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25岁到44岁有孩家庭离开大城市，这对加拿大意味着什么？

近年，多伦多的中产阶级正以惊人速度搬离城市，导致人口出现净流出。士嘉堡、密西沙加等整个大多伦多地区（GTA）也面临类似情况，温哥华和蒙特利尔同样如此。2025 年，多伦多有 4 万人净迁出，皮尔区更是高达 4.5 万人，大城市集体出现 13.7 万人净流失，比十年前翻了一倍。

这批“出走”的群体以 25 至 44 岁、有学龄前子女的中青年家庭为主。他们搬往那些能负担得起独立屋或镇屋的社区，住房可得性成为决定性因素。

加拿大官方对这一趋势缺乏深入研究。但美国加州的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024 年，加州净流失 25 万居民，绝大多数是中产家庭。他们迁往外州后，房价仅为加州原居地一半。7 年后，有 48% 的搬迁者成功购房，远高于留在加州的人。

多伦多与加州的共同点在于：严格的楼市管制导致家庭住房供应远跟不上人口增长，房价飙升，中产被迫外流。直接后果是人口增速落后全国，进而失去联邦政治席位和影响力。

城市失去中产，经济与服务陷入恶性循环

家庭选择搬离城市，短期看是为自身利益，长远却加剧了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困境。过去，父母搬家多为求职，如今则是被迫去往经济活力较弱的小城镇。人才不能留在最需要的地方，导致全国生产力下降。

对小城镇来说，新居民多为高收入高技能，有助于带动零售和壮大税基。但他们的到来也推高了本地房价，挤压原居民，医疗和社会服务压力倍增。

对大城市更为致命：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大城市流失的居民每年税前收入合计 680 亿美元，巨量经济活动和税收随之流失。中产被排挤出去后，城市只剩下“留得下的富人”和“走不了的弱势群体”，形成“持久不平等”。教师、护士、社工等专业人员也负担不起大城市生活，学校、托儿所、医院用工难上加难，公共服务质量下滑，形成“服务塌陷—中产再流失—服务更差”的恶性循环。

城市住房负担危机不仅影响经济和公共服务，还在加剧社会分化与政治极化。2019 年一项欧洲研究指出，房价上涨导致的不平等是英国脱欧和法国极右翼势力崛起的重要原因。作者总结道：“民粹政治本质上是空间政治，而空间的基础正是住房市场。”

当中产离开后，城市医疗、教育和财政基础都在恶化，人口增速落后，全国性影响力也随之下降。人才无法在最需要的地方安家，生产力受限，政治分裂愈发严重。

专家指出，只要各大城市能放宽限制、加快住房建设，这一切都能改善。否则，住房危机引发的城市衰退和社会撕裂只会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