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理福尼亚”：中国年轻人的躺平之都

　　我能理解，人们为什么把这里称作“大理福尼亚”。

　　群山环抱之下，是一座风情别致的小城；城旁那一汪浩渺的湖水，被称作“洱海”。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温和。

　　难怪近年来，大理成了中国年轻人逃离内卷、选择“躺平”的去处。躺平意指放弃工作，或是在生活中只做最低限度的事情。

　　我来到中国南部云南省的大理，试图理解中国年轻人的幻灭感。我发现，许多在此地漂泊的年轻人，其实早就厌倦了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他们想要重返职场。

　　来自西部城市重庆的Raye Wang今年26岁，已经三年没有做过全职工作。她说，大理太安逸、太舒服了；她很害怕，如果留在这里，自己就会一直这样懒散下去，继续躺平。她还说，到了这个年纪，她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得做点什么，她需要工作，已经休息够了。

　　Wang说，自己此前从事视频制作，靠做一些兼职维持生活。她还说，自己正在考虑学一门手艺，比如文身。

　　剔除在校学生后，中国16至24岁城镇人口的失业率约为18%。25至29岁年龄组的失业率约为7%，同样高于5%左右的全国整体失业率水平。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情报机构就躺平现象发出警告，称“境外反华敌对势力”正煽动年轻人陷入无所事事的生活。

　　中国的一些招聘经理告诉我，问题出在年轻求职者的态度上，称他们懒惰、挑剔、脆弱。有些人或许确实如此。但失业数据表明，背后可能存在更大的经济问题。

　　在大理古城边缘一处共享生活空间举办的社区活动上，我遇到了一群正为未来发愁的人：一对近30岁、双双被裁员的情侣；一名工科毕业、至今未落实全职工作的应届生；还有一名曾创办小型电商公司的年轻男子，他的公司已经倒闭。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甘愿失业。

　　就连一些在大理享受过休整时光的人，也迫切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我在一家面馆遇到了29岁的Zhang Chengxi。她此前从事内容创作，也做过服装直播带货，但随着消费支出放缓，赚钱变得愈发艰难。于是，她来到大理休整，靠着过去的积蓄和父母的接济度日。

　大理的一家书咖

　　在环洱海骑行、逛咖啡馆、几乎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大约半年之后，她打算前往毗邻香港的科技中心深圳。她急着找工作，父母也开始焦虑起来——然而，她至今仍未能在那里谋得一职。

　　她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躺平，所以想换个环境。她还说，不太确定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

　　31岁的You Meng于2021年从北京来到大理，此前在京从事艺人经纪工作。到大理后，她开了一家顾客寥寥的复古杂货店，除此以外便再未涉足全职工作。我见到她时，她正盘算着搬回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她表示自己想进军短视频行业，然而，如今影视制作方正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AI)来生成微短剧。

　　她说，躺平太久，就会失去工作的动力和干劲。她还说，躺平会让人陷入一种空虚的状态。

　　我注意到，现有岗位与年轻人想做的工作并不匹配。在广东省，我曾遇到一些工厂老板，他们坦言制造业岗位极难招人，哪怕是薪酬待遇相对优厚的工程技术岗位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中国今年有近1,300万人从大学毕业。即便是行业头部企业也纷纷裁员，而AI的普及更有可能进一步削减对初级白领岗位的需求。政府表示，目前正通过提供职业培训、对吸纳应届生就业的企业发放补贴，以及在AI时代开拓新职业岗位等措施，来促进就业。

　　与我交谈过的年轻人无不感叹，自己的童年被繁重的学业压力填满：上补习班、挑灯夜读，以及那场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受制于当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他们大多是家里的“独苗”，来自父母的压力因而更加沉重。

　　经历了这一切，到头来却依然为了一份能让父母满意、或者仅仅是薪水体面的工作而苦苦挣扎，这让他们深感幻灭与迷茫。

　　在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地方，年轻人已走上街头，抗议经济不平等和机会匮乏。鉴于中国政府严格限制异见表达，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动荡，但年轻人若长期失去希望，将给社会留下深深的创伤。

　　在大理的这段经历让我看清了一点：躺平并非长久之计。人们或许想暂时放下工作、歇一歇，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找到生活的意义。工作就是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