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夕阳为帕特农神庙染上一层金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站在雅典的普尼克斯山，发表了一场近半小时的演讲。两千多年前，雅典人曾在这里辩论城邦的命运。如今，他谈的是整个西方的未来。

这场讲话文采飞扬，也很有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斯巴达勇士，从阿喀琉斯到美国建国先贤，卢比奥把文明的传承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为川普的MAGA与“美国优先”政策阐述了思想依据。

在他看来，古希腊留给西方的，除了民主与哲学，还有一种不肯安于现状的精神。探索未知，敢于冒险，追求卓越，珍视勇气、荣誉和责任。这种精神经过罗马与欧洲，渡过大西洋，化为美国开拓边疆的雄心，最终把人类送上月球。

而今天，西方正在淡忘这些品质。人们追求绝对安全，回避风险与竞争，为避免失败而不断降低标准。昔日的成就成了内疚的来源，国家的历史成了需要道歉的对象，孩子们甚至被教导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耻。

卢比奥认为，一个国家失去自信，也就难以坚定地维护自身利益。产业外移、国防削弱、边境失控，都会给对手留下壮大的空间。重建工业、加强国防、掌握关键技术，因此也意味着重新找回创造未来的雄心。

他的主张很明确。政府首先对本国人民负责，忠于国家、维护国家利益，不应成为需要辩解的过错。外交需要审慎，也需要实力。战争不会因为人们热爱和平就消失，维护和平必须有能力，也有决心。

他呼吁欧洲从长久的沉睡中醒来，恢复生产，承担防卫责任，与美国共同加强联盟。

“我们想要一起赢。我们必须一起赢。”

演讲中对英雄主义的阐述尤其动人。英雄珍视生命，却愿意为信念与职责付出生命。正因为生命可贵，牺牲才有重量。信守承诺、临危不退，是他认为西方应当重新珍视的品质。

美欧分歧当然不会因一场讲话而消散，但卢比奥展现出的思想深度与表达能力，确实令人印象深刻。这也让人理解，为什么他在共和党内的吸引力正在增强，围绕他2028年总统前景的讨论不断升温。

帕特农神庙历经战火，仍立在山巅。先辈的辉煌值得骄傲，但属于这一代人的未来，还得靠自己的勇气与创造去争取。

以下为演讲摘要。

世界各地都有伟大的遗址。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地方似乎是历史的终点。它们是遥远文明的遗迹，早已超出了人们的记忆。

但雅典卫城则不同。

数千年来，在我身后这座建筑所孕育的文明，一直吸引着西方世界的想象力。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曾仰望它，带着惊奇和敬畏的目光注视着它。

如今，时间往往会使人的感官变得迟钝。伟大的胜利和惨痛的失败，似乎都沦为教科书中的脚注，成为孩子们需要记忆和遗忘的又一个事实。但古希腊人却似乎对我们的记忆有着一种近乎神秘的吸引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召唤着我们回到他们身边。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的军队攻入这座城市，并将城中的圣地付之一炬。当时，大部分雅典人已乘船撤离到附近的一座岛屿。但仍有少数人拒绝离开家园。于是，他们固守在卫城的岩石堡垒中，进行殊死抵抗。他们将巨石从悬崖上扔下，砸向波斯入侵者，与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周旋数日。最终，他们还是被波斯人攻陷。波斯人洗劫了神庙，焚毁了圣地，并将卫城夷为平地。但当雅典人重返故土后，他们将卫城残垣断壁收集起来，埋葬在卫城曾经所在的山丘上。数十年后，在伯里克利的统治下，他们重建了帕特农神庙。

此后25个世纪，帕特农神庙屹立不倒。无数帝国在其荫庇下兴衰更迭。而建造它的先贤们，雅典和罗马的子孙，将他们的文明带到了世界的尽头。

在美利坚共和国成立两个半世纪之后，我今天站在这里，作为这个共和国的国务卿，作为从西班牙来到新大陆的移民的曾孙，见证一份无论时间流逝、空间距离如何都无法抹去的恩情。

美国的历史，我祖国的历史，处处都留下了古代的印记。希腊的元素就镌刻在我们政府的建筑之中。高耸的柱廊、圆顶和遍布首都的纪念碑，无不体现着希腊的文化精髓。我们宪法的诞生地费城，本身就是一个希腊名字。

我国的缔造者们对我们从你们那里继承的遗产着迷不已。他们博览群书，精通历史，对自己在历史中的独特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没有哪个时代能像古代那样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许多人惊讶地发现，《联邦党人文集》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并非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不，《联邦党人文集》中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普鲁塔克，这位希腊罗马伟人的传记作家。

关于古希腊对美国建国先贤思想的影响，以及对他们之前所有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影响，人们已经著述颇丰。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这段基本历史。雅典孕育了民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我们带来了西方哲学。我们对法律、美德、公民身份和共和政体的理解都源于希腊城邦。甚至我们许多政治词汇，例如民主、暴政，以及“政治”一词本身，也都源于此。

以上所述皆是事实。但我们作为美国人、作为西方人，对这片土地的亏欠远不止于此。这些制度和理念，是古希腊人身上更根本品质的外在体现，而这些品质无法被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或理论所概括。

在雅典，我们首次完整地看到了所有将定义西方世界的本质特征。强烈的个性与不懈的雄心，大胆的探索与发明，对发现、冒险、风险与荣耀的渴望。对世界及其运行规律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对了解自然奥秘、掌握宇宙奥秘的渴求。对“不可能”的概念不耐烦，挑战一切界限与限制，竭力探寻未知的深渊。

这些不仅仅是某个哲学流派的公式或教条，更是一个民族的特征，体现在他们的传统、故事和想象力中，体现在他们对公民的品质要求中，体现在他们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事物中。

了解他们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这里孕育了西方渴望揭开所有因无知、黑暗和距离而隐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事物的愿望。希腊人不仅塑造了历史，更赋予了我们历史本身。我们对许多古代文明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希腊探险家和历史学家的记录。这些探险家和历史学家不仅记录了自己民族的历史，还远赴世界各地，观察并记录了异域民族和文化的传奇故事。

当其他人都在内省时，希腊人率先将目光投向外部，追寻探索新奇事物所带来的刺激与荣耀。正是这种特质，推动西方创造和建设了其他人无法企及的事物，使我们从众多以稳定和生存为最高目标的文化和文明中脱颖而出。

但我们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探索未知的雄心壮志，更是对未知之物的认知。我们坚信，世界可以被绘制、测量、描绘和理解。宇宙存在着一种理性的秩序，由某些基本法则支配，这些法则人类可以观察，也可以理解。

这奠定了西方思想的基石，包括我们的数学、科学、医学，以及哲学、伦理和宗教。它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欧洲找到沃土并最终发展成为基督教帝国铺平了道路。它也是基督教神学的基石，支撑着奥古斯丁、阿奎那以及整个自然法传统。

它孕育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不仅以共同的文化为标志，更以共同的人类学为标志，也就是一种关于人类及其在宇宙中地位的共同观点。它的后代不仅共享自然秩序的观念，而且共享对美德、命运、真、善、美的独特理解，共享指导人类生活方式的准则，以及为人应当追求的客观标准和理想。

对古希腊人而言，追求卓越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原则。他们将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围绕着竞赛、抱负和竞争展开。哲学和诗歌、雕塑和戏剧、体育和艺术、战争和治国之道，无不体现着这一点。古典希腊城邦是伟人们检验自身、证明自我的竞技场。他们通过永无止境的奋斗磨砺自身潜能，力争成为最优秀、最强大、最俊美之人，不断努力，向完美迈进。

我知道，在现代人听来，我刚才描述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许显得怪异，甚至残酷。坦白说，当今许多意识形态的理想已经沦为一个绝对安全的世界，没有风险，没有失败，既没有胜利的荣耀，也没有失败的耻辱。如今，我们常常自相残杀。我们制定标准，确保无人失败；我们更关注最差者的舒适，而非最佳者的潜力。我们把最杰出的人才，拱手让给了平庸、普通、庸碌之辈。

建造帕特农神庙的人们，向上攀登。他们认为，人生最高尚、最崇高的追求就是超越一切，力求在所有方面都做到最好。古希腊城邦充满活力，充满了强烈的激情、竞争、派系斗争和冲突。但正是在这种对卓越的不懈追求中，艺术、哲学、政治和思想的伟大繁荣得以孕育，最终将地中海沿岸的城邦联盟转变为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摇篮。

古希腊人称之为“激情之火”（thumos）。这团激情、力量、勇气和骄傲的火焰，是伟大文明的核心。而没有它呢？没有它，国家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奋斗的意志和生存的意志。

如今，西方太多人已经忘记了这种品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西方人开始为那些让我们与众不同的特质感到羞耻。我们为自己的成就让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而感到尴尬。我们的繁荣不知何故成了罪恶感的来源。我们不再相信自己配得上所取得的伟大。

“民族主义”一词成了贬义词。于是，我们拆毁了纪念碑，谴责了自己的历史。在很多地方，我们甚至教导我们的孩子为他们将要继承的国家感到羞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放了边境，将产业外包，任由军队衰落瓦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似乎将越来越多的主权外包出去，将我们的决策权转移到远远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全球官僚机构。

但其他人却乐于填补我们因软弱无力而留下的真空。随着西方信心的动摇，它的对手和竞争对手反而更加咄咄逼人，趁我们之势积累财富、壮大势力。

而今天，我们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因为未来十年以及我们所做的决定，将谱写下一个世纪的篇章。我们所采取的道路，将决定西方能否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还是会屈服于衰落、奴役和衰落的未来。我们要么选择现在就行动，要么就彻底失去行动的选择权。

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经做出了选择。我们选择毫不妥协地追求国家实力，重新掌控关键供应链，重振经济，重建国防，为未来技术和产业的主导地位而战。

我们选择开拓新的领域，包括先进制造业和超级智能，无人机、武器和战争，芯片、矿产、网络安全，以及人类所能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释放我们的能量，重建我们的工厂，将宇航员送回月球，开启太空探索的新时代。

尽管古希腊人拥有崇高的理想，但他们并非天真无知。他们明白国家有其自身利益。他们明白治国之道需要审慎和外交，但也明白在审慎和外交失效时，必须具备运用武力的能力。他们明白，权力不仅需要具备自卫的手段，更需要拥有使用权力的信誉。

这是川普政府希望重新夺回的经典政治和治国之道，不仅是为了我们国家，更是为了我们整个文明。

我们相信，欧洲能够从长久的沉睡中醒来，重新点燃几千年前在这里点燃的火焰。

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一点。

在整个欧洲大陆，我们正在见证我们希望是代际转变的开端。国防开支飙升，大量新的伙伴关系和项目涌现，制造业和生产规模扩大，这一切都源于去年在海牙做出的历史性国防承诺。

希腊一直是这一转变的中心。这个国家的人民再次证明，无论在能源、移民还是国防等各个领域，希腊都是欧洲和美国不可或缺的朋友，堪称盟友的典范。

我们衷心希望整个欧洲都能效仿你们的做法。

尽管激情有时会使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友谊纽带变得紧张，但我们绝不能允许它破坏这种纽带。我们必须携手加强联盟，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威胁。

我们能够做到。因为我们不认为跨大西洋友谊应该是零和博弈。恰恰相反，我们设想的联盟力量大于各部分力量的总和。就在上个月，我们见证了这一愿景的实现。美国、丹麦和格陵兰达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协议，这项协议将重塑北极格局，并增强整个北约的安全。协议中的三个伙伴都从中获益。整个欧洲、北约和美国都因此变得更加安全、强大和可靠。

我们想要一起赢。我们必须一起赢

如今，一种时髦的观点认为，开明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将国际社会的利益置于本国人民的利益之上。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可以从古希腊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明白，忠于国家并非自私或错误，为捍卫国家利益而战也并非自私或错误。

他们坚信伟人的理想，推崇那些凭借自身功绩获得永生的杰出人物。但他们也相信，荣耀和名望是通过奋斗、牺牲和为超越自身利益的伟大目标而取得的。古希腊世界反复出现的英雄，正是那些愿意为值得他忠诚的事业付出任何代价的人。

我们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拒绝放弃对真理的探求。我们在传奇的斯巴达300勇士的抵抗中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被波斯大军包围，寡不敌众，却放弃了自救的机会，选择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愿放弃阵地或职责。我们在阿喀琉斯的史诗神话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可以选择回家过上长久而平静的生活，但他却选择留在特洛伊，为追求永恒的荣耀而牺牲。

正是这些品质塑造了西方人的道德想象。从拒绝背叛信仰的基督教殉道者，到为国捐躯的爱国者，从圣托马斯·莫尔到阿拉莫战役，贯穿始终的是《美国独立宣言》不朽的结尾语，“我们彼此以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互相担保。”

西方从古希腊继承了对自身准则、事业和国家坚定忠诚的责任感。我们的英雄，西方的英雄，正是那些在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刻依然选择忠于职守的人。信守诺言的人，绝不弃守岗位的士兵，与船同沉的船长，名副其实的船长。

这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完全不同。例如伊朗的激进毛拉等狂热分子，他们的死亡崇拜将儿童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奉为民族英雄，并将殉难本身描绘成一种目的。

我们的英雄或许愿意为他们的事业献出生命，但他们并不崇拜死亡。正因为我们珍视生命，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宁愿牺牲生命也不愿背叛原则的人的英雄气概。如今，我们接受了西方对英雄主义、荣誉和责任的理解，并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品质对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人们都是普遍适用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们是特定民族性格的产物，这种独特的性格诞生于此，并塑造了后世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今天，我们必须像我们的先辈一样，满怀激情地捍卫这一文明。

建造帕特农神庙的先贤们之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建筑师们接过了他们的衣钵，建造了米兰、科隆和佛罗伦萨的大教堂。古希腊雕塑家们对完美人体形态的追求，在米开朗基罗身上得到了新的诠释。希腊哲学家们对宇宙结构的探索，被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继承。

对新知识的渴望，催生了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并最终促成了阿波罗11号的登月之旅。而亚历山大征服整个已知世界的那些特质，也在凯撒、查理曼和科尔特斯身上重现。

在美国，同样的传统焕发了新的生机。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成为了西方想象力和雄心壮志复兴的沃土。希腊人对新天地的渴望，演变成了美国的边疆精神。雅典和罗马的文明，将一个初生的沿海共和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跨大陆的帝国。

每一代最伟大的美国人都继承了先辈们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生于雅典，受罗马塑造，在基督教世界受洗，在中世纪欧洲的熔炉中淬炼，拥有英国人追求自由的天性，然后跨越大西洋，在新世界的海岸上重生。

我们现在必须共同重拾这种精神。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与古代戏剧舞台上的威胁一样真实。

国家利益并未因国际机构的出现而消失。战争也并未因为我们崇尚和平而消失。其他国家依然在扩充军备，寻求影响力，争夺领土、技术、资源、市场、能源和权力。

如今，战争再次爆发。大国之间再次展开竞争。脆弱性、侵略性、恐怖主义，以及一系列新的威胁和袭击再次出现。

因此，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制度和联盟，共同应对这些威胁。同时要明白，这些举措的目的并非废除组成它们的国家的主权，而是为了捍卫它们。各国也无需为了承认共同利益而放弃其独特的身份认同。

我们已经与希腊的合作伙伴建立了这样的模式。这体现在我们的国防合作、能源和技术领域，以及我们共同致力于保护欧洲边界免受大规模移民威胁的愿景中。

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我国建国之初。1821年，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数个世纪的统治，奋起反抗，争取独立。美国人在这场斗争中看到了似曾相识的景象。三年后，伟大的美国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将希腊革命的历程带到了年轻的美国共和国的代表面前。

他首先让大家注意到周围的一切。他在演讲中这样说道，“这种自由的政府形式，这种民众集会……这种自由辩论和公共讨论的实践，这种思想的交锋……甚至我们集会的这座建筑，这些比例匀称的柱子，这些装饰华丽的建筑，都在提醒我们，希腊曾经存在过，而我们，和全人类一样，都深深地感激着她。”

这些话在今天依然适用，正如他当时所说。我们所有人，不仅是美国人，还有欧洲人和我们在西方的朋友们，都必须重新学习我们的先辈从这片土地及其历史中汲取的教训。

希腊历史不仅仅让我们得以窥见过去，也不仅仅展现我们制度的早期形态。希腊历史向我们展现了我们自身的面貌。

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继承了伟大英雄的遗产，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无比骄傲。我们应该惊叹于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奇迹。我们文明的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而它就始于此，始于西方的第一批男女。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重新发现美德、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种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