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37岁的多伦多男子Alex Shved来说,他如今面对的不仅是癌症,还有漫长而复杂的医疗审批程序。 他患有第四期黑色素瘤,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和骨骼。为了活下去,他一边参加临床试验接受新药治疗,一边四处奔走,希望获得安省政府资助,前往美国接受一种医生认为更适合他的创新疗法。 然而,这项申请却被省政府拒绝。 他说:"我没有时间等待。等到政府批准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适合接受治疗,甚至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从一颗痣开始,癌症已扩散至肺部和骨骼Shved于2020年发现身上一颗痣不断变大,随后被确诊患上黑色素瘤。 过去几年里,他尝试了多种治疗方案。 尽管癌症已经扩散到肺部和骨骼,但他目前身体状况仍然不错,不仅继续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工作,还和妻子一起照顾两个不到两岁的女儿。 他说:"为了能继续陪伴她们成长,我愿意付出一切。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坚持。" 随着病情发展,他的肿瘤科医生认为,他非常适合接受一种名为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简称TIL疗法)的新型免疫治疗。 这种疗法会先切除患者部分肿瘤,从中提取已经进入肿瘤内部攻击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在实验室将这些细胞扩增至数十亿个,再配合化疗后重新输回患者体内,让免疫系统更有效地攻击癌细胞。 加拿大已批准上市,但安省医保仍未覆盖事实上,一种名为Lifileucel的TIL疗法去年已获得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上市。 不过,它目前仍处于各省公共药物计划评估阶段,是否纳入医保尚未确定,整个审批流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而Shved认为,自己根本等不起。 他说:"不仅等到批准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失去接受治疗的机会,甚至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医生建议赴美治疗,却遭政府拒绝为了争取更多时间,Shved的肿瘤科医生向安省卫生厅申请,希望通过海外医疗资助计划(Out-of-Country Prior Approval Program),资助他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Moffitt Cancer Center接受TIL疗法。 据Shved估计,这项治疗费用约为100万加元。 然而,今年春天,安省卫生厅正式拒绝了申请。 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海外医疗审批计划,并不是为目前正在接受安省公共资助评估、或未来可能纳入公共资助的新药,提供过渡性资金(interim funding)的机制。 换句话说,由于TIL疗法正在接受是否纳入安省医保的评估,因此政府不会批准通过海外医疗计划支付费用。 然而,Shved对此难以接受。 他指出,安省有关海外医疗资助的法规中,并没有任何条文规定"药物正在评估期间"可以作为拒绝申请的理由。 在他看来,这形成了一个荒谬的死循环:现在不给资助,是因为未来可能会资助;可真正等到未来批准的时候,患者可能已经没有机会接受治疗。 他说:"政府甚至没有认真看我的个案,没有考虑我的实际情况,只是复制粘贴了一段政策里根本不存在的法律说法,这让我感觉像是被狠狠打了一巴掌。" 更让他失望的是,当他多次要求政府解释决定依据时,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为争取治疗机会,他已发起多项法律行动为了争取这次治疗机会,Shved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
卫生部长:无法干预个案在《环球邮报》报道了他的经历后,安省卫生部长Sylvia Jones曾主动致电给他。 Shved在通话中建议政府尽快修改海外医疗资助计划的相关规定,并指出,以色列和土耳其同样提供TIL疗法,而且费用远低于美国。 不过,据Shved表示,Jones回应称,她无法干预个别案件,但会与团队讨论此事。 安省卫生厅随后发表声明称,参与泛加拿大药品联盟(pan-Canadian Pharmaceutical Alliance)的各省,目前都不会资助仍处于全国药物评估及价格谈判阶段的新药赴海外接受治疗。 待整个审批程序结束后,各省才会分别决定是否纳入公共医保。 卫生厅还表示,截至目前,安省从未批准过任何仍处于全国药物谈判阶段的新药海外资助申请。 不过,无论是卫生厅声明还是拒绝信,都没有解释为何必须这样规定。 专家:政府或是不愿支付美国高昂药价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卫生政策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药物政策专家 oel Lexchin认为,安省政府很可能是不愿承担美国高昂的治疗费用。 他说,美国专利药价格通常是加拿大的2.5至3倍。 与此同时,政府还需要综合考虑有限医疗预算在整个医疗体系中的分配。 他说:"这类决定从来都不容易,因为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同时也关系到整个公共医疗系统的资源配置。" "也许很多病人,根本没有时间去抗争"根据Lexchin介绍,从加拿大卫生部批准一种新药,到各省最终决定是否纳入医保,平均需要730天。这期间不仅包括疗效和成本效益评估,还包括政府与药企之间漫长的价格谈判。 而对Shved来说,他最缺少的,正是时间。 如今,他一边继续参加一期临床试验,希望药物能够延缓癌症恶化;一边争取政府批准赴美接受治疗,希望能够继续陪伴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 但除了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治疗外,他还有另一个愿望——希望加拿大医疗体系涉及患者生死的重要决策,能够更加公开透明。 他说:"也许其他被拒绝海外资助的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足够健康的身体去抗争。" "我觉得,我有责任不仅为自己,也为很多和我一样的人站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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