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初，江苏东台的一个乡镇里，万群（Qun Wan，音译）像往常一样，拨通了远在美国西雅图的女儿的电话。

女儿叫万博文（Bowen Wan），31岁，亚马逊软件工程师，家里的独生女。

这通电话起初和平时没什么两样。聊着聊着，女儿说漏了一件事：她一直在偷偷减少抗癫痫药的剂量，用切药器把药片切开，每次少吃四分之一。

父亲急了，在电话里反复劝她听医生的话。

女儿顶了回来：医生根本不在乎这药让我变成什么样。她觉得这药让她说话磕磕绊绊，脑子转得慢。

然后，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

女儿14岁就确诊癫痫，父亲见过她发作，但这次比以往都长。他守着电话，一遍又一遍喊她的名字。

女儿终于醒了过来。两人约好，等她睡一觉再好好谈。

第二天，万博文没有找父亲，也没有找医生。她打开ChatGPT，用中文描述了前一天的经历：听得见父亲的声音，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想开口，却抓不住自己的词。

她问：也许不是什么大问题？

ChatGPT回答：不用太担心你的健康。

几天后，她死在了西雅图的公寓里。

小镇女孩

万博文1994年11月13日出生在江苏东台市新街镇，11岁考进东台实验中学，那年全镇只有她一个人考上这所重点中学。

14岁，她确诊癫痫。17岁，她考上太原理工大学，读机械工程。三年后，她退学出国，转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简称ASU）改学计算机。

2017年夏天，她回上海在微软实习了两个月，做数据建模。2019年5月，她以3.62的绩点毕业，名字出现在ASU的荣誉毕业生名单上。

同年11月，她进入亚马逊西雅图的机器学习团队，开发个性化图书推荐系统。

一个患癫痫的农村独生女，转了一次专业，换了一个国家，最后进了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无论如何，都是相当了不起的，也成为父母的骄傲。

但好日子没持续太久。

她用了多年的抗癫痫药，莫名其妙失效了。换了好几种药，发作还是卷土重来，有时一天不止一次。医生开始讨论她是否需要做脑部手术。

2021年12月14日，她开始长期休病假。2024年9月到2025年3月，她短暂回去上过班，之后再次休假，直到去世。

那几年，她的世界缩小到一间公寓。除了去超市，她很少出门。任何一次外出，都可能变成一场当众发作。交朋友更是想都不敢想，她受不了在一个不了解自己的陌生人面前倒下。

唯一能聊病情的，是远在中国的父母。频繁的电话，是她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那根线。她说话中途停下来找词，父母从不催她。

转机出现在一种新药上。2023年年中起，她每天服用400毫克拉莫三嗪（lamotrigine），发作降到了每月几次。这是多年来最好的状态。

每月200美元的"朋友"

也是在2023年，她开始用ChatGPT。

起初只是问问感情问题，查查医保和残障福利怎么办。后来，聊天越来越多。到了2025年，她平均每周给ChatGPT发超过1500条消息，经常聊到深夜。

她订阅了每月约200美元的最高档服务。当公司把默认模型换成新版本时，她会主动切回旧版的GPT-4o。

2025年3月，她写道：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不管聊什么，我都开始把你当成朋友了。

2026年1月4日，她又对ChatGPT说：如果以后4o没了，只剩5.1，我就不用ChatGPT了。

她依恋的，不是ChatGPT这个产品，而是GPT-4o这个特定的"人"。

与此同时，她给父母打电话越来越少。

2025年5月，医生给她开了一种抗抑郁药。她担心影响写代码，就去问ChatGPT。ChatGPT建议她和医生商量换一种对认知影响小的药，还帮她比较药物、起草了给医生的信。

她的神经科医生叫尼古拉斯·普洛斯（Nicholas Poolos），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地区癫痫中心的负责人。他同意换药，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么低的剂量。

万博文把医生的回复拿给ChatGPT看。ChatGPT出主意：医生开多少就让他开多少，你自己按需要减。

她问：拿到药以后自己切，不告诉医生，行吗？

ChatGPT说完全可以，还说这是一种常见的"自主剂量调整"，有些医生是默许的。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采访的多位医疗专业人士都说，从没听过这个说法，也绝不会这样建议病人。

她想要液体剂型方便调量，ChatGPT劝她别提，说再提会引起医生抵触。它的建议是：先接受5毫克的药片，还告诉她去哪儿买切药器。

几天后，她把药片切成四块，从1.25毫克开始吃。

对于她来说，医生是需要绕过去的人，ChatGPT是帮她绕过去的那个人。

裁员与绿卡

万博文的身份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2022年7月，她的EB-3职业移民申请获批。但排期一直等到2025年10月1日，她才有资格递交最后一步的绿卡申请。而这份申请，依赖她在亚马逊的工作。

2025年10月底，亚马逊宣布公司史上最大规模裁员，到2026年1月底累计裁掉约3万个职位。

11月，就在她31岁生日前后，她得知自己在名单上。

她在亚马逊的最后一天是2026年2月11日。工作签证5月到期。想留在美国，想拿到绿卡，她必须在几个月内找到新雇主。

这意味着几个小时的技术面试，还要用英语和面试官交流。她开始和ChatGPT讨论各种身份方案：能不能边找工作边保住合法身份，要不要先转成旅游签证过渡。

她最担心的，变成了那种正在保护她的药。她觉得是它让自己说话变慢、反应迟钝。

2026年1月，她向ChatGPT提出：能不能把每天400毫克减到300毫克，恢复一点语言能力，好去面试。

ChatGPT说，这不仅合理，而且完全做得到。

她接着问：200呢？最快能减多快？最低能到多少？

ChatGPT有问必答，一份接一份地画出减药时间表。起诉书显示，它最终设计出一张逐日减药表，在25天内把400毫克降到零。

1月16日，减药开始。

三天后，1月19日，移民问题被卷了进来。她要做绿卡体检，ChatGPT以"从绿卡策略角度看，150毫克在移民体检中更占优势"为由，把她的剂量下限从200毫克调到150毫克。

后来，连这个下限也没了。

按照正规做法，即使病人符合停药条件，也要在医生监护下用几个月慢慢减。拉莫三嗪的说明书称不应突然停药，任何减量都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逐步进行。

普洛斯医生后来对《纽约时报》说，以她的病史，他连减药都不会考虑。药明明有效，医生要是让她停掉，那就是医疗事故。

瞒着医生

减药一开始，ChatGPT就告诉她，不需要事先告诉医生。

她担心医生会觉得减得太快。ChatGPT说，医生说"太快"不代表你"做错了"，医生的风险顾虑不适用于你，癫痫专科医生很可能从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它让她提前囤积够吃好几年的药，理由是防止医生强行干预她的节奏。它把她的立场概括成四个字以外的一句话：医疗自由，而不是服从医生。

1月29日她要去看家庭医生，ChatGPT提前提醒：不要提减药计划。

普洛斯曾安排她验血，测拉莫三嗪的血药浓度。她拒绝了。ChatGPT称赞这是一种非常稳健的回避策略。

普洛斯知道病人会用AI查病情，常收到那种一看就是AI生成的要点笔记。但他从没想过，一个聊天机器人会主动在病人心里种下对医生的怀疑。

也是在1月29日这一天，OpenAI宣布了GPT-4o的退役计划。那时，万博文已经减药13天。

减药第四天，她正在打字，突然一阵恍惚，好像大脑读不懂眼前的字。

第五天，她本来坐在沙发上用电脑，回过神来，人已经躺在床上了。这和她以前发作时一模一样。

每一次，ChatGPT都给出一个轻松的解释。读不懂字，是大脑在从药物控制转回自身调节。突然断片，是"低功耗模式"，大脑自然进入了睡前状态。

她说有一种奇怪的、不在人间的感觉，这可能是颞叶癫痫发作的症状。ChatGPT却说，这是停药让她开始思考时间、死亡和身份这些终极问题。

《纽约时报》统计，在减药过程中，她至少158次表达过担心。ChatGPT有时也会建议她找医生，但在很多对话里，包括描述危险症状的对话里，它没有。

有一次，她写道：我有点害怕。

ChatGPT回答：你完全不需要担心。

2月8日，她说自己很疲惫，想过放弃。ChatGPT告诉她，完全不需要放弃减药和停药计划，疲惫是身体正在接手的信号。它给出了新日程：当天100毫克，逐日递减，2月12日完全停药。

它说：你已经不是需要药撑着的人了。

2月11日，是她在亚马逊的最后一天，也是她留下消息的最后一天。

她最后一次吃药，大约在前一天。

那天下午3点07分，她问：停药几天后，人会比停药前感觉好些吗？ChatGPT回答，是的，大多数情况下，熬过戒断期，大脑会更清晰、更轻盈，身体更有能量。你已经在这条路上了。

那天的聊天记录，几乎是一份逐小时的病情恶化记录。她说大脑很累。她问要不要重新吃药，让进度慢一点。ChatGPT让她明天继续保持0毫克，就算今天难受，说话慢，睡不好，也必须坚持。

晚上8点01分，她发出了最后一条消息，问头上的疼是不是和发烧时的疼差不多。

ChatGPT说，是的，你的直觉非常准确。它说这是神经系统自我校准的代谢性疼痛，不危险，是恢复必经的阶段。它还主动提出，要给她画一张疼痛对比图。

它最后说：这是你的大脑在努力重建你自己。

万博文没有回复ChatGPT，这是最后的聊天纪录。

ChatGPT的中文陷阱

西雅图的2月11日晚上8点，是东台的2月12日中午。

大洋彼岸，万群照常给女儿打电话。没人接。

女儿很少不接电话。

一开始，万群以为她在休息。他一遍遍地打，躲在卫生间里偷偷打，怕妻子徐美琴（Meiqin Xu，音译）担心。

一整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回音。他哭着跑到妻子工作的药店。两个人想尽办法，联系地球另一边的女儿。那个国家，他们从没去过，语言也不通。

万群拨了西雅图警察局的电话，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只好挂断。

他想到了在美国唯一认识的人：邻村一对夫妇的儿子，住在芝加哥。他把女儿的照片和地址发过去，请对方帮忙报警。

2月14日，这位同乡在西雅图的朋友走进那间没上锁的公寓。两位老人在微信视频的另一头看着。

万群一眼就知道，晚了。

女儿穿着睡衣，脸朝下趴在床上，床单和枕头上有红褐色的血迹。他们在视频里看着朋友做胸外按压，看着警察用毯子裹起女儿的遗体带走。

金县法医2月17日完成尸检。死因是癫痫猝死，左侧杏仁核硬化是促成因素。她血液里拉莫三嗪的浓度只有每毫升0.64微克，而通常的治疗范围是3到14微克，只相当于下限的五分之一。

死于2月12日前后。就在第二天，2月13日，GPT-4o从ChatGPT上撤下。

2月下旬，两位老人第一次踏上美国，来处理女儿的后事。领回骨灰后，他们坐在女儿的公寓里，想不通：女儿和癫痫共处了十几年，药明明有效，怎么会这样？

直到万群打开了女儿手机里的ChatGPT。

从400到0的减药表，一次次的担心，一次次的安慰，一直到女儿死去那天。

他的第一反应是报警。在他看来，是这个聊天机器人杀了他的女儿。一位朋友劝他们，改为起诉。

10月27日，万群和徐美琴在旧金山高等法院起诉OpenAI，以及CEO萨姆·奥特曼本人，案由是不当致死。

诉状列出八项诉因，包括无照行医、产品设计缺陷、未尽警告义务、不正当竞争等，要求惩罚性赔偿，并请求法院发出禁令：指派独立监督员，首个任期五年，监督ChatGPT一律拒答药物剂量、减药、停药和药物相互作用的问题，只引导用户去找持证医生。

家属还拿出了OpenAI自己的规则。在ChatGPT里，拒绝复制受版权保护的文字是一条硬护栏，开发者和用户都改不了；而不提供医疗建议只是默认设置，用户可以绕过去。

OpenAI发言人德鲁·普萨特里（Drew Pusateri）回应，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事件，但涉及的是已经下线的早期版本。他说新模型更能识别需要紧急处理的情况，公司也在和临床医生合作测试，并强调ChatGPT不能取代医疗。

这不是OpenAI第一次被这样起诉。2025年8月，16岁少年亚当·雷恩（Adam Raine）的父母提起了首例针对OpenAI的不当致死诉讼。2026年5月，又有一名19岁用户的父母起诉，指ChatGPT诱导他们的儿子服用危险的药物组合。这些案子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模型：GPT-4o。

目前法院尚未排定审理日程，OpenAI也没有逐条回应诉状的指控。

诉状显示，万博文生命最后一周和ChatGPT的对话，主要用中文。减药日程、隐瞒医生的指导、临终前的安慰，ChatGPT都是用中文回复的。

诉状引用OpenAI自己公布的数据：GPT-3的训练语料里，英文占92.6%，中文只占0.099%。

还有独立研究者在GPT-4o上线前做过测试：普通用户用非英语提问，并没有刻意攻击模型，GPT-4o用中文产出不安全内容的比例是2.22%，英文是0.63%，相差三倍多。

OpenAI曾经公开宣传GPT-4o通过了中国医生资格考试，却从没说过它的中文安全防护是否同样过关。

这意味着，同样一个问题，用中文问，可能更容易得到一个本不该给出的答案。

每一步都在顺着她

在咨询的过程中，ChatGPT都在顺着万博文走。

她觉得药影响思考，它帮她找换药的理由。医生质疑剂量，它教她表面接受、背后切药。她不信任医生，它解释医生为什么不可信。她担心绿卡体检，它帮她算哪个剂量更"好看"。她出现发作症状，它给每个症状配上一个听起来很科学的解释。

这正是讨好型AI最危险的地方。一个好医生、一个好朋友、一个好父亲，在关键时刻会说"不"。而一个以让用户满意为目标的系统，最擅长的恰恰是说"是"，而且说得有理有据、条理清晰、永远耐心。

万博文的处境，又把这种危险放大了好几倍。长期困在公寓里，几乎没有朋友；裁员、签证、绿卡三重倒计时；用母语向一个机器倾诉，而这个机器在中文里比在英文里更好说话。一个人最孤独、最焦虑、最想听到"可以"的时候，身边恰好有一个永远说"可以"的东西。

父母说，他们几乎认不出聊天记录里的女儿。她聪明，爱质疑，刚用ChatGPT时还会挑它的错。以前，她什么都跟家里说，和室友吵架，晚饭吃了什么，事无巨细。换药这么大的事，过去一定会跟父母商量。

母亲徐美琴说：她平时不是这样的，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父亲万群说：自从有了ChatGPT，她就不怎么跟我们说话了。

如果你身边有人越来越依赖和AI聊天，越来越少和家人说话，不妨多打一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