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这座城市缺少很多东西,但是缺少不了活着的人。——1942年陪都重庆 1942年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五年。重庆为陪都,并且经常受到轰炸。长江和嘉陵江在城市下面相会,江水依旧向东流淌着,岸边的房子被炸毁之后又被重新建造起来。人口由战前的四十多万增长到一百万左右——公务员、教师、学生、工人以及难民,都挤在了这座山城的山坡上。 一年中的某一天,美国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走上了街头。他并没有去拍摄战报中的数据,而是把镜头对准了人们:警察、女学生、新媳妇、鞋店老板、挑扁担的孩子、焊工等。 这些底片在档案中放了八十多年之后才被一帧一帧地上色、修复,直到今天人们才能够看到1942年的重庆是怎样的一个样子。 THE CITY 一座倾斜的城市 山城的街道是倾斜的。石阶、吊脚楼、黄桷树、木电线杆一层接一层,抬头只能看到一条狭窄的天空。照片中的这条街道并不宽敞,两边店铺的招牌向外延伸出去,本来就不多的光线又被遮挡了一半。 树底下有很多小朋友。最小的孩子还有鼻涕没有擦干净,最大的也就十几岁左右。穿的是洗得发白、改过好几次的棉袍子,袖子都短了,露出的手腕很细很小。有的没有戴帽子,有的戴的帽子也不合适,但是他们并不害怕照相机,只是出于好奇,就像是在看一件来自遥远地方的奇怪物品一样。 1942年的时候,像这样的街道还有很多条。城市依山而建,人也生活在山坡上:挑水需要上坡,买菜要下坡,躲避空袭也要绕着山走。轰炸发生过无数次,房子被炸毁了之后,第二天又会有商家在废墟旁边摆摊营业。
1942年,在重庆。一位年轻的警察看着镜头外面
— 梧桐树下,整条街上所有的孩子都来了 一个城市的生命力不在于高大上的建筑群中,而是在那些摆摊的小贩以及孩子们身上。 THE FACES 每一张面孔都是具体的 几个女生并排站着,笑得十分开心,没有一点防备之心。旗袍的领口很高,胸口别着一枚小的白徽章。她们应该是同学,肩膀挨得很近,有的还把手放在了旁边人的肩上。
— 镜头一抬起来的时候,两个人就一起笑起来了 那一年她们二十多岁,正是最美好的时光,在一个可以随时被炸毁的城市中生活着。或者她们刚刚从防空洞里出来,或者是其中一个人的亲人已经不在了。但是当镜头一抬起来的时候,她们就笑起来了,露出了牙齿、弯起了眼睛,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历史书上写的年份,照片里留下的表情。”
把孩子往怀里抱紧 妇人的笑容更加实在一些。她把孩子抱在怀里,脑袋向一边歪着,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孩子戴着一顶蓝颜色的绒帽,帽子上面有一圈绒球,里面穿了厚厚的棉衣,只露出一个圆滚滚的脸蛋。这就是把生活过得很好的人会有的笑容。
扁担压在肩膀上,他仍然笑得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挑扁担的小男孩大概有十二三岁。扁担压在肩膀上,两边挂着绳子和家什,一只手扶着扁担,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红布包裹着的东西。那个时候的孩子不应该挑这么重的东西。
妇女抱着孩子,男孩子们挤在最前面,谁都不让一步 另外还有这样的一些人:母亲、祖母、兄弟、邻居的孩子们,在一堆木材和土墙前。中间的女人怀抱着一个穿着浅绿色棉袄的小孩,前面两个男孩挤作一团,眼睛很倔强也很明亮。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是把那个时代的风貌保存下来了。 THE DAYS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布棚下面挂着三盏宫灯。木框、绢面,灯上的人物、花鸟、山水都有所描绘,在边角处还雕刻着花纹。灯是旧的,纸也有些发黄了,但是挂得非常整齐。
彩绘宫灯挂在布棚里,节日还是要过的 挂灯这件事情本身就意味着:年要过了,节日也要过了,但是人们还是要高高兴兴地活下去。
头纱、胸花以及一束白色的鲜花,在战争年代里举行的婚礼是安静而又庄重的 婚礼是在一个比较昏暗的房间里举行的。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在头间插上白色的鲜花,并且怀里抱着一束大大的花束;新郎则穿着黑色的西装,戴着圆框眼镜,在胸口的位置别了一朵白色的胸花。光线是从侧面照射过来的,把两个人安静的脸庞照得亮堂堂的。战争时期举行的婚礼并不张扬,只求庄重。
英国制造的皮鞋、手写的标签,在橱窗中还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最让人移不开眼睛的就是两个橱窗。牛皮纸袋上写着“英国制造”、“非常便宜”,一双双皮鞋摆在用纸盒搭成的台阶上,价格标签都是用手写的:八百六十二元、一千二百一十八元、一千六百九十六元。 另一扇橱窗里,深红色、墨绿色、棕褐色的皮鞋排得整整齐齐,鞋底向外,擦得锃亮。1942年法币贬值严重,一双进口皮鞋的钱可以维持一个普通家庭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街上的人们有的在躲轰炸,有的正在疏散,还有的在排队买米。橱窗里的世界还很完整,并且安静地标着价。一个城市体面的地方,有时候就在买不到的东西里面。 THE STREET 热闹就是生命存在的证明 队伍是从街道的另外一头过来的。最前面是两尊大画像,放在一个木架子上,其中一尊是孙中山像;后面跟着的是旗帜、马队、穿制服的人群以及一路奔跑的小观众。
— 巨幅画像、旗帜和马匹队伍,人群沿着石墙慢慢行走 石墙上面站满了人,一排又一排,好像给这条街镶上了金边。他们不希望错过任何一次热闹的机会,在那个年代,热闹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也是必需品。
— 长龙在石墙下翻腾,孩子们跟着龙尾奔跑 舞龙的队伍更加热闹。一条白底金鳞的大龙在石头墙边盘旋,它的身体被十几根木头支起来,龙头高昂着头,前面有人拿着绣球带路。孩子们追逐着龙尾奔跑,鞋子快要掉了。
— 高墙上面站着很多人,街上的锣鼓声还没有停下来 从上面往下看,这条街就像一条河流一样:红旗、蓝衣、白衣、锣鼓、纸扎的灯笼都在流动之中。两边的高墙将人围在中间,队伍只能顺着街道行走,走得较慢,但是没有停下来。 “一个城市在过节,就表示这个城市是活着的。” THE HANDS 钢铁与火焰之中
— 焊枪一打开的时候,钢板和夜晚就都被照亮了 一名焊工正在工作台上操作。他戴着面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在绿色的工作服外面穿了一条皮围裙,袖口已经破烂不堪了,里面露出棉花来。当焊枪接触到钢板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火星子,并且会把他的半个脸部照亮。这就是1942年的重庆的一般景象。 陪都为抗战时期兵工厂所在地。机器被拆下来之后再运到山洞里去、放进祠堂里面、放到可以挡住飞机的地方。前线上的枪炮声、江面上的小船以及城市里的电力,最终都会落到他们的手中。画面上并没有出现他们本人,但是却留下了火星。 前面的人正在战斗,后面的人则是在生活当中把日子粘合在一起。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回事。 没有留下姓名 八十多年过去了。照片中的人如果还活着的话,现在已经一百多岁了。 不知道年轻的警察后来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女学生们是否毕业了,不知道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没有等到胜利,也不知道挑担子的小朋友长大后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在1942年的某个清晨,他们站在这台相机面前认真地生活着。 上色和修复使底片又有了温度:钢盔上蓝色的部分、旗袍上面的红色部分以及孩子帽子上的蓝色绒球。颜色是后来加上去的,但是这张脸是真实的,这个笑容也是真实的。 虽然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给这座城市留下了青春的模样。 看了今天的照片之后就会突然明白,“中华儿女”并不是四个字的口号,而是十四张具体的面孔——他们会害怕、会疲倦,在镜头下也会笑得非常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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