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皇”真正害怕的是什么？

　　张宇韶评论文章：从焚书到水晶之夜，从文化大革命到数位极权：历史告诉我们，当国家开始害怕思想，它最终害怕的将是自由。因为历史从来不是一连串彼此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条权力不断扩张、治理工具持续演化的轨迹。

　　如果把1933年纳粹焚书、1938年的“水晶之夜”、中国文化大革命、今日中国的数位治理、香港出版自由的变迁，以及北京近年透过国家安全与民族治理相关法律引发的跨境影响放在同一条历史脉络来观察，我们赫然发现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极权治理真正追求的，往往不只是控制人民的行为，而是控制人民如何理解世界。

　　1933年，纳粹在德国公开焚毁数万册书籍。当时许多人以为，那只是政治宣传，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群众动员。但历史证明，焚书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五年之后，1938年的“水晶之夜”爆发。犹太人的商店、住宅、会堂遭到大规模破坏，街道遍布碎裂的玻璃，因此被称为“水晶之夜”。更重要的是，它象征迫害已经从思想与文化领域，进一步演变为由国家默许甚至推动的制度性暴力。

　　换言之，当一个政权开始决定哪些书不能读、哪些思想不能存在时，它下一步往往就是决定哪些人不能存在于公共空间。

　　文化大革命则展现了另一种极权模式。这场浩劫不只是焚毁知识，而是摧毁知识共同体；不只是改写历史，而是要求全民按照唯一的政治叙事理解历史。政治忠诚凌驾于专业判断，意识形态取代事实，社会彼此监视，知识分子遭批斗，文化资产遭破坏。国家权力不再停留于治理，而是深入个人的思想、家庭与社会关系。

　　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极权并没有停留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北京展现的是另一种治理模式。

　　习近平的极权帝国，不一定需要焚书，演算法可以决定什么内容容易被看见；不一定需要派人监视，数据与人工智慧可以大幅提升监管能力；不一定需要天天发动群众运动，平台治理与资讯审查就可能影响公共讨论空间。

　　不少学者因此提出“数位威权”或“数位极权”等概念，讨论当科技能力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结合后，如何改变国家治理方式。这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涉及资讯自由、隐私权以及公共讨论空间如何受到影响。

　　同样的逻辑，也反映在香港近年的发展。香港曾是华文世界重要的出版中心，独立书店不只是贩售书籍，更代表不同思想可以公开交流。近年来，出版、文化活动与公共言论受到更严格法律与行政环境的影响，部分书店经营者、出版人士及公民团体也因此受到执法行动或法律程序。外界关注的不只是个别案件，而是香港公共文化空间是否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改变。

　　更值得关注的是，北京近年推动部分具有域外适用效果的法律，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境影响的讨论。包括海外学者、媒体工作者、人权倡议者及评论人士，都曾公开表示担忧，认为相关制度可能对境外言论、交流或公共参与产生寒蝉效应。

　　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就是近年受到高度关注的案例之一。他曾因公开评论中国相关议题，而遭中国方面公开点名批评，并被列入制裁名单，引发外界对跨境政治压力及新闻自由的讨论。支持北京立场者认为，相关措施属于国家依法维护安全与利益；批评者则认为，若政治压力延伸至境外评论与新闻工作，将可能对跨境言论自由与国际交流造成影响。

　　因此，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观察，我们真正看到的，不是不同时代的历史重演，而是一条清楚的权力演化路径。

港府逮捕书店员工行动，《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出版品是因，当一个政权开始决定哪些书不能读、哪些思想不能存在时，它下一步往往就是决定哪些人不能存在于公共空间。 图：取自卫城出版脸书（资料照片）

　　二十世纪，控制的是书本。二十世纪后期，控制的是历史。二十一世纪，控制的是资讯流通、演算法排序，以及法律制度可能产生的域外影响。工具不断更新，但权力追求影响公共叙事、塑造集体认同、降低不同声音影响力的倾向，始终值得民主社会保持警觉。

　　历史最大的价值，不是把纳粹德国、文化大革命与今天的任何国家简单画上等号，而是提醒我们：当国家权力逐步缩小公共讨论空间、限制资讯流通，并试图让社会只剩下一种可以存在的声音时，民主社会更需要以法治、制度与公民社会来维护多元与自由。

　　因为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没有批评，而是保障批评可以存在；真正稳固的国家，不是人民只能说一种话，而是不同观点都能在公开、和平、法治的环境下接受社会检验。

　　黑格尔曾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不会学到教训”。一个政权如果开始害怕一本书、一位记者、一间书店，甚至害怕境外不同立场的评论，真正需要反思的，往往不是那些发声的人，而是权力本身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能力。这是目前中国与香港的事实，希望台湾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永远不被黑暗所赤化染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