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仁勋事件看中国的影响力行动

英伟达（Nvidia）执行长黄仁勋11月8日在内部邮件中承认婚外情，11月12日辞去执行长与董事职务。美国网络媒体《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本周刊出博明（Matt Pottinger）与托宾（Liza Tobin）的评论《这是川普时代最严重的丑闻吗？》，博明曾任川普第一任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文章说，国会调查人员将追问，黄仁勋是否帮助被指为中国间谍的黄乐（Alice Huang）绕过出口管制，向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供应高端芯片。作者认为，还有一条线不该被忽略：“这是一个赤裸裸的监管俘获的故事：黄仁勋如何获得了接近美国总统、商务部长及其他关键官员的私人而持续的渠道，又如何利用它去游说那些让美国的头号对手触手可及的成为人工智能主导力量的政策。”

文章指出，流向中国的算力并不只靠走私：美国也批准了对马来西亚等国的销售，中国公司在那里的数据中心购买英伟达芯片的远程访问权。据进步研究所（Institute for Progress）报告，这一方案到2027年底或占中国人工智能总算力三分之一。作者写道：“这些芯片的供应是零和的：中国用掉的每一块，都是美国或盟国的公司与政府用不上的。所谓‘美国优先’，不过如此。”

商务部的角色：该收紧的时候在松手

作者说，商务部本可扭转这个趋势，“相反，由华尔街公司前执行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领导的商务部，拖延、阻挠并破坏了本部门官员限制中国取得芯片的努力”。三名前商务部官员告诉作者，他们因拟定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限制而被边缘化或排挤出部门。文章说，国会还要问卢特尼克：两年前上任时承诺收紧出口管制，此后为何反其道而行之？

间谍还是影响力行动：藏在明处的资产

作者认为，真正该分清的是间谍活动与影响力行动：“中国的情报机构尤其擅长后者，投入其中的资源远远超过西方情报机构。”两者起手式相同，但目的一旦变成影响对方，“比如让他出售受管制的技术，或者去游说一位美国总统，技巧就会变形”，于是“参与影响力行动的情报资产往往深深嵌入目标的工作与私人生活，藏身明处——有时一藏就是好几年”。

文章接着指出，自今年稍早Anthropic推出其Mythos人工智能模型以来，习近平已把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推到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最前线。陈一新今年4月首次透露，关键技术的战略竞争已被提升为国安部核心任务之一，与间谍活动和防范政权颠覆并列；他在《求是》撰文描述一场“反封锁斗争”——所谓“封锁”，文章说，就是美国的出口管制。

文章结尾说：“视国会查出什么而定，英伟达丑闻可能成为本届政府最严重的丑闻。它不是给总统中饱私囊，也不是赦免已定罪的重犯。它远为重大，因为它对美国的技术优势与国家安全预示着最严重的后果。”

在出轨丑闻和间谍疑云影响下，英伟达（Nvidia，又译辉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 Huang）卸任

对台湾的两面效应：生意来了，威胁也来了

台湾网络媒体《新头壳》本周刊出洪浦钊的评论《从黄仁勋事件看中国突破美国芯片封锁的战略盘算》。文章认为，绕道取货解决不了问题：“突破管制只能取得部分芯片（芯片），改变出口政策却能从源头扩大取得管道。”

作者据此推论，情报工作的落点不在技术本身：“外国情报机构透过人际关系接近企业高层，便有机会掌握政策资讯，间接影响政府决策。”他同时说明，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黄仁勋事件与出口政策之间有因果关系。

洪浦钊提醒，美国若放宽出口，台湾会同时收到两种后果：“经济上会为台湾半导体产业带来商机，战略上则加速中国军事科技能力的提升”；“今天出口到中国的先进芯片，未来将成为威胁台湾安全的军事科技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