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看透了专制，却一生没有离开

　　艾地声Edysen评论文章：李锐活了101岁。1917年出生，2019年去世。他的一生几乎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走向政权、从毛泽东时代进入改革开放，再到习近平时代重新强化个人权力的历史重合。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奔赴延安，做过高岗、陈云的秘书，也做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他亲历庐山会议，被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文革中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八年。改革开放以后，他重新进入中共权力中枢，担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晚年的李锐却越来越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要求民主、法治和政治改革，也对习近平时代的政治倒退深感忧虑。奇特的是：这样一个几乎把共产党权力逻辑看透了的人，到死仍然把自己看作共产党人。

　　这是李锐的局限，也是理解他这一代人的一个切口。

　　一、他不是共产党的旁观者

　　李锐1917年出生于湖南平江。他的家庭本身就带有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印记。父亲李积芳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员。

　　李锐1934年进入武汉大学机械系。民族危机迅速改变了他的道路。他参加学生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和秘密学联，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离开大学，投身革命。

　　和顾准、李慎之一样，理解晚年的李锐，首先必须承认青年李锐对革命的真诚。他们不是后来被共产党迫害以后才被历史偶然卷进去的人。他们本来就是革命的一部分。救亡、民族独立、社会公平和建设新中国，是那一代青年选择共产党的重要原因。

　　共产党不仅给了他们政治组织，也给了他们一种完整的人生意义。这种青年时代形成的身份认同，后来即使经历一次又一次灾难，也没有那么容易彻底消失。

　　二、延安已经给过他第一次警告

　　李锐后来的人生悲剧，并不是1949以后才开始。延安时期，他已经经历过“抢救运动”。在那场政治审查中，有人被逼供以后承认自己是“特务”，又供称李锐是自己的上级。李锐因此被关押审查一年多。

　　这种经历后来在中共历史中会一再重演：先假定敌人存在；然后逼迫人承认；再通过口供寻找更多敌人；最后让组织证明组织自己的判断正确。李锐已经亲身尝过这种政治机器的滋味，但他没有因此离开共产党。

　　为什么？对于当时的李锐而言，这仍然可以被理解成革命过程中的错误，而不是革命本身的问题。这也是“两头真”一代共同的思想起点：组织可能犯错，但组织代表的事业仍然正确。于是，个人受过的苦难可以被重新吸收进革命叙事，革命继续。

　　三、他终于走到了毛泽东身边

　　1949以后，李锐先在湖南从事新闻和宣传工作，1952年调北京主管水电建设。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三峡问题。李锐懂工程，也敢于在毛泽东面前陈述自己的专业意见。1958年南宁会议以后，他成为毛泽东联系水利工作的秘书，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一个四十岁出头的共产党干部，突然走到了最高权力身边。别人恭喜他，李锐自己却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危险。因为近距离观察权力与远距离崇拜权力完全不同，他开始看到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毛有超强的政治能力，也有极强的个人意志；他喜欢听取意见，却未必真正能够容忍意见挑战自己的判断。

　　这正是个人统治最危险的地方：最高领导人可以邀请所有人说话，却仍然保留决定哪些话属于“反党”的权力。李锐很快就亲身验证了这一点。

　　四、庐山：他看见最高权力怎样吞掉不同意见

　　1959年庐山会议，是李锐一生最重要的转折。大跃进已经造成严重问题。高指标、浮夸风、人民公社化以及政治压力，使基层真实情况越来越难进入中央决策。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本来仍然是共产党内部的意见表达。事情却迅速发生变化：政策讨论变成路线斗争；不同意见变成政治立场。对大跃进的批评最终被解释为对毛泽东和党的挑战。李锐受到牵连，庐山会议结束以后，他在水电部遭到大规模批斗，随后被撤职、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劳动。他原来站在最高领袖身边，转眼成为政治敌人。

　　庐山会议给李锐上的最重要一课，并不是“毛泽东整了我”，而是：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权力结构中，政策错误无法正常纠正。因为承认政策错误，很容易变成领袖承认自己错误；政策问题必然人格化，技术问题必然政治化；不同意见最终变成忠诚问题。

　　当一个国家不能允许最高领导人公开犯错时，整个社会就只能替最高领导人的错误买单。

　　五、从北大荒到秦城

　　庐山以后，李锐被送往北大荒；几年后，他一度恢复工作。政治机器却没有停止。文革开始后，李锐再次遭到审查。1967年被关进秦城监狱，此后度过漫长的单独监禁岁月，直到1975年才获释。从延安审查，到庐山会议，再到秦城监狱，李锐已经三次成为自己所属政治组织的受害者。这是一种很难理解，却在中共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一个人越忠于自己的判断，越可能被要求证明自己对组织的忠诚。而证明忠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放弃自己的判断。李锐没有完全做到。

　　他一次次付出代价。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完成与共产党的思想决裂。他反对的是毛泽东的错误、个人崇拜、极左路线和党内不正常政治生活。他仍然相信：共产党应该，也能够变得更好。

　　六、改革开放让他重新相信了一次

　　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1979年，李锐得到平反，重新担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后来进入国家能源委员会。1982年，他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意味着一个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关进秦城监狱的人，又重新回到了党的高级干部体系。

　　这也是理解李锐不能忽略的一段。如果此前的苦难已经使他彻底否定共产党，他不会如此投入八十年代的干部制度改革。

　　李锐相信邓小平时代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推动干部年轻化；建立退休制度；减少个人崇拜；恢复党内正常政治生活。这些改革使李锐这一代老干部看到一种希望：也许问题不是共产党本身，而是毛泽东式的个人专制。只要建立制度，只要实现集体领导，只要党内允许不同意见，共产党仍然可能完成自我改革。

　　这是八十年代很多体制内改革派共同的希望。后来历史证明，这种制度化远没有他们想象的牢固。

　　七、他从毛泽东研究重新认识了毛泽东

　　离开一线领导岗位以后，李锐把大量精力用于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庐山会议实录》尤其重要，他保存了自己当年的会议记录，又结合亲历和其他资料重新还原1959年的政治过程。这时候的李锐已经不仅是在为自己平反，他开始为历史作证。亲历最高权力以后，他越来越明白，毛泽东时代的灾难不能只用“晚年错误”解释。问题涉及个人崇拜、权力过度集中、党内缺乏民主以及不同意见无法获得制度保护。

　　这是一个重要变化。最初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整彭德怀，也整了我？后来变成：为什么一个人的判断能够决定整个党和国家的方向？一旦问题这样提出，批毛就必然逐渐进入制度批判。

（资料照片）

　　八、从反对个人崇拜走向要求政治改革

　　晚年的李锐越来越敢说。他支持《炎黄春秋》，支持重新评价党史，反对掩盖大跃进、反右和文革的历史真相。他也越来越明确地谈民主、法治、宪政和政治改革。这使李锐与一般中共退休高干逐渐拉开距离。许多老干部晚年批评的只是现实政策：这个干部不好，那项政策错了；腐败太严重，党风坏了。

　　李锐却逐渐追到了权力结构。如果最高权力没有真正制衡，个人崇拜就可能重新出现。如果党不能容忍不同意见，所谓集体领导也可能退化。如果新闻、思想和历史研究不能保持基本自由，错误便无法公开纠正。

　　他越来越接近一个自由主义的基本判断：好人不能替代好制度。这也是顾准、李慎之、李锐三个人最终出现交汇的地方。

　　九、他始终没能走出共产党

　　如果李锐已经看到了这么多，为什么不退党？为什么直到晚年，他仍然强调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这是理解李锐最重要、也最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简单答案是利益，但对一个百岁老人来说，这种解释显然不够；更深的原因是身份，共产党不仅是李锐参加过的一个政治组织，它包含了他的青春、朋友、战争、革命、建国以及几乎全部人生；否定共产党，很容易意味着重新否定自己的整个生命史。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两头真老人”常见的精神结构：他们可以否定毛泽东，却很难否定自己参加革命的初心；可以批判党，却仍然认为自己代表“真正的共产党”；可以要求民主宪政，却希望共产党自己完成这种转变。

　　他们反对现实中的党，却仍然保存着心中那个“应该成为的党”。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也是一种历史局限。

　　十、习时代：他看到了自己最担心的东西重新回来

　　李锐活得足够久。这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残酷。他经历毛泽东时代，又亲眼看到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的集体领导、任期惯例和有限制度化。到了生命最后几年，他又看到个人权力重新集中。对于一个经历过毛时代的人，这种变化不可能只是普通的人事变化。那是历史记忆的重新苏醒。

　　李锐晚年对习近平和政治倒退表达过明确忧虑。真正令他担心的，并不只是某一个领导人的能力；而是一个他已经经历过的政治结构正在重新出现：权力集中；领袖权威强化；意识形态重新收紧；不同意见空间缩小；个人凌驾制度的危险重新上升。

　　这也反过来证明了李锐这一代改革派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他们曾经以为：经历过文革以后，中国不会再回去了。但历史告诉他们：如果限制权力的只是领导人的自觉和党内惯例，而不是不可轻易改变的宪政制度，那么倒退始终可能发生。

　　十一、李锐最终走到了哪里？

　　李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理论家。这一点必须说清楚。他没有像顾准那样深入讨论经验主义、多元主义和终极目的，也没有像晚年李慎之那样明确把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归宿。

　　李锐首先是一个革命干部，后来是党内改革派，再后来成为一个越来越坚决的党内民主主义者和专制政治批判者。他的自由主义意义，更多存在于他的经验结论中：反对个人崇拜；尊重不同意见；要求权力受到约束；保存历史真相；维护言论空间；推动政治改革。

　　这些思想最终把他带到了自由主义附近，但他始终没有完全跨过最后一道门槛：共产党是否应该继续拥有不受竞争的政治垄断地位？这也是李锐与后来那些最终同体制决裂的自由主义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十二、两头都真

　　所谓“两头真”，李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本。年轻时真诚革命，晚年真诚反思；前一个“真”不能因为后来的灾难而抹去，后一个“真”也不能因为他没有退党而否定。

　　值得研究的，是中间漫长的几十年。一个青年为什么相信革命？一个革命者怎样适应体制？一个体制内部的人怎样发现问题？一个受害者为什么仍然相信组织？一个重新得到权力的人为什么又重新燃起改革希望？最后，一个几乎看透制度弊病的老人，为什么仍然无法彻底离开它？

　　这些问题比简单判断李锐“觉醒”或者“没有觉醒”重要得多。它们解释的不只是李锐，也是整整一代中共老人的精神史。

　　十三、他们发现了问题，却没有完成答案

　　从顾准到李慎之，再到李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道路。顾准走得最远，也最早，他从革命内部开始怀疑终极真理本身；李慎之走得最晚，却最终明确走向自由主义；李锐则终其一生停留在一种更复杂的位置：他已经看见专制，却仍然相信共产党可以成为一个不专制的共产党。这正是他的思想遗产，也是他的历史局限。

　　他留下大量日记、书信、口述和党史著作，执着地记录自己亲历的历史。这件事本身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专制政治不仅制造灾难，也不断重新解释灾难。亲历者如果不留下记录，后人看到的往往只剩下胜利者整理过的历史。

　　李锐没有让自己经历的庐山、北大荒和秦城完全消失，他选择作证。或许，这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种政治行动。李锐没有完成从共产党人到自由主义者的彻底出走，但他用101年的人生证明了一件事：一个真正进入过权力深处的人，如果仍然忠于自己的经验和记忆，就很难永远相信权力关于自己的神话。中国“两头真”老人这一代最深刻的悲剧，也正在这里。

　　他们用大半生终于发现：问题不是怎样找到一个永远正确的领袖，而是怎样建立一种不需要相信领袖永远正确的制度。他们看见了答案的方向，却没有等到那个制度真正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