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习近平堕入美国无意间下的咒语

中国正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DeepSeek震撼全球、AI与芯片投资狂飙，地方政府争相押注高科技产业；另一边却是房地产低迷、地方债高达60兆元人民币，企业陷入削价竞争，民众捂紧荷包不敢消费。

《经济学人》8日指出，习近平正试图以高科技取代房地产，打造新的成长引擎。然而，少数城市培养出世界级科技巨头的同时，更多地方留下的是空荡荡的AI园区与停工工厂。当机器人愈来愈多，经济焦虑却未见消散，中国的科技豪赌能否成功，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的全球经济格局。

中国经济的两个世界：顶尖科技＋落后城区

在江西鹰潭南边的工业园区里，大量数位化科技企业进驻，国家级通讯实验室也在附近设立了顶尖的研究中心。过去十年，当地官员推动老旧的铜产业升级转型，改生产高阶电子零组件。这项投资在2025年迎来回报，鹰潭人均GDP逆袭省会南昌，而在十年前，鹰潭还落后四分之一。

但只要走出园区，传统露天市场和路边摊随处可见，与内陆其他落后小镇没两样。更现实的是，当地经济正被房市低迷与2010年代初累积至今的巨额债务死死拖住。《经济学人》观察到，这种尖端科技与落后城区并存的魔幻现象，正在全中国上演。高盛预测，高端制造业到2029年前，每年能稳定贡献约1%的实质GDP成长；但过去两年房市崩盘削去2%的经济增速，这股冲击未来几年持续发散。

整体来看，中国经济近年显著放缓，始终无法从疫情期间反复封控的创伤中复原。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先进电动车销往海外，但饱受疫情与房市崩盘打击的中国民众，加上政府给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太薄弱，根本不敢花钱。长达三年的工厂出厂价持续通缩，直到今年3月才因美伊战争引发油价冲击、推高国内能源价格而结束。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洪源远（Yuen Yuen Ang）指出，现代史上从未有任何大型经济体，一边全力投入尖端科技，一边同时面对经济放缓与地方债危机。虽然房市崩盘的冲击几年内会减弱，但高科技这个新引擎其实相当脆弱，正面临电动车需求转弱、长期贸易战和能源危机的考验。即便如此，习近平依然决定孤注一掷，押注在土地和房产这套旧成长模式彻底崩塌之前，新经济模式能够先成型。《经济学人》形容，这无疑是一场退无可退的高风险赌局。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还能等来下一个DeepSeek吗？

《经济学人》指出，中国旧有的经济成长模式，最初成形于沿海地区，再逐步向内陆扩散。富裕东部沿海的工厂雇用了大批内陆的低薪农民工，他们因为拿不到大城市的户籍，往往把赚来的血汗钱转头投入家乡房产。在过去二十年的房市荣景里，高楼住宅连在落后的小镇都遍地开花。这些建设每年雇用数千万名建筑工人，吸纳了海量低阶制造产品，高铁也一路铺进了最贫困的县区。

然而，这一切投资全靠地方政府疯狂举债支撑。一项估算显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已高达60兆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43%，相比之下，美国这个数字仅有12%。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最依赖借钱盖房、铺路、造桥，这让西南部的贵州省出现极其魔幻的画面：这里一边拥有高达626米、全球最高的大桥，另一边却背负难以偿还的巨额债务。迄今为止，这些昂贵的公共工程几乎都创造不出足够的收入来还债。

中国贵州北盘江第一桥。（照片来源：维基百科）

眼看老路走不通，投资改砸向范围更窄、成长更快的创新产业。每当习近平宣布新的科技目标，要在人工智慧、机器人、核融合发电等领域称霸世界，全国数百座城市就会迅速跟进相关计划。过去12年，中国国家半导体基金累计募资约6,870亿元人民币；政府支持的基金去年管理资金规模也暴增75%，冲上近4,000亿元人民币。去年12月，中央再度成立1,000亿元人民币的国家创投基金，专门投资航太、半导体、脑机介面与量子科技。

许多地方政府，包括不少小城市，也纷纷利用税收和地方国企的资本设立类似基金。他们兴建“高新技术园区”与“AI园区”，祭出税收优惠和补贴招商。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珍奥伊（Jean Oi）指出，地方官员巴望著这些科技企业未来能创造税收，帮地方政府逐步摆脱债务困境。在他们苦苦等待自家城市孵化出下一个DeepSeek的同时，中央政府则放宽了规定，给予地方更多时间去展延、偿还债务。

中国模式的成败：不是每座城市都能成为北上深

在这套中国模式的运作下，富裕的大城市确实能取得成功。北京、杭州、上海与深圳预计将吸纳了全中国约70%的AI投资，野村证券分析师陆挺指出，这股科技热潮反过来带动了当地的住房需求，刺激局部房市复苏。少数幸运儿如安徽合肥，也精准培育出京东方科技、蔚来汽车等产业龙头，甚至让大学孵化出语音辨识大厂科大讯飞，并由官方共同创办记忆体芯片大厂长鑫存储。然而，这类成功案例极其罕见，且几乎全垄断在资金与人才充裕的成熟商业中心。

然而，《经济学人》也发现了一些失败案例。从鹰潭搭高铁仅需一小时的江西宜春，2021年砸了23亿元人民币，在大型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兴建电动车厂，却因为缺乏周边供应商与技术人才，工厂早已停产，整个工业区死气沉沉。

十年前，中央与地方大举投资1,500亿元人民币在山区贵州发展资料储存与云端运算，然而洪源远指出，这根本无法融入当地传统经济，资料中心由沿海企业承建、伺服器零件在其他地区生产，当地毫无运算需求，根本无法为当地人创造就业。

更荒谬的情况在内陆与沿海同时上演。西北工业城市兰州一边大举投资商业太空飞行与无人机低空经济，另一边却因财政困窘，连公车司机的薪水都拖欠多年，甚至要求司机向银行申请个人贷款度日。即便是繁荣的广东省，近期媒体走访多个AI产业园区，也发现里面不是空空如也，就是进驻了与AI毫无关系的企业。

《经济学人》认为，这些计划失败的原因，在于习近平的产业政策鼓励激烈竞争，导致企业与地方政府彼此厮杀。虽然确实压低价格、提升品质，并筛选出比亚迪、华为、小米等极具竞争力的世界级巨头，但绝大多数地方计划都沦为白忙一场的炮灰。

2025年10月16日，北京举行的2025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比亚迪展位展示了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模型。（美联社）

机器人越来越多，老百姓的心却越来越凉

在这种疯狂竞争模式的背后，企业要赚到利润难上加难。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罗念慈（Chi Lo）指出，投资报酬往往被完整供应链共享，单一企业很难分到一杯羹。2026年4月，中国亏损的工业企业占比从2011年的10%一路攀升，来到32%的历史新高，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还惨。

凯投宏观分析师威廉斯（Mark Williams）也指出，中国企业如今欠国内银行和债券投资人的债务比2019年翻了一倍，但同期GDP仅成长三分之一。为了生存，企业纷纷放弃真正具生产力的活动，转而盲目追逐中央政策支持的各种补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三位经济学家去年曾经估算，如果过去十多年没有这些产业政策干预，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资本与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其实会高出1.2%，GDP也会比现在高出2%，相当于每年白白损失了4,000亿美元的产值。当企业陷进拼命拿补贴、削价抢客户的恶性循环，就更难挤出真正的利润。

最艰难的，仍是像宜春与贵州这样偏远且贫困的内陆省份。《经济学人》分析，这类地区占全国工业GDP的比重，从习近平上台时2013年的48%，一路下滑到去年的36%。这对中国规模高达3亿至4亿的低技能劳动力而言是个致命伤。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认为，随著国家将重心转向尖端科技，这些底层劳工根本进不去高精尖工厂，最终只能被迫返回农村老家。

一位前中国中央政府顾问直言，这场中美科技战就像美国无意间施加的咒语，扭曲了决策者的优先顺序，让北京过度专注于前沿科技，却对长期存在的经济底层问题投入不足。2026年4月中国零售销售年增率仅0.2%，创下封控解除以来的最低纪录；3月的住户贷款馀额更是历史上首次同比下滑。《经济学人》提醒，现在中国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但要真正提振老百姓低迷的信心，光靠几个耀眼的高科技成功故事恐怕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