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又要发钱了，北京为何始终做不到？

　 艾地声Edysen评论文章：台湾又要发钱了。赖清德政府计划明年向民众普发每人1万元新台币。理由是经济增长、税收增加，让全民分享经济红利。

　　有人说这是选举前“发钱买票”。当然有政治考虑。但有意思的恰恰是：为什么有些政府愿意用发钱争取选民，而中国大陆政府长期以来即使面对消费不足，也很少愿意直接把钱交到居民手里？

　　这背后其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逻辑。

　　发钱，在东亚并不稀奇

　　台湾不是第一个。

　　新加坡长期通过现金、消费券、水电费回扣等方式，把财政收入返还居民。目前实施的“Assurance Package”，符合条件的成年公民在2022至2026年间可以累计获得700至2250新元现金，而且收入越低，得到的通常越多。

　　过去的香港也干过。2011年香港向成年永久居民每人派6000港元；2020年更直接，每人派发1万港元现金。

　　所以，政府财政状况允许时，把一部分公共财富直接返还居民，并不是什么激进政策。问题反而是：大陆为什么很少这么做？

　　中共不是没花钱，而是不喜欢把钱直接交给你

　　这些年大陆刺激经济的钱其实没少花。地方债、基建、产业基金、新能源汽车、半导体、光伏，以及现在的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都需要巨额财政资源。

　　区别在于钱的流向。台湾、新加坡和过去的香港，可以：政府 → 居民

　　大陆更习惯：政府 → 地方政府、国企、产业和项目 → 就业和工资 → 居民。

　　所以大陆刺激消费也很有中国特色：你买汽车，我补贴；你换冰箱，我补贴；

　　你买手机，我补贴。但很少说：钱给你，你自己决定怎么花。

　　为什么？

　　第一，因为中共几十年来相信的是“投资于物”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建立在一套发展主义模式上：高储蓄、高投资、基础设施、工业化、出口。在这种思维中，政府拿1000亿元修铁路、建工业园、扶持制造业，是“发展经济”；直接发给老百姓吃饭、旅游、交房租，却容易被视为“把钱花掉了”。

　　这套模式在中国贫穷、资本短缺的年代非常成功。问题是，今天中国真正短缺的已经不是生产能力。汽车、钢铁、家电、光伏、电池，中国都可以生产得惊人地多。现在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恰恰是：老百姓有没有足够的钱和安全感把这些东西买下来。

　　IMF在2026年对中国经济的评估也直指这一问题：内需仍然偏弱，中国需要减少低效率投资，把更多财政资源转向社会保障和居民消费。

　　第二，因为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权力问题

　　政府修一条高铁，可以决定谁建设、谁融资、土地怎么开发；扶持一个产业，可以决定资金投向哪些企业；地方政府搞开发区，可以招商、审批、投资。

　　资源始终掌握在政府手里。但如果直接给一个普通家庭5000元呢？这5000元出了财政账户以后，政府基本就失去了控制。这个家庭可能买冰箱，也可能交房租、看病、旅游，甚至存起来。

　　所以两种政策背后其实是两种治理逻辑：一种相信国家掌握资源，再替社会决定怎样配置；另一种则承认把钱交给居民，让个人决定自己最需要什么。对一个高度依赖行政配置资源的体制来说，后者远不只是财政技术变化，而意味着政府主动让渡一部分资源配置权。

　　这也正是它最难改变的地方。

　　第三，因为官僚体系喜欢“看得见的政绩”

　　一个地方官修了一座桥、建了一座工业园、引进一家大企业，很容易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投资多少，GDP增加多少，项目什么时候竣工。但如果把几十亿元分给几十万普通居民呢？钱很快散进千家万户，变成吃饭、养老、看病和消费，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却很难变成官员自己的“政绩工程”。

　　所以过去几十年中国官僚体系天然偏爱投资、建设和招商，而不是把财政资源直接交给居民。这不是某一个领导人的偏好，而是整个制度形成的激励结构。

　　最根本的区别：谁有权要求分享增长？

　　台湾发一万元当然有选举考虑。但换个角度看，选举恰恰制造了一种压力：政府如果天天宣布GDP增长、企业赚钱、税收增加，普通人却问“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执政党必须回答。回答不好，选票就可能跑掉。因此民主政治中的“讨好选民”，另一面其实就是：选民有能力迫使政府把一部分增长成果转化为自己能够感受到的利益。

　　而大陆的政治反馈机制不同。政府更需要证明的是国家强大了多少、高铁修了多少、产业升级了多少，而普通居民很难通过选票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国家越来越富，为什么我的收入没有同比增加？

　　这也许才是两岸“发不发钱”背后最深的差别。

　　中国现在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正是这一点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它越来越不缺工厂、不缺高速公路，也不缺生产能力。它真正稀缺的，可能是普通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和消费信心。

　　所以问题早已不只是“要不要发一次钱”。真正的问题是：国家创造的财富，究竟有多少应该继续由政府掌握并投资，又有多少应该留在居民手里？

　　台湾的一万元、新加坡的现金补助，以及过去香港的一万元，都在提醒我们：一个现代国家不仅要善于创造财富，也必须回答一个更朴素的问题——国家有钱之后，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多分一点？

　　而对中国大陆来说，最难的恐怕从来不是财政部门会不会把钱打进居民账户。真正难的是，一个习惯替人民决定钱怎么花的政府，愿不愿意把决定权也一起交还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