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ing:经济滑坡时,最危险的往往不是最低层,最低层早已一无所有,清算他们无利可图。真正容易被看见、被嫉妒、又缺乏自卫能力的,是中产及以上:有房但杠杆很高的人,有积蓄但没有权力的人,有学历但失业的人,有小企业但交不起税的人。 他们足够显眼,所以能被指认为“既得利益”;又不够强大,所以清算起来成本很低。于是出现一种吊诡:社会越接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绪临界点,中产越像新的地主。他们未必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只是比周围人多一张沙发、一辆车、一笔看起来体面的存款。在民粹叙事里,这一点点差额就足以构成原罪。 “打土豪,分田地”从来不只是土地政策,它是一种政治技术: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简化成道德戏剧,把财产权问题变成敌我问题。土豪被打倒之后,田可以分;分完之后,还要防止“新土豪”出现;防止的办法,往往是让任何积累都变得政治不正确。于是人们学会的不是创造,而是隐藏、讨好、以及在下一轮运动到来前先表明立场。 若这种逻辑再次抬头,它未必再穿军装、举梭镖。它可以穿上“共同富裕”“住房公平”“打击投机”“规范资本”的外套,用文件、平台、舆论和选择性执法来完成。形式会变,结构不变:先制造道德多数,再重新划分谁配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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