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伦多星报 8 月 4 日报道,Kristina Kasparian 和 Jeremy Cohen 为了生育,11 年未果后选择通过安省的加拿大生育咨询公司(Canadian Fertility Consulting Ltd., CFC)寻求代孕服务。两人挑选了卵子捐献者、制作胚胎,并向 CFC 支付了数万元的服务费,由 CFC 推荐了一位曾成功代孕两次的女性。 CFC 为双方及代孕母亲拟定了代孕合同,具体规定了资金托管与报销流程。代孕母亲需提交相关收据,CFC 负责审核并报销孕期相关开支。 合同承诺,CFC 会全程支持,确保代孕过程“尽可能顺利、无压力且成功”。 然而,这对夫妇在诉讼中称,事实并非如此。 一年后,代孕胎儿不幸死产,Kasparian 和 Cohen 损失了数万元,还留下了一堆令人困惑的报销收据。他们称,这些收据显示,部分费用报销与孕期无关,甚至包括了酒精消费,令他们质疑整个流程。 随着辅助生殖和代孕需求增长,专家担忧行业监管严重滞后。准父母往往花费数万元,代孕者承担身体风险,但一旦出问题,既无监管机构也无申诉渠道,诉诸法律成为唯一追责方式。
夫妇指控的核心内容2023 年 8 月,代孕母亲胚胎移植成功怀孕。同年 12 月 19 日,夫妇被告知胎儿已无心跳。 12 月 27 日,婴儿死产。夫妇称,验尸报告直到三个月后才让他们看到。失去孩子后,他们才逐渐发现,自己报销的部分开支并不合理,CFC 在信息披露和资金使用上存在问题,涉嫌违反合同和《辅助人类生殖法》相关规定。 加拿大法律禁止有偿代孕,但允许代孕母亲报销“与捐卵或代孕相关”的合理支出。该法同时禁止以盈利为目的安排代孕、撮合代孕双方,以及向中介支付安排费用。 这对夫妇以合同违约和违反信托责任为由,将 CFC 告上法庭,指控其未妥善管理资金,且未兑现合同承诺的全程支持。 Kasparian 在发给星报的邮件中表示:“CFC 在我们怀孕前后及过程中一系列的作为、疏漏与拖延,不仅给我们造成持久伤害,也因为心理和经济影响,让我们失去了借助代孕建立家庭的可能。” 夫妇称,CFC 承诺会透明披露每一笔报销项目,但实际仅提供了每月总额,无法细查单笔支出。 死产后,夫妇要求 CFC 提供全部收据。两个月后,CFC 提供了 575 份收据,但这些收据极其混乱,很多没有日期、金额、凭证,甚至有重复。原告状中写明,收据中包括疑似怀孕期有害的非处方药、“糖果、聚会食品、生日蛋糕、为多达五位客人点的餐饮、甚至来自其他城市的杂货小票”,还有“酒庄晚餐、宠物用品(但代孕母亲并没有宠物)、家居装饰、陶瓷兰花、男士服饰、电池、窗帘、雨伞”,甚至还有酒精消费的账单。
这些收据暴露了 CFC 未能履行合同和法律责任,未能确保开支合规,让夫妇震惊“代孕母亲孕期竟曾购买和索要有害物品”。 CFC 在答辩状中主张,案件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诉讼并要求原告承担费用。CFC 没有正面回应关于收据的具体指控,仅全面否认原告所有主张。 CFC 还在答辩中否认违反合同和信托责任,称诉讼已过时效期。 面对星报提问,公司律师表示因诉讼进行中不便评论。 加拿大代孕监管滞后辅助生殖领域多为私营公司,出现问题后,准父母维权渠道极少,常常被当作客户而非患者对待。 因此,许多家庭只能聘请律师,通过民事诉讼追讨损失。 但即使胜诉,也难以获得真正的问责。与医生有专业协会、收养高度监管不同,代孕领域既无独立监管机构,也无申诉专员。 唯一相关法规为《辅助人类生殖法》,由加拿大卫生部监管。 这对夫妇已向加拿大卫生部投诉,指 CFC 违反合同与法律。过去一年半,卫生部仅回复称已对 CFC 启动“合规核查”。 加拿大卫生部未直接回应星报提问,仅在声明中称部门采取风险为本的合规和执法措施,监督并推进代孕机构遵守相关法律。 不参与此案的生育律师 Jan Marin 说:“我认为加拿大卫生部一直未能监管这些商业关系,这个案例就是典型。”
法律几乎未被执行《辅助人类生殖法》禁止以盈利为目的安排代孕,但这正是大多数代孕机构的主要业务。CFC 也公开在官网宣传“量身定制生育方案,帮你匹配最合适的代孕母亲”。 这种模式为何能持续存在? 专家表示,加拿大卫生部对此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卫生部和加拿大联邦检察署证实,该法仅有一次被真正执行——对象正是 CFC。2013 年,CFC 创始人 Leia Swanberg 因涉及美国“黑市婴儿买卖案”被控罪。Swanberg 承认曾购卵、向代孕母亲支付报酬并收取安排费用。 但检方真正追查的是美国马里兰州律师 Hilary Neiman。她承认串谋欺骗女性为虚构家庭代孕,事后“父母”反悔,婴儿再卖给新家庭。Neiman 曾找 Swanberg 帮忙寻找新父母,并由 Neiman 向其支付服务费。Neiman 后被判处一年监禁。Swanberg 在加拿大被罚款 6 万元。 罚款之后,CFC 业务不减反增。越来越多机构进入代孕市场,医生和律师也更愿意与之合作。 业界普遍将这类处罚视为“经营成本”,甚至认为监管部门默认放行。渥太华大学法学博士生 Alicia Jennifer Czarnowski 在 2026 年博士论文中写道,加拿大代孕领域长期处于法律灰色地带。 这种监管缺失导致行业乱象不断。星报此前曾报道,有诊所把胚胎植入错误对象、因实验室材料混淆致婴儿与父母无血缘、胚胎被召回防腐剂销毁。专家和律师一致认为,遇到这些问题时,唯一可行的救济方式就是控告违约或医疗过失。但因代孕技术新、相关案例少,诉讼难度大、无先例可循。 许多家庭被迫与资金和资源都更充足的医生和诊所长期诉讼,最终大多以和解收场,获赔金额往往低于预期,有些甚至因此失去继续尝试生育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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