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闭门交代与爱泼斯坦3年纠葛：我真的错了

美国——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周三出席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一个小组的闭门问询。该小组正在调查杰弗里·爱泼斯坦相关档案。盖茨成为这项大规模调查中最新一位作证的知名人士。

随着议员加大对与爱泼斯坦有关联的权势人物的审视，并推动调查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力度，盖茨此次作证受到关注。他的闭门陈述可能影响接下来哪些信息会被公开。相关记录预计稍后公布，委员会也可能传唤更多证人。

盖茨表示，他是自愿出席，并希望自己的证词有助于“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目前，委员会正在审查将他与爱泼斯坦的会面和通信联系起来的文件。

议员们当天进出问询室时，对这场问询给出了不同描述。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蒂姆·伯切特称，提问“很激烈”；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蒂则表示，盖茨“对抗性很强”，“并不算特别坦率或直白”。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伯特·加西亚说，盖茨对部分提问有所反驳，但“回答了问题”。

随着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审查与已故金融家爱泼斯坦关系网络有关的文件，盖茨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再次受到关注。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记录显示，盖茨在大约2011年至2014年间曾多次与爱泼斯坦会面，其中包括日程记录、讨论慈善计划的电子邮件，以及两人共同出席活动的照片。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2月，盖茨在与盖茨基金会员工举行的一场员工大会上承认自己曾有婚外情，并就自己与这名已故、被定罪的性犯罪者的关系道歉。该报称，盖茨承认自己曾有婚外情，后来被爱泼斯坦得知，但他说这些事情与爱泼斯坦的受害者无关。《华尔街日报》表示，这一报道依据的是其审阅过的一段会议录音。

盖茨多次承认自己曾与爱泼斯坦会面，但将此形容为一个错误。他在预先准备的陈述和此前公开表态中都表示，自己“根本不该见爱泼斯坦”，并否认在双方接触期间知道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

梅琳达·弗伦奇·盖茨曾公开表示，前夫与爱泼斯坦的会面让她深感不安，也给他们的婚姻带来压力。她回忆说，自己“并不喜欢”这种关系，并明确向丈夫表达了担忧。在最新一批爱泼斯坦档案公开后接受采访时，她说，再次受到关注让她想起“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光”和“难以置信的悲伤”。她还暗示，盖茨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是导致两人婚姻破裂的因素之一。她同时强调，关于这些关联尚未解答的问题，应由相关当事人，包括她的前夫，来回答，而不是由她回答。

新墨西哥州民主党众议员梅拉妮·斯坦斯伯里表示，盖茨承认之所以与爱泼斯坦保持联系，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有限的关系”是“接触富有捐赠者的一种可接受方式”。

比尔·盖茨完整开场陈述记在下面：

“主席先生、首席少数党成员、各位委员会成员：

“感谢你们给我今天出席的机会。

“我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回答你们关于我与杰弗里·爱泼斯坦接触的问题，并为委员会这项重要工作尽一份力。我支持公开所有爱泼斯坦档案，也真诚希望，通过你们以及其他为受害者发声者的努力，爱泼斯坦犯罪的幸存者能够获得他们应得的正义。

“首先，我想非常明确地说明：我从未目睹，也从未察觉爱泼斯坦正在持续从事犯罪活动。我从未去过他的岛屿、牧场或佛罗里达住所。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虽然他可能试图与我建立私人关系，但我对此从无兴趣，也从未予以回应。

“2011年，我通过一些在职业和慈善工作中值得信任的人认识了爱泼斯坦。爱泼斯坦声称，他可以从一些接受他税务和遗产服务的人那里，为全球健康事业筹集数十亿美元。我记得自己知道他过去曾有法律问题，但并未充分了解他所犯下罪行的严重程度。我接受了这次引荐，却没有进行本应有的审慎判断。

“近20年来，我把全部工作重心都放在全球健康和教育上。我一直相信，所有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每个孩子都应有机会过上健康的生活，无论他们出生在哪里。我投入了自己的资源和时间，但仅靠我的财富，仍无法填补巨大的资金缺口。这也是为什么，鼓励其他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投资全球健康，已成为我工作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我与爱泼斯坦的接触，最初只是少数几次初步会面——2011年3次，2012年2次——当时我主要谈的是自己工作的目标。到2013年和2014年，我们开始有更多交流。讨论的重点是寻找潜在的捐赠安排方式，例如捐赠者建议基金，以及如何吸纳他所称有意作出大额捐赠的人。我从一开始就明确告诉爱泼斯坦，他绝不会在任何工作中扮演角色，也不会获得任何报酬。

“2014年，在爱泼斯坦召集了一群他所称的潜在捐赠者之后，我意识到，我们此前的讨论本应转化为实质性的慈善支持，但实际上已经走进死胡同。很明显，这群人中没有谁有足够兴趣继续推进。那时我得出结论：爱泼斯坦永远无法兑现他的承诺。我告诉他，我们不会再继续下去，并停止了与他的通信和会面。**我们的接触在2014年12月结束。**那是在媒体新一轮报道和法院解封文件揭示其罪行规模的4年前。

“也正是在同一时期，我私人办公室的一名员工正准备离职。这名员工请爱泼斯坦就离职条件进行谈判并提供建议。我没有要求——我也不想、更不需要——爱泼斯坦介入这件事。他的介入导致他与我的团队成员以及我本人之间有了电子邮件往来、电话沟通和会面。不过，我们最终达成的协议，与爱泼斯坦插手前数月就已商定的内容并无不同。

“此后，我得知爱泼斯坦已经掌握了我个人生活中的敏感信息，包括我在婚姻中不忠的事实。这些婚外情与我和爱泼斯坦的接触毫无关系，但它们给我的家庭带来了痛苦。正如公众如今可以从已公开的档案中看到的那样，爱泼斯坦试图利用我不忠的信息——再加上他编造的许多谎言——向我施压，迫使我重新与他接触。他没有得逞，但这显示出他如何试图利用与我的接触来推进自己的目的。

“我一开始就不该见爱泼斯坦。基于我现在所知道的一切，我明白，即便他真的带来了他承诺的新捐赠者，也不足以为与他来往提供正当理由。

“我现在明白，他试图借助与有声望、有权势人士的联系，为自己塑造一种合法形象，以转移外界审视，并试图修复自己的名声。我当时过于专注于为全球健康筹资的可能性，以至于让这一目标压过了更应有的判断。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认识，也让我更加意识到，必须警惕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如何操弄接触机会和声誉。

“在我的工作中，声誉是建立挽救生命合作关系的基础。与爱泼斯坦会面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也让这项工作面临风险。他的行为与我致力于建设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过上健康而有成效生活的世界这一努力背道而驰。如果我与爱泼斯坦相处的那段时间，曾在任何程度上赋予他可信度，我深感抱歉。我从中吸取了重要教训，现在即便只是有限接触，我也会对合作对象更加谨慎。

“我期待回答你们关于我与爱泼斯坦接触的所有问题，以及主席今天在出席邀请中列出的议题。“委员会的工作至关重要。我真诚希望，那些因爱泼斯坦犯罪而受到伤害的人，能够获得他们应得的正义。“谢谢。”

爱泼斯坦的财富主要来自金融业务。他以资金管理人的身份，为少数高净值客户提供服务。公开报道和政府记录显示，他设立过投资公司，并为富有人士管理资金，但其金融活动的完整范围至今仍不清晰，也缺乏透明度。

他与商界、政界和金融界权势人物的联系，帮助巩固了他的地位，并使他得以进入精英网络，这反过来又支撑了他的金融交易。联邦调查中公开的文件显示，爱泼斯坦在多个行业建立了广泛关系，这也是外界持续追问他如何积累并维持财富的原因之一。

爱泼斯坦于2019年8月在纽约一所监狱的联邦羁押期间死亡。当时，他正因涉及未成年人的违法交易指控等待受审。作者：加布·惠斯南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