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饭碗越抢越热！中国考公陷入“全面肉搏”

中国青年“上岸”热潮持续升温，公务员考试（公考）几乎成为许多大学毕业生眼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2026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人数已逼近300万，竞争比冲至约98：1，录取率仅约1.35%。

然而，在这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狂潮背后，一个规模动辄百亿元的培训产业，正从价格战的“局部试探”迅速演变为“全面肉搏”，同时迎来地方政府的强力规范与整顿。

今年6月，北京开始要求这些机构取得相应办学许可、规范法人治理，并对预收费设置专用帐户与风险保证金；教育、市场监管、民政、人社、公务员考试管理、公安、网信、金融管理等多个部门，也被要求建立联合监管机制。

有的时候我发现，比如某些地方举行教师资格证的考试，门口必定有一群考公培训机构的人蹲守考生出考场并上前宣传，还有一些甚至在每年各省举办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现场也是如此。

价格战撕开产业假面：从“良心课”到“卖不动”

中国招录类考试培训市场过去多年持续扩张，公务员、事业单位及教师等考试共同构成主要市场，2026年中国招录类考试培训市场规模可能达到约6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公考培训头部机构“粉笔”连续发布内部“小作文”，打破过去教培业惯常的“恩师育人、亏本做良心课”人设。文章坦承系统班降价并非“良心发现”，而是“越来越不好卖了，迫不得已”；更直接像素级模仿竞争对手超格的国庆营产品，以1380元对标对方2180元的定价，首日即售出1200馀份。

粉笔2026年上半年营收同比下滑16.3%至12.48亿元，由盈转亏，净亏损1.84亿元。在毛利被价格战压缩后，该公司宣布内部考核从“以营收利润为中心”转向“以进面率、上岸率为中心”。

中国一名男子不满考公务员落榜竟主动成为间谍。（示意图／Unsplash）

这场价格战并非单一机构的策略选择，而是整个产业在供需失衡下的集体焦虑。中国国考报名人数三年间暴增逾百万，2026年却首次出现缩招（计划招录3.81万人，较上年减少约1600人）；而在个地方的省考（指的是地方公务员考试）方面，23个联考省份整体缩招15.3%，广东甚至高达32.38%。考生人数持续攀升、录用名额却收缩，培训机构获客成本飙升，转化压力陡增。

中国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之所以能够膨胀，最直接的背景仍是“考公热”。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公务员考试为例，共有371.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与录用计划数相比，约形成98比1的竞争比例；部分热门职位更出现数千人竞逐。

目前中国考公市场上的品牌很多元，主要是华图教育、中公教育、粉笔还有一些零散的个人做考公培训。记者采访了一位在河北省从事考公培训的张先生，张先生表示“现在很多机构都是以金牌讲师为由吸引学员报名，其次这些讲师有一部分是在体制内工作过，也有一些是从高校那边做兼职的”张先生还表示“原先的考公竞争激烈到需要先给任课老师提前打款，比如三天的课程就打三天；而现在却是这些老师找课上”。

从张先生的说法中不免会让人疑惑，为何中国考公热这么厉害下，这些考公机构感觉生意难做？原因在于中共各地组织部和人社部门在聘用考试的时候，直接明确告知没有相关培训课程，只有指定书目，但是一般有的人笔试很好过，面试就需要下功夫。

同时，我还发现，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一些关于如何快速将“申论、行测”这些考公笔试科目过关，方法也是五花八门，但是相同的是，这些帖子底下必定有考公机构的人留言招揽生意。

另外一位是已经“上岸”（在中国的语境里指的是考上了）大陆北方地区某省级单位的公务员小赵，小赵介绍说，自己考公已经是三连战了，即考了三次；我打趣的问到“你这和范进中举有何区别？”就像我之前在太原通讯的那篇报道里提到的曹先生一样，中国年轻人当下寻找出路，稳定一点只能是考公，因为至少不会快速发生变故。

中国奏乐队成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全国两会（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排演。（美联社）

北京先试点，中国各地跟进“九条禁令”

公考培训行业至今缺乏权威、透明的上岸率统计标准，机构过往常见的“通过率高达85%”“保过班不过全退”等宣传话术，已成为监管矛头所指。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政策并没有把公考培训本身定义为需要消失的产业。真正可能被挤出去的，不一定是所有培训机构，而是那些依靠高预收、高行销、强承诺以及模糊“官方关系”生存的模式。

今年6月，北京市教委、市场监管局、民政局联合发布《北京市关于加强公务员录用考试培训机构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

不得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

不得明示或暗示与考试组织机构、命题人员存在关联；

不得使用“内部指标”“命题人员授课”“内部资料”等用语；

不得对通过率、录用结果作出保证性承诺，禁止“包过”“保录”“不通过全额退费”等诱导性表述；

预收费最长以12个月为限，鼓励“先服务后收费”，并要求培训费进入专用存管帐户。

规定设有过渡期至2026年底，未取得合法办学许可的机构须完成课程交付或退费后转型退出。此后，江西新馀、安徽蚌埠、河南漯河等地市场监管部门也陆续发布告诫函或召开约谈会，划定“严禁发布虚假信息”“严禁保证性承诺”“严禁虚构师资”等红线，并加强广告监测与价格巡查。

这些举措被视为“双减”政策后，官方将监管触角延伸至成人职业培训领域的信号。与过去针对中小学生学科培训的“一刀切”不同，公考培训因直接连结“体制内就业”这一敏感议题，规范力度与节奏更显谨慎，但仍明确指向“扭转内卷发展模式、聚焦质量提升”。

产业背后的社会焦虑：从大一开始“封闭式备考”

价格战与监管收紧的双重压力，并未冷却考公热度。在中国大陆，封闭式培训基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华图青岛旗舰基地、学仕昆明基地、鼎成在多地设立的寄宿制基地，动辄收取数万元学费，提供“上床下桌、独立卫浴”的宿舍，学员从早到晚就是上课、复习、做题。有考生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报班，一年参加十馀场考试，花费近6万元仍未上岸。

培训产业则精准捕捉并放大这种焦虑，用“上岸”“编制”等话语制造紧迫感，形成“越卷越热、越热越卷”的循环。

这种“高考式”备考模式，折射出中国青年面对就业市场困境的一种深层焦虑：民营经济复苏乏力、私企裁员与降薪频传，体制内“铁饭碗”的稳定性与社会地位，成为许多家庭与个人眼中的最优解。

从“考公热”到“公考培训热”，如今连后者也开始被纳入监管。这场整顿真正触及的，恐怕不是几家补习班，而是一个由就业焦虑、体制吸引力与教育商业化共同催生的数百亿元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