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幕后 他们是的中国政治神秘操盘手

　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新闻，在4月15日吸引了很多政治观察家的注意力。对于习近平的讲话和其中所透露的国家安全观方面的内容，在第二天便已经进行了长篇累牍的解读。但是有一个现象显然并没有引起外界的关注，在15日的央视《新闻联播》画面中，关于此次会议的报道，只予以了文字播报，却没有任何会议现场画面。而此前在对深改组成立和第一次会议的报道中，央视给了会议现场长时间的报道画面，以至于外界能够以此分析出人事名单等更为详尽的信息。

　　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成果，国安委在过去几个月中备受瞩目，与此番习近平强调的11个“安全观”不同，舆论对于国安委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人事之上。尤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相比与官方毫不隐讳的报道习近平担任国安委和深改组的一把手，以及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分别担任两个机构的二把手信息，对于这两个机构的常设办事部门的办公室主任一职却一直未有透露。不过多维此前的分析，现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将分别担任深改组和国安委的办公室主任一职。

　　之所以办公室主任一职如此受到关注，因为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知晓，在中共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办事”的官员往往更加被认为拥有权力，尤其是在三大机构这样从设立之初就被定义为统筹协调、顶层设计的部门，其负责具体执行的办公室主任一职才是能够保证政令可以上通下达，协调各方关系的重要角色。因此这些官员就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发展大背景下重要的“操盘手”，虽非领袖，但是能够在各部门间游刃有余，甚至毫不为过地说，中央各小组办公室主任人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二轮改革的成败。

　　贯穿中共治国史的“小组”

　　要认识办公室主任尤其是中央小组的办公室主任为何重要，就要先看三中之后被媒体热炒的“小组治国”概念。所谓小组，是特属于中国政治的一种权力架构概念。“小组”是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这个机制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前，1941年7月，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存在了一年半。此后，陆续成立了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以及为加强整风领导而设立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1958年6月10日，中共八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并任命陈云、彭真、陈毅、聂荣臻、陆定一分别担任各组组长。当天发布的通知明确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这是首次较为正式和全面地提出在中共中央层面设立这样性质的“小组”，并确定了其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的大致定位。此后，“小组机制”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2010年，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对这种“小组机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通过成立跨部门领导小组来组织实施重大战略任务，是我们党和政府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有效工作方法”，曾培炎称，“在重大决策具体落实和实施过程中，建立跨部门的协调合作机制，有利于减少层级、提高效率。”

栗战书被认为是国安委办公室主任的合适人选

　　在以往，小组的机构设置在官方资料中一直鲜有详细记载，公开报道更少之又少。这些神秘的小组既不挂牌子，在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它们。它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为例，自2003年成立以来，这个小组平日难见踪影，但却悄悄地推动过不少司法改革。包括力促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部署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等。只有出现日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应领导机构才会由临时和联席会议性质向日常化发展。

　　但是这种情况直到十八大三中全会之后出现了全面改变，国安委、深改组、网信组的接连成立，让舆论对于“小组”这个概念再次展开了全方位的解读。赞扬者有之，认为这是中共在全面统筹二轮改革中的重要架构内容，可以打破此前“九龙治水”、“歪嘴和尚念错经”、“政令不出中南海”种种弊端，为改革“保驾护航”。同时亦不乏批评者，认为这种“小组机制”并不是中国政治的优势，恰恰相反，它是国家治理尚未现代化的表现。本次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国家机构职能的正常化。一个政府机构如果不能正常履职，其管理势必是不合格的，其存在的必要性也值得怀疑。众多“领导小组”的存在，势必会干扰常规政府部门的履职；或者说，正是因为常规政府部门丧失了管理能力，才要成立这么多“领导小组”。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小组”的膨胀，本身是国家治理能力低下的产物。

　　当然也有第三种声音，认为“小组治国”这个概念首先就不准确，因为对于中共来说，再核心的小组也要依靠党、政、军、人大等各国家机器的共同支持，脱离开这些过分强调“小组”的作用，就有些以偏概全。当然对于“小组”的重视在今天显然也是必要的，至于“小组”究竟持何种态度？是褒是贬？观点认为，更多的应该从小组成立的目的，具体操作中的人事安排以及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来综合考量。在这其中，人事安排的重要一环就是小组办公室主任的人选。

　　隐藏幕后的办公室主任们

　　正如此前有大陆媒体分析中国政治所表述的那样，在中共的官场逻辑中，往往遵循着严格的逐级汇报机制。例如，在中央层面，如果某部委就某个问题向中央领导作汇报，通常由主管副部长统筹撰写汇报文本，由部长签字后交由分管的中央领导——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在党的层面则是分管的政治局委员），再然后才到国务院总理（在党的层面则是分管的政治局常委），自下而上逐级圈阅；如果是中央层面有某个事项需往下交办，则又循着相反的方向自上而下逐级批示。如此自下而上的圈阅和自上而下的批示，构成了中共官僚系统极为严密的治国理政体系，遵循着严格的等级汇报与传达规则。在如此繁复的层级规则之下，“小组治国”就彰显了其权威（高层级领导担任组长）、高效（办公室主任承担具体职责，因其专职所以高效）和便捷（一定程度上绕开了现有层级分明、架构复杂的党、政机构），专人负责、责任到人，这也是为什么“小组”被认为会有效针对中国政治一直存在的“九龙治水”弊端的原因。

　　但是就像中国政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在严苛的制度和架构中，依然少不了“人”的角色在其中。就如此番深改组和国安委为何备受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其人员的高配。总书记牵头，政治局常委搭班，十余名各个要害部门的政治局委员组成的架构，已经远远超过了之前舆论对“小组”概念的认识。但是除了这些大员之外，在小组中扮演重要角色、承担具体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就承担起如何和各方沟通，并保证“项目”能够贯彻执行的重任，因此他们办公室主任也得到了与更高层级（通常会越过两到三级）领导人直接交流的机会。而这些办公室主任一般由副国级和部级官员担任，且人员情况相对复杂。曾有媒体统计，十余位办公室主任中，有专职此岗，也有身兼多职；有在此领域专业出身、多年历练的，也有此前无此领域背景的。而且，这些情况还会互相交叉，使得各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变得多元化。

　　从深改组、国安委、网信组三个小组办公室主任的人选来看这个职位为何重要。因为从这些位置的人选来看，是可以深刻地体现出习的“因才而用”以及乐用与自己脾性、性格相近的“习式干部”的特点，并以此来对习近平成立小组的初衷和目的有所洞察。

　　从目前情况来看，被认为是“中南海第一智囊”的王沪宁将担任深改组办公室主任，这主要源于这位“改革智囊”在理论上的巨大优势和政治上的稳固根基。这位政治局委员是曾经辅佐过江、胡两代领导人的学者型官员，一直保持着低调的作风。不仅直接参与、起草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论述，更是继邓力群之后第二位理论界人士担任书记处书记职务高官的案例。此外，改革如“破冰”，更需实际操作者来动脑子，在理论和政策上进行不断创新，因此选择王沪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虽然此前曾有传言称他将不再受到习近平重视，不过通过这项职位任命可以看出，习对于王沪宁理论方面的长处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并没有因为他曾是江或者胡的智囊而“抛弃”，也足见习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气度。

　　多个消息源指出，国安委的办公室会称作秘书处，而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将是这个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位与习一起仕途起步于河北的官员，用近30年的时间在党、政、团全方位历练，堪称中共官员的“样板”。栗战书能够兼任国安委这样一个协调各方的职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安委是一个需要战略思考与行动协调的部门，而栗战书曾经的省委书记经验所带来的对宏观战略层面的认识，将极大地帮助他在国安委中的工作。其次，栗在中办主持工作一年半，已经熟悉协调各个要害部门，对整个中共的正常运行与决策流程了然于胸，也能够帮助习近平从中周转、协调各个部门。其现任政治局委员，不隶属某个部门，政治上“绝对可靠”，能够“压得住场面”，而且其低调、务实的风格等，都说明栗是最符合这个位置以及习近平本人要求的人选。更何况，栗战书本身就被习近平视作身边人。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一职，由现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兼任。虽然相较王与栗，鲁炜的年龄和资历尚浅，但这位草根出身的“60后”正部级年轻干部，具备了相当的阅历，并以其很强的执行力获得了习近平的充分认可。尤其对于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这个很敏感的机构来说，需要一个懂舆论、懂网络的官员来协调运行。鲁炜自上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之后，强调柔性管网、底线思维，而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过的。鲁炜所倡导的“七条底线”是网络管理方式由“堵”到“疏”的转变，也是网络舆论生态的改革点与转折点，这种思考问题有弹性又长于执行的高级官员，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的推进无疑是相当有建设性的。盘点中共党内官员，难以找到一个经验与认识并重的合适人选，选择鲁这样一个能从舆论角度思考问题并能不断扩展认识的官员，也算得上明正言顺，恰如其分。

　　带动中共庞大身躯的“关节”

　　如果将中共的执政架构比作一个庞大的“巨人”，那在其中扮演着“舒筋活血”、保持运作流畅“关节”作用的群体就是这些处理具体事务、负责上下沟通的办公室主任们。在上文中，我们对三个“超级机构”的小组人选进行了初步推测，但是这仅仅是通过推测和相关信息得出结论，中国官方仍然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那除了以上三人之外，现下已经“赴任”的办公室主任，还有哪些呢？

　　通过目前资料可查，在中央层面，如今有11个领导小组，其小组名称和组长人选分别是：1、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任是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张志军。2、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任是国务委员，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杨洁篪。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经济决策的最核心部门。组长李克强，主任是被认为是习近平重要智囊的发改委副主任，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刘鹤。4、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既是党中央机构，又是国务院机构，组长李克强，主任中央机构编委会委员、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常委张纪南。5、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领导港澳工作，组长张德江，主任是港澳办主任，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王光亚。6、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负责新疆工作，组长俞正声，主任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十八届中央委员王正伟。7、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主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蔡名照。8、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西藏工作，组长俞正声，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正部长级，十八届中央委员张裔炯。9、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中央纪委，组长王岐山，主任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黎晓宏。10、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农村工作、农业经济，组长汪洋，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11、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安部内，组长孟建柱，主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党委副书记、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杨焕宁。

　　从个人仕途方面来看，在这其中，有两位办公室主任为副国级，分别是杨洁篪、王正伟。而对于其余的正部级办公室主任，他们与自己的组长——常委层级的领导人在小组中进行直接的工作交流与对话都是跨级交流的机会，这种机会也让他们在数量众多的部长中，成为了“凤毛麟角”者，得以先拔头筹。且不说这种机会于国、于党如何，仅仅对于他们个人的仕途而言，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从担任职务方面来看，在上文的梳理中，这些小组办公室主任多身兼数职，但是往往是“术业有专攻”。如在三中全会之前被高度关注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就担任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一职。曾有媒体对于这种情况进行梳理，认为这种兼职情形通常是按工作属性和程序自然形成。除刘鹤外，俞正声领导的对疆、对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王正伟、张裔炯，以及孟建柱领导的维稳小组办公室主任杨焕宁皆属此类。如民族是回族的王正伟，便是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身份兼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则兼任对藏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之前长期在青藏地区任职；而维稳小组办公室主任杨焕宁出现在媒体上时更多的身份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这三位办公室主任，均位居正部级及以上，且均有各自领域专业和任职背景，属于办公室主任中的主流。

　　当然，在职责方面，这些办公室主任的任务并不轻松。香港大公网此前对于领导小组进行全面分析时也曾指出，领导小组往往承担政治性强、牵涉面广的特殊任务，通常由高配的领导人担任组长。而担任组长的这一领导人，其自身所承担的工作则牵涉面更广、政治性更强，该小组工作仅仅是其多数工作之一。因此，这一工作的具体操作事宜，不得不交由办公室主任来执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进行个案分析，再以刘鹤作为案例，他之所以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忽然被热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社会各界对于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内容持以厚望，而他作为习近平最为重视的经济智囊，被认为必然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他担任办公室主任的主要职责，处理重要的金融及宏观经济问题，制定经济决策及提供意见，负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五年规划报告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因此对他的经济思路进行分析，在当时就被认为能初步推测出三中全会的相关内容。

　　再以王正伟为例，作为目前仅有的两个“副国级办公室主任”之一，因为近一段时间新疆问题的日益严重，王越来越被媒体所关注。从他的职责来看，王主要负责对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政策提供意见，提供决策建议，并应对新疆形势变化，维护新疆政治、社会稳定，打击恐怖主义。而在十八大之后，俞正声担任政协主席，主管新疆工作之后，王正伟已经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工作，据查，2013年5月23-28日，俞正声在新疆考察调研，王正伟等陪同调研；2013年6月29日，俞正声带领工作组赴新疆维稳，王正伟即为工作组成员。由此可以看出，在新疆问题上，王正伟以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正在担任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一再强调小组办公室主任角色重要的关键原因。

　　中国政治中的为官为吏，向来讲究务实不务虚，对于隐身于领导身后，注重实际工作的办公室主任来说更是如此。而且不仅是在中央小组层面，办公室主任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是从中央开始一直到省、市甚至县都发挥着属于他们的政治能量，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某个领导消失几天并不影响工作，但是办公室主任如果离开，会导致整个部门运行的不顺畅。对于这个群体的分析，仅仅以一篇文章来进行观察是远远不够的。应该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以他们作为观察中国官场生态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