民，国内知识圈也产生了争论。一方担心欧洲“绿化”，认为欧洲应该封闭，另一方则认为欧洲人自己都选择了接纳而非歧视，我们有何资格歧视其他种族。我则认为，两种思路都有狭隘一面，前者漠视价值观，后者同样没有价值底线。

欧盟的制度设计早有缺陷，在其一体化制度设计里，贯彻了共同边界与人员自由流动，却没有统一的难民和移民政策，以至于面对难民时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推诿。自由开放的欧洲价值观当然没有错，但当时欧洲仅仅拥有开放多元的价值观和丰沛的人道主义，但却不具有与之匹配的机制和能力。

相比之下，欧盟采取“掏钱买平安”的手段，将土耳其作为安置难民的收容站，虽然看起来“市侩”，却不失为一个办法。更有意思的是，将土耳其作为收容站，与当年东欧地区成为“基督教之盾”的本质并无不同，从这一点来看，“老欧洲”与“新欧洲”在难民问题上确实只有先后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