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前拜读《人性的弱点》（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这本书的时候，其中的第二章节引用了佛洛依德所总结的人活着最重要不可替代的两大需求：性与想成为伟人（获得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渴望）（sex and the desire to be great）。其中他说了，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曾在北京建医院。我当时还纳闷：洛克菲勒（Rockefeller）在北京？

卡耐基在书中的原话是：“约翰·D·洛克菲勒通过捐钱在中国北京兴建一所现代化医院，获得了自己的成就感和自我满足感。”

（“John D. Rockefeller got his feeling of importance by giving money to erect a modern hospital in Peking, China…”）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by Dave Carnegie

大意是：洛克菲勒通过捐钱在北京建立一座现代医院，来获得他的成就感和自我满足感（feeling of importance）。

卡耐基描述的是洛克菲勒在北京建立新的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UMC），并建设附属的协和医院。1917年协和医学院成立，1921年新校园和医院正式启用；洛克菲勒家族投入的并不只是医院，而是一整套按照当时世界顶尖标准打造的医学教育、科研、护理和临床体系。

甚至1921年协和举行落成典礼的时候，约翰·D·洛克菲勒二世（John D. Rockefeller Jr.）本人还专程来到北京参加典礼。

洛克菲勒买下豫亲王府、准备建设新的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之前，其实先做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1915年的年报曾写到：

“1915年间，各方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将协和医学堂从此前负责管理它的六个传教差会手中，移交给一个按照纽约州法律注册成立、由13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并以‘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之名运作。在这个董事会中，7名董事由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任命，其余6名则分别由以下六个传教差会各任命1名：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英国海外福音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伦敦医疗传教士协会（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London）、美以美会海外传教委员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美国长老会海外传教委员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以及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

（During the year 1915 there were various negotiations ending in the transfer of the Union Medical College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six missionary societies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responsible for it to a board of thirteen trustees incorporat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as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15

也就是说，洛克菲勒并不是买下豫亲王府以后，凭空在北京建立了一所新的医学院。在洛克菲勒来到之前，北京已经有一所由六个英美新教差会共同负责的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1915年洛克菲勒通过中华医学基金会接手了这套原有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还特意在新的13人董事会中给原来的六个传教差会各保留了一个席位。原来的协和医学堂也为后来建设新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提供了现成的师资、医学教育经验和设备基础。洛克菲勒是在这套英美教会几十年医疗传教所积累下来的基础上，再投入巨额资金，买下豫亲王府，建设后来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也就是说其实在接手注资协和之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先接受了美英教会建立的联合（协和）医学堂。我先看了看为什么教会要建医院，紧接着看看美国人和美国教会在北京作出的贡献，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尽管现在我们把美国当成敌人，自媒体更以嘲笑美国贬低美国社会当成常态。美国人对中国人所无私做的贡献，晚清美国对北京及北京市民作出的的功绩不是言语可以衡量的。北京最好的学府医院几乎都是美国人留下了。

北京最好的两个学府就不用说了。清华大学是庚子赔款退款兴学的直接结果。1900年义和团运动导致了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授权退还中国所付庚子赔款中超过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条件是办学让中国学子到海外读书，1909年开始执行。清政府随后利用这笔退款设立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选派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11年这两个机构合并并成立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清华大学的前身

而现在的北大则是整合了民国时期北大和燕京大学教育资源。燕京大学是1919年由汇文大学与通州协和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1920年正式并入。

汇文大学——美以美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创办，前身是1870年创办的崇内怀理书院，后来发展为汇文大学，其基础教育部分延续为今天的北京汇文中学。

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源自美国公理会（ABCFM）1864年创办的贝满女塾，后来发展为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通州协和大学——源自美国公理会（ABCFM）在通州创办的潞河书院，后来由美国公理会（ABCFM）、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和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等联合办学，最终参与组建燕京大学。

所以燕京大学背后的主要教会力量，包括美以美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美国公理会（ABCFM）、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以及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等。

北大随后迁入由美国人设计的原燕京大学校园也就是现在在五道口的那个。看见未名湖、博雅塔以及燕园那些极具辨识度的建筑，实际上仍然是在使用燕京大学留下来的校园空间。燕京大学校园的总体建筑设计与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密切相关。

北京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背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北京耳鼻喉科最好的同仁医院，则是起源于美国美以美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教会医疗体系。

北京人熟知的育英中学、汇文中学，也都是不同美国教会在北京办学留下来的产物。比如汇文中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71年美国联合卫理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创办的蒙学馆；后来发展出的汇文大学参与组建了燕京大学。美国公理会（ABCFM）则在北京创办了育英学校，同时还创办了贝满女校等教育机构。今天很多北京人熟悉的学校名字，往前追一百多年，都能够追到这些美国教会在北京建立的教育体系。

今天北京城市空间里仍然能够找到这些西方宗教组织曾经活动的痕迹。全美现经常能看到的在各个超市门口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曾经在王府井拥有极为醒目的建筑，现在是舒齐剧场；中华圣公会（Chinese Episcopal Church）也在北京留下了佟麟阁路一带非常漂亮的教会建筑，笔者曾在美国纽约 Episcopal 教会高中做过交流学习，所以看到北京的 Episcopal Church 颇为亲切。

晚清中美关系最深远的遗产之一，不只是条约、外交和庚款，而是美国新教差会在北京建立的“教堂—学校—医院”三位一体网络（church–school–hospital network）。

美国教会为什么喜欢修医院和学校

如果回头看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美国教会在中国的活动，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并不只是修教堂、讲《圣经》。他们往往还要办学校、开医院，甚至创办大学、医学院、女子学校和护士学校。

这并不是北京独有的现象。从中国到印度、朝鲜、日本以及中东，美国和欧洲的新教传教士都大量参与了现代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建立。

为什么？

因为在当时的新教传教理念中，教育、医疗与传教本来就不是三件完全分开的事情。

十九世纪的新教传教运动受到一个重要观念影响，即基督徒不仅应该传播福音，也应该通过实际行动改善人的生活。一个人生病了，你给他讲道之前，可以先给他治病；一个孩子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可以先教他识字；一个女性因为传统社会结构无法接受教育，可以建立女子学校。

因此，医院和学校本身就是传教事业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会出现所谓的医疗传教（medical mission）和教育传教（educational mission）。

医生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是十九世纪一个非常典型的身份。他既是一名受过医学训练的医生，同时也是传教士。来到一个缺乏现代医疗资源的地方以后，他首先面对的往往不是神学问题，而是眼病、传染病、外伤、妇产疾病和各种当时难以治疗的疾病。

治病本身也很容易建立信任。

一个外国人突然来到中国，如果只是站在街上告诉别人应该相信基督教，当地人为什么要听他的？

但是如果这个外国人能够治疗你的眼睛，救治你的孩子，或者免费给穷人看病，那么双方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医院因此成为教会进入当地社会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学校也是同样的道理。

传教首先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连字都不认识，他怎么阅读《圣经》？所以早期新教传教运动一直非常重视识字教育。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最初教授识字和宗教知识的小型学校，又逐渐发展成中学、大学和专业学院。而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办学的目的已经远远超过了简单的“让人能够读《圣经》”。

他们开始教授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和现代社会科学，同时建立实验室、图书馆和现代大学制度。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教会在中国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很多不是教堂，而是学校和医院。

还有一个今天很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女性教育。

十九世纪中国女性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而美国新教内部存在大量由女性组织、女性筹款、女性管理的海外传教组织。她们来到中国以后，非常重要的一项事业就是创办女子学校和女子医院。

北京的贝满女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所以如果把这个过程拉长一百年来看，会发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演化路线：

传教士想传播基督教 → 为了传教开始识字教育和医疗救助 → 小型教会学校和诊所出现 → 学校、医院逐渐专业化 → 最后发展成大学、医学院和现代医院。

到了这个阶段，机构本身甚至可以逐渐脱离最初单纯的传教目的。

北京协和就是这种变化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后来所追求的已经不是建立一家普通的教会医院，而是希望在中国建立一所能够达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医学中心。于是最初由传教组织建立的医学教育基础，被重新投入巨额资金建设，最终形成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

这也是美国教会在北京留下的遗产最有意思的地方。

美国的基督教宗教群体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按照这些基督教分支进入美国或者在美国形成的大致历史顺序来看，最早随着17世纪英国殖民者进入北美的主要有圣公会（Episcopal）、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和浸信会（Baptist）；随后欧洲移民又把长老会（Presbyterian）、路德宗（Lutheran）以及阿米什人（Amish）等传统带到北美。18世纪英国宗教复兴运动兴起以后，卫理公会（Methodist）传入美国并迅速发展壮大；19世纪产生于英国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后来也进入美国，并逐渐成为美国社会非常常见的基督教慈善和社会服务组织。这些都是从欧洲尤其是英国传入美国的基督教传统。而到了19世纪，美国自己的宗教大复兴和特殊宗教环境又催生出一批具有浓厚美国本土特色的基督教宗教群体，包括摩门教（Mormon）、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和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所以今天你如果真的在美国生活，会发现很多人并不会首先说“我是基督教徒”或者“我是新教徒”，而会直接告诉你自己是Baptist、Methodist、Presbyterian、Episcopal或者Lutheran。

虽然这些名字看起来非常复杂，其实最简单的记忆方法就是：Baptist（浸信会）——美国南部影响尤其大，婴儿期不受洗，长大以后自己决定信仰再受洗；Methodist（卫理宗）——来自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领导的宗教复兴运动，大白话就是信教不能只说“我信耶稣”就完事了，而是强调有方法、有纪律地自律、做社会服务、办学校医院；Congregationalist（公理宗）——产生于宗教改革和英国清教徒传统，当时天主教会的赎罪券等做法引发巨大争议，法国人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发展出改革宗神学，著名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认为人的得救取决于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给教会花钱换来的；公理会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最大的特点是每个地方教会自己管理自己，没有主教或者中央教会管着；Presbyterian（长老会）——同样深受加尔文改革宗传统影响，但是与公理会“每个教会自己管自己”不同，长老会强调由长老（elders）共同治理教会；Episcopal（圣公会）——英国国教的美国版本；Lutheran（路德宗）——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直接后代；Salvation Army（救世军）——把教会和慈善救济结合起来，而且整个组织像军队一样，成员穿类似军队的制服，普通成员甚至被称为Soldier（士兵）；Mormon（摩门教）——19世纪美国本土产生，以《摩尔门经》（Book of Mormon）为重要经典，在犹他州影响尤其大；Jehovah’s Witnesses（耶和华见证人）——以挨家挨户敲门传教闻名，不过圣诞节、不过生日，并拒绝输血；Seventh-day Adventist（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星期六守安息日，非常重视健康、医疗和饮食，不少信徒实行素食主义；Amish（阿米什人）——保持传统的宗教共同体生活，尽量与现代社会保持距离，部分群体不开汽车、不接公共电网，直到今天仍然乘坐马车。

为什么这些美国和欧洲的基督教宗教群体里面，有一些最后一路跑到了北京，而且留下了学校、医院和教堂，有一些却几乎没有在北京留下什么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正好是欧美新教海外传教运动最兴盛的时期，而Methodist、Congregationalist、Presbyterian、Episcopal等传统教会已经发展出了非常成熟的海外传教组织，有钱、有传教士，也有长期办学校和医院的经验，所以中国开放通商和传教以后，他们很快就把自己的传教网络一路铺到了北京。救世军后来也来到北京开展传教和社会救济。相比之下，Amish本来就强调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根本没有这种全球传教传统；Mormon、Jehovah’s Witnesses、Seventh-day Adventist等则形成得更晚，进入海外传教的时候，北京已经有一批传统英美新教差会经营了几十年。因此我们今天回头看晚清北京，最容易看到的恰恰就是美以美会、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这些传统新教教派留下来的痕迹。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美以美会/卫理宗

卫理宗

美以美会属卫理宗，卫理宗的起源来自于18世纪的一场福音复兴运动，当时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国家教会，但卫斯理（John Wesley）、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等人觉得很多人的宗教生活变得过于形式化：星期天去一下教堂、参加仪式就结束了。他们强调个人必须真正经历信仰、悔改和重生（new birth），而且信仰应该改变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Methodist”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卫斯理年轻时在牛津大学和弟弟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等人组成了一个宗教小团体，他们非常有规律地读《圣经》、祷告、禁食、领圣餐、探望穷人和监狱里的囚犯。因为干什么事情都特别讲究method——方法、规律和纪律，别人最开始带着一点嘲讽叫他们“Methodists”，结果这个外号后来直接变成了一个世界性基督教宗派的名字。

这些传道人后来开始跑出传统教堂，到矿区、乡村甚至露天场所直接向普通人布道，并把信徒组织成一个个小组。这场运动后来发展出了卫理宗（Methodism）。

而且它和美国历史也直接连起来了。18世纪英国的福音复兴运动（Evangelical Revival）和北美殖民地同时期的第一次大觉醒（First Great Awakening，约1730s–1740s）属于同一波跨大西洋新教复兴浪潮，怀特腓甚至亲自跑到北美各殖民地巡回布道。后来Methodism传入美国，在美国独立后发展出1784年成立的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19世纪随着美国向西扩张和宗教大复兴，美以美会迅速发展，一度成为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新教宗派之一。

美以美会1784年成立，1844年因奴隶制问题南北分裂。1939年重新合并，改称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2020年代又因为同性恋者能不能当牧师等问题发生严重分裂，导致大量美国保守派教堂出走，其中许多加入了新成立的全球卫理公会（Global Methodist Church）。目前截止UMC 官方公布的全球会员约 1,129.9万人。美国会员约542万。仅美国，与UMC有关的健康和社会福利机构就在1,555个地点服务超过3,200万人，同时还关联106所大学和学院、13所神学院。这还是在保守派出走以后。

美以美会来到中国

美以美会正式进入中国是在1847年。第一批传教士Judson Dwight Collins和Moses C. White从美国出发来到福州，美以美会最早在中国建立的传教基地因此并不是北京，而是福建福州。最初发展并不容易，传教士甚至因为疾病被迫离开，但是后来不断有人从美国过来接替，福州逐渐成为美以美会在中国非常重要的基地

后来美以美会逐渐从福建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张，进入华中和华北。到19世纪后期，北京已经成为它在华北最重要的基地之一。1873年美以美会主教访问北京时，北京已经是其North China Mission（华北传教区）的中心。

美以美会在北京最核心的教堂就是亚斯立堂（Asbury Church）。1870年，美国美以美会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购买房产并开始布道，同年兴建亚斯立堂；1882年扩建的新堂落成。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教堂被烧毁，1906年重新修建。今天留下来的亚斯立堂就是这次重建以后的建筑，而且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文物局的资料还特别提到，亚斯立堂周围至今仍保存有主教堂、同仁医院以及慕贞女中等部分建筑。

（亚斯立堂，1906）

今天北京人非常熟悉的同仁医院，就来自美以美会的两个传教士。

1886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二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兰大夫、卫大夫在北京崇文门内孝顺胡同用几间平房开办了一家眼科诊所。这个诊所的英文名字直接就是“美以美会医院”，中文名字则叫“同仁医院”。“同仁”这个名字按照今天同仁医院自己的院史记载，取的是《圣经》中“自由博爱，一视同仁”的意思。

1899年，美以美会的霍甫金斯·贺庆（Hopkins）家族又捐资准备给医院建设新的院址，地点选在东交民巷东口，也就是今天北京同仁医院崇文门院区所在的位置。1903年新的中楼建成以后，同仁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小眼科诊所，除了眼科，又逐渐增加了内科、外科、X光科和化验科，开始有了综合医院的样子

后来同仁医院的命运也跟着中国近代史不断变化。1942年日伪当局接收医院，改名市立第二医院；1945年又被日本“开发医疗组合”接管；抗战结束以后，1946年卫理公会重新收回医院，恢复“同仁医院”的名字。1952年，同仁医院与北京市妇婴医院合并；1953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医院，从此结束了它作为教会医院的历史。1994年正式更名为今天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美以美会在北京留下来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就是同仁医院。1886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在北京创办眼科诊所，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同仁医院。今天北京人提到眼科、耳鼻喉科，仍然很容易想到同仁，但很多人可能已经不知道，它最早其实来自美国美以美会在北京建立的教会医疗事业。

而且美以美会和本文最开始讲到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也能够连起来。洛克菲勒接手以前的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本来就是几个英美新教差会共同经营的医学教育机构，其中就包括美以美会海外传教委员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1915年洛克菲勒方面接手以后，美以美会等原来的六个传教差会仍然分别在新的董事会中保留一个席位。

再有就是汇文学校（Peking Academy）最早由美国美以美会于1871年在北京创办，后来逐渐发展出中学和大学教育，其中大学部后来参与组建燕京大学，小学是现在的汇文一小。而中学部分则延续发展为今天的市重点北京市汇文中学。目前的两个保留到现在的历史建筑德厚斋、高林斋都在小学内，德厚斋约1902年重建，原为汇文大学堂北楼和学生宿舍，约70余间；高林斋1913年建成，是当时最大的宿舍楼，四层约160间，可住约400名学生，并配有水暖、电灯和浴室。

（高林斋，1913）

以及慕贞女中（Mary Porter Gamewell School五四运动后改名为Munchen Girls' School) ，这附近妇婴医院遗址。是美以美会建的Elizabeth Sleeper Davis Memorial Hospital。这都是此教会为女性教育医疗权益奋斗的铁证。

（妇婴医院，1907）

美以美会在亚洲其他国家同样留下了重要的教育遗产，包括韩国梨花女子大学（Ewha Womans University）和印度Isabella Thoburn College，两所学校至今仍是当地知名大学。

ABCFM/ Congregationalist：

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公理宗 （Calvinist,加尔文主义）

公理宗与海外传教

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是一个加尔文主义（Calvinism）的美国海外传教组织，成立于1810年。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06年威廉姆斯文理学院（Williams College）几名毕业生举行的著名“干草堆祷告会”（Haystack Prayer Meeting）：当时几名学生聚在一起讨论海外传教，途中突然遇到暴雨，于是躲到一个干草堆旁边继续祷告和讨论，并产生了把美国传教士派往世界其他地区的想法。这场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学生聚会后来成为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重要起点之一，并最终推动了ABCFM的成立。

19世纪，ABCFM逐渐发展成为美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海外传教组织之一。最开始它并不完全属于公理会，而是由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长老会（Presbyterians）和德国改革宗（German Reformed）等具有加尔文主义背景的新教群体共同参与。后来随着美国新教内部不断分化，特别是长老会逐渐建立和支持自己的海外传教机构，到了1870年以后，ABCFM基本成为一个以美国公理会为主体的海外传教组织。

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来自英国清教徒传统，神学上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最大的特点是每个地方教会自己管理自己。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相信预定论（predestination），他认为上帝已经拣选了一部分人(The Elect)最终获得救恩，而这种拣选并不是靠人的善行或者功德挣来的。更接近他的神学逻辑会是：不要试图偷窥上帝的秘密决定；看你现在是否真正相信、悔改，并在生活中表现出信仰的果实。后来受到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新教发展出了不同的组织方式。其中长老会（Presbyterian）由长老组成一层一层的会议来管理教会，而公理会最大的特点就在“Congregation”这个名字里——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应该高度自治，自己管自己。自己的牧师自己选，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各个教会之间可以合作，但不像圣公会那样上面还有主教，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领袖管理所有教堂。

而 Methodist（卫理宗）就不是典型的Calvinist传统。约翰·卫斯理在“人有没有真正选择回应上帝恩典的自由”这个问题上，与严格的加尔文主义预定论存在重要分歧。卫斯理认为，上帝的恩典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有真正回应或者拒绝上帝恩典的自由，一个人最终能不能得救，并不是出生以前就已经被上帝决定好了。这也是为什么 George Whitefield和John Wesley虽然一起搞18世纪福音复兴，后来却在predestination问题上吵得很厉害。

17世纪大批英国清教徒移民北美以后，公理会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影响非常大，甚至和美国最早的一批大学直接连在一起：哈佛诞生于清教徒占主导的马萨诸塞，最早的使命之一是培养受教育的神职人员，耶鲁更是1701年由十位公理会牧师创办的。到了19世纪，

ABCFM后来把美国传教士派往亚洲、非洲、中东和太平洋等世界许多地区，并形成了我们前面反复看到的那套模式：传教的同时建立教堂、学校和医院。在中国，ABCFM的传教活动可以追溯到1830年抵达广州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后来公理会的传教网络逐渐进入华北和北京。北京的育英学校（Yu Ying School）和贝满女校（Bridgman Academy），就是这套美国公理会传教体系留下来的重要教育遗产。

（基督教公理会旧址，1918）

北京教育遗产

1864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北京创办育英学校（男校）（Yuying Boys’ School) 和贝满女塾（女校）（Bridgman Academy），后来北京甚至有“男育英、女贝满”的说法，两所学校都位于灯市口公理会教堂附近，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教会学校之一。1952年育英学校被政府接管。

另外，协和医学堂早期六个联合办学差会中也包括ABCFM。

（邵氏楼，1930）

（贝满中斋，1910）（贝氏楼、1870年左右）

美国公理会在灯市口一带建立的教育体系，后来衍生出了一批直到今天在北京都赫赫有名的学校。育英学校小学部后来变成灯市口小学；育英学校中学部后来变成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原育英学校高中部后来又独立出来，逐渐发展为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贝满女校则沿革为今天的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

贝满女校现存三栋晚清建筑：

• 贝满中斋：教会学校的叫法：小学叫蒙学，中学叫中斋，大学叫书院

• 贝氏楼：教师宿舍，少量女生宿舍。

• 邵氏楼：女生宿舍，图书馆及实验室。

它们实际位于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校园内，东城区灯市口大街55号，不是166中同福夹道校址；166中是贝满女校的办学继承者，而老建筑因后来院校调整划进了25中。三栋都经历过局部拆改，其中贝氏楼西部、贝满中斋北部已经消失，但主体仍在，并被列为文物保护建筑。

今天美国公理会传统很大一部分已经进入1957年成立的美国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urch of Christ，UCC），目前拥有约67万名成员和4,400多个地方教会。如果把世界范围内仍然保持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身份的各个教会体系也计算在内，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如果把后来并入联合教会、改革宗教会的公理宗历史传统也算进去，人数还会更多。

Chinese Episcopal Church：中华圣公会

圣公会历史：

圣公会可能是最接近于天主教的基督教新教组织。第一次走进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的教堂，很容易让人觉得自己是不是进了天主教堂：同样有主教（bishop）、祭坛、十字架、神职人员穿长袍，也保留了非常传统的礼拜仪式，但是圣公会属于新教，而且神职人员可以结婚生子。圣公会源自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英国宗教改革以后虽然脱离了罗马教皇，但是并没有把原来的主教制度和传统礼仪全部推翻。美国独立以后，这一传统在美国发展成为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南沟沿救世堂，1911）

19世纪以后，英国和美国的圣公会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和前面讲到的美以美会、公理会、长老会一样，他们来中国也不只是修教堂和让中国人信教，而是把传教、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后来中国境内原来分别属于英国、美国等不同圣公会系统的教区逐渐联合，并在1912年组成中华圣公会（Chinese Episcopal Church）。

今天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大约拥有140万名成员；如果把世界范围内整个圣公宗（Anglican Communion）体系计算在内，全球大约有8500万名信徒。

南沟沿救主堂：

北京今天还能看到Chinese Episcopal Church留下来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就是位于今天西城区佟麟阁路85号的中华圣公会救主堂，过去也叫南沟沿救主堂。

（南沟沿救世堂，1911）

这座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后的“庚子事变”时期。当时圣公会华北教区购置了清廷刑部官员殷柯庭的府邸。1907年，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史嘉乐（Charles Perry Scott）利用这块地方建设新的教堂。同年11月28日，教堂正式落成并举行开堂祝圣典礼，1911年正式定名为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后来这里成为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非常重要的总堂和主教座堂，也是北京乃至华北地区保存非常完整的一座圣公会教堂。

这个教堂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看起来既不像完全传统的中国建筑，也不像我们印象中的欧洲教堂。整个教堂建筑面积大约640平方米，平面采用西方基督教堂传统的十字形和巴西利卡（Basilica）格局，但是山墙和屋顶却使用中国传统的硬山式，屋顶上甚至修了一个中式八角石亭作为钟楼。所以你站在外面看，会发现下面明明是一座基督教堂，上面却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中国的亭子。

而且这种“中国化”不是只做在屋顶上。教堂坐北朝南，大门本身也是中式的，门上甚至刻着非常中国化的文字：右边是“此城真主殿”，左边是“此乃上天门”，横批则是“可敬可畏”。走进里面以后，西方基督教和中国传统建筑的结合更加明显：堂内使用大量木材和棕红色木柱，铺木地板，入口设有洗礼池，十字形平面的中心设置圣坛，而圣坛周围又使用中式红木围栏，上面雕刻花草装饰。

Salvation Army：救世军

救世军历史：

救世军（Salvation Army）1865年诞生于英国伦敦，由威廉·卜威廉（William Booth）和妻子凯瑟琳·卜威廉（Catherine Booth）创立。到了今天，救世军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的国际性组织，拥有大约180万成员。它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基督教组织：一边传教，一边直接救济伦敦街头的穷人、无家可归者和社会底层。后来干脆把整个组织按照军队的方式管理，所以才叫Salvation Army——救世军。

内部甚至真的使用“军衔”：

• 牧师和工作人员叫军官（officer）

• 信徒叫战士（soldier）

• 地方教会叫队部（corps）

• 各地区有自己的司令（commander）

• 全球最高负责人直接叫大将（General）

成员还穿类似军队的制服。所以救世军虽然不是一支真正的军队，但是从名字、制服、等级到组织方式，看起来真的非常像一支“基督教军队”。19世纪末以后，救世军迅速从英国扩展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亚洲，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基督教和慈善组织。

笔者在美国居住的时候其实经常能够看到Salvation Army，尤其是圣诞节前后，经常会有穿着救世军制服的人站在超市和商场门口摇铃，旁边放着一个红色募捐桶（Red Kettle）给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募捐。所以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Salvation Army并不是什么历史书里面的宗教组织，而是今天日常生活中仍然经常能够看到的慈善机构。

接管前在中国做什么

救世军1916年正式从北京开始在华工作，既是新教团体，也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救济机构。北京是救世军正式进入中国最早的地方，也是后来向华北其他地区发展的重要基地。随后救世军陆续进入天津、保定、济南、太原、石家庄、青岛等华北城市。除了建立礼拜堂和传教，他们还办灾民救济、粥厂、暖厂、医院、孤儿院、难民收容所、廉价商店和贫民住宅。

王府井附近那座建筑，就是当年救世军在北京最重要的建筑：

救世军北中国军区总部兼中央堂——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

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搞错的地方：“八面槽”并不是因为这个教堂有八个面，而是这一带原来的老北京地名。中央堂因为建在八面槽，所以被叫作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

中央堂1917年开始兴建，1922年2月14日落成。整个建筑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并没有完全照搬欧洲教堂，而是明显使用了中国传统建筑语言。建筑坐东朝西，南边主要是三层办公部分，北边是礼堂；屋顶仿中国传统的歇山顶，临街入口也使用中式屋顶。最显眼的就是楼顶原来有一座三重檐四角攒尖式钟楼，远远看过去很像中国传统楼阁。今天看到的已经不是最初完整的三重檐形式，只剩下两重。

（救世军八面槽中央堂，1922）

笔者当时看到这个建筑的时候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英国基督教组织总部的钟楼，顶却看起来这么“中国”？后来才发现，它就是故意做成中国式的。20世纪初不少西方教会开始尝试把基督教建筑“本土化”，不再认为教堂一定要长成欧洲哥特式或者罗马式。救世军中央堂虽然是外国基督教组织的总部，却给自己盖了一个歇山顶，再在楼顶放一个中国式攒尖钟楼，是北京近代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教会建筑。

救世军的问题比普通教会看起来更加敏感，因为它的名字、制服和组织都像一支军队；国际总部在伦敦；早期负责人和经费与外国关系密切；而且它不只是礼拜，还拥有救济、医疗和社会服务网络。

1949年以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恶化。1951年前后，外国救世军军官陆续离开中国大陆，救世军原来的大陆宗派工作停止，独立的“军区—队部—军官”组织体系也没有继续存在。

北京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后来被改作东城区少年宫，1997年又改建为金帆音乐厅。现在这里作为舒齐剧场老舍研究院使用。所以今天我们在王府井看到的已经是救世军留下来的建筑遗产。

但是救世军和中国的故事并没有在1951年完全结束。

香港、澳门的救世军一直延续。改革开放以后，救世军又逐渐以赈灾、扶贫和社会服务的方式重新进入中国大陆，参与基础建设、教育、医疗和社区扶贫等项目。

2016年救世军纪念进入中国100周年的时候，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救世军全球最高负责人郭安志大将（General André Cox）一行拜访了当时已经97岁的李耀文牧师（Li Yao Wen）。李牧师曾经是1951年救世军停止大陆工作以前的救世军上校，他还拿出了一张自己1930年穿着救世军制服的老照片。一个真正经历过民国时期中华救世军的人，九十多年以后又见到了救世军的新一任全球“大将”。

同年2月26日，郭安志一行还访问了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副局长蒋坚永会谈，并参访了王府井八面槽的救世军中央堂。

也就是说，1951年以后原来的宗派组织虽然消失了，但是几十年以后，救世军又以社会服务、慈善和交流的方式重新与中国大陆建立了联系。

总结

一百多年以后，北京人可能已经不知道汇文中学背后曾经有美以美会，不知道同仁医院最早是一家教会医院，不知道今天的灯市口小学、二十五中、六十五中和一六六中背后可以追溯到美国公理会建立的育英学校和贝满女校，也不知道今天王府井还保存着救世军当年在北京建立的中央堂，以及这个穿着“军装”的基督教组织曾经在北京赈灾、施粥、开设收容所和临时医院，也不知道燕京大学和协和医院背后站着几个不同的新教差会。

宗教色彩逐渐淡去了，机构却留了下来。

教堂可能消失了，教会可能离开了，传教士也早已成为历史人物，但是他们建立的学校、医院以及由这些机构培养出来的人，却继续影响着这座城市。

所以理解美国教会为什么喜欢修医院和学校，不能简单理解为“传教士为了让中国人信教，所以给中国人一点好处”。

它背后其实同时存在三层目的：

传播福音，是宗教目的；治病救人、普及教育，是慈善和社会服务目的；通过教育和医学改变社会，则逐渐成为一种更广义的现代化事业。

这三者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完全分开。

而北京今天留下来的协和、同仁、汇文、燕园、育英和贝满等历史遗产，以及王府井至今仍然存在的救世军中央堂，恰恰就是这种“传教—教育—医疗—社会服务”模式最终留下来的城市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