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专家建议GST涨到10%！换取所得税少交25%

加拿大的税制亟需改革。《环球邮报》的报道探讨了能够吸引资本、提升投资、并提升加拿大生活水平的大胆政策选择。

加拿大商品及服务税（GST）于 1991 年推出，当时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这项税直接体现在加拿大人在零售和餐馆账单上，激起了强烈反对，导致时任总理 Brian Mulroney 不得不动用一项鲜为人知的条款，增补参议员以打破自由党的阻挠，使该法案得以通过。

当时，GST 被批评者称为“榨取与盘剥税”，严重损害了 Mulroney 及其所属进步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到了 1993 年 10 月的全国大选，Mulroney 已经辞去总理职务，进步保守党在众议院仅赢得两个席位。

因此，联邦政府此后一直不愿调整 GST 税率，除非是下调。例如，总理哈珀（ Stephen Harper ）曾在 2006 年和 2008 年两次下调 GST 税率，从最初的 7% 降至现行的 5%。（在采用综合销售税 HST 的省份，HST 包含了 GST 和省级销售税。）

然而，随着加拿大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忧加剧，近年来提升 GST 的呼声日益高涨，尽管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术界、智库和税务专家之间。

他们的观点是，提高 GST 可以让联邦政府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这些高税率抑制了经济增长，而又不会让政府财政出现赤字。

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整体税负会减少，但经济学家认为，将部分税负从个人所得转移到消费至关重要。过去 60 多年来，政府越来越依赖个人所得税，形成了扭曲激励机制，打击了劳动积极性、削弱了生产力，并导致高收入者外流。

支持者认为，同时下调所得税并上调 GST，有助于加国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通过同时采取这两项措施，决策者有可能推进关键的税制改革，并避免因单一激进变革引发强烈反弹。尽管 GST 上调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但经济学家指出，渥太华可通过税收抵免来减轻其冲击。

GST涨到10%，所得税有望少交近25%

根据 Calgary 大学经济学家 Trevor Tombe 的估算，将 GST 翻倍至 10%，可为下调所得税近 25% 提供充足财政空间。

Toronto C.D. Howe Institute 副总裁兼研究主管 Alexandre Laurin 认为，从经济角度看，这种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毫无疑问的选择”。

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1965 年加拿大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经济总量的 6% 以下；到了 2024 年，这一比例已翻倍至 13% 以上。

目前，除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外，各省联邦和省级合并的最高边际税率均超过 50%，这一心理门槛令多数税务专家警惕。对于高收入者来说，这指的是超过联邦和省级最高税级门槛部分的收入所适用的税率。

1966 年，加拿大税制最后一次全面审查时，皇家税务委员会（Carter Commission）也发出了类似警告。

该委员会在报告中写道：“我们认为，采用不高于 50% 的最高边际税率非常有益。这样，纳税人至少可以保证税后保留一半收益。”

有时，加拿大人只是因为工资随着通胀上涨，就被推入了更高的税级。例如在安省，目前进入最高两个税级的门槛分别为年收入 15 万加元和 22 万加元，自 2014 年以来一直未作调整。

在联邦层面，过去 20 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幅度都很小，且并非全是下调。

最近一次调整是 2025 年，总理卡尼（Mark Carney）将最低边际税率下调了 1 个百分点。特鲁多（Justin Trudeau）曾将第二低税级下调 1.5 个百分点，但也新增了 33% 的最高税级。在他之前，哈珀也下调了最低税率 1 个百分点，此举最初是其前任马田（ Paul Martin ）提出的方案。这些调整主要反映了选举承诺，而非大规模改革的努力。

研究显示，极高的个人所得税率会让受影响者产生各种不良行为，比如逃税或移民到低税率国家，尤其是在高收入群体中尤为明显。

更重要的是，过高的所得税降低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也减少了在职业、创业或投资上承担风险以获取更多收入的动力，这对经济增长有害。

但面对不断攀升的国防和国家建设支出，以及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成本，加拿大很难在减少税收收入的情况下单纯下调个人所得税。

因此，经济学家建议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同时，通过其他方式弥补财政缺口。Laurin 认为，上调 GST 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

大约 60 年前，包括销售税、消费税和对汽油、酒、烟等商品的专门税在内的消费税，是加国税收的最大来源，占 GDP 的 8.5%。而几十年来，这一比例逐步下降至 GDP 的约 7%。

Laurin 表示，虽然过高的消费税同样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使人们过度储蓄、减少消费，但加拿大的消费税负远未达到这个水平。

加拿大在发达国家中，消费税占比远低于个人所得税。即便是福利制度更为慷慨的国家，其个人所得税负也比加拿大低，消费税负则更高。

例如，根据 OECD 数据，2023 年法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 GDP 稍高于 9%，消费税收入则略超 11%。意大利这两项收入各占 GDP 的约 11%。

Laurin 指出，如果阿尔伯塔省（加拿大第三大省级经济体）也征收销售税，加国消费税收入会更高，但这对加拿大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对比影响有限。

低收入家庭吃亏？关键要看补贴怎么发

提高 GST 及可能的省级销售税，最让人担忧的一点是它属于明显的累退税。

所有人对同一商品或服务缴纳的税率相同，但对低收入者来说，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更大，因此税负更重；而富人通常只花很小一部分收入用于消费。

不过，也有方式缓解这一影响。比如，大多数食品杂货、租金和金融服务均免收 GST。而 GST 抵免额——卡尼政府最近更名为加拿大食品与必需品福利——则补贴了低收入家庭缴纳 GST 的成本。支持上调 GST 者认为，渥太华可以提升 GST 抵免额来减轻甚至抵消这一冲击。

不过，Carleton 大学政治管理副教授 Jennifer Robson 认为，这还不够。她建议，抵免额应按季度、而非每年一次，随通胀调整，以更快反映生活成本上涨。

Robson 教授还表示，联邦政府应重新审视抵免额的计算方式，确保其真正反映低收入者实际缴纳的 GST。

此外，渥太华还应认真考察抵免对象。由于资格仅基于收入，许多低收入但实际生活在中高收入家庭的年轻人也能获得 GST 抵免。

Robson 还指出，大幅提升 GST 抵免的财政成本很高。例如，卡尼总理近期一次性将这一福利提升 50%，随后 5 年再提高 25%，据国会预算官办公室估算，总成本将超 120 亿加元。

Robson 教授说：“我不禁想，如果能更精准地发放，是否能带来更明显的扶贫效果。”她是在讨论总体提升 GST 抵免时发表的这一观点。

不过，税制改革能否真正实现从个人所得税向消费税转变，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加拿大民众如何看待账单上每天都能看到的这项税收。

Laurin 指出，从政治角度看，这种税改远非“毫无疑问”。但历史经验显示，如果渥太华同时下调个人所得税，上调消费税未必会重蹈 Mulroney 政府覆辙。

新西兰在 1986 年就曾采取类似做法，由工党政府推行 10% GST，同时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率。不到一年后，工党以 48% 得票率再次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