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权力重组 习近平就爱重用这种人

　　吉林易主，山西生变，袁纯清治贪不力被赋闲职政坛罕见，中纪委刊文直接指出“廉政建设出问题先追责党委书记”，强调腐败问题要追究“一把手”责任，伴随反腐、整风深度进行，中国政治进入“新常态”。王儒林为何能够受中央重视临危救火，巴音朝鲁能够以“少数民族”身份成为地方大员，而袁纯清则只能“败走麦城”，一系列山西变动背后，可窥视习近平在新常态下的用人之道。

　　王儒林、巴音朝鲁升迁有共性

　　欲观今日习用人之道，实际恰好可以用处于舆论漩涡眼中的政治人物，王儒林、巴音朝鲁、袁纯清、三人作为样板，以王儒林为例，虽然曾在2014年两会之上被王岐山斥责过于照本宣科，但是其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治下，在如此强力的反腐态势中上午省级高官落马，在中国三十一省份中“鹤立鸡群”，更是被媒体解读为王此次能够“临危救火”，空降山西的主因。再细细梳理，可以发现王儒林身上还有几点特质，或许也促成他此次备受重用。其一在于王稳健扎实，执政经历一步一脚印。这一点恰恰也为习近平所重视，因为习本人就是从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一职一步步从基层升迁。第二在于王儒林性格中的低调，政坛摸爬滚打多年，却不显于人前。但低调并不意味着“不为”，在陆媒解读中，认为王儒林在促进吉林经济结构调整中贡献颇多，也算略具执政能力。

　　与王儒林一样，其继任者巴音朝鲁虽为蒙古族，但也稳健、低调的性格，以及丰富基层工作经验。作为少数民族，巴音朝鲁能在汉族官员如云的政坛跻身而出，也正是源于他分别在基层、团中央以及沿海大省浙江工作过，而且在几十年的仕途中并没有负面传闻流出，低调之余，在浙江、吉林工作尤其是经济方面建树颇多。

　　相比以上二人，此次“败走麦城”的袁纯清虽然执政经验也颇丰，但其本身魄力不足和执政能力弱的缺点，在这次山西官场风暴中毕现。袁治下的山西，作为煤炭大省，在经济“新常态”的要求下，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实现卓有成效的转型，甚至在打击官场腐败，官商勾结问题上，袁纯清也唯唯诺诺，不敢大刀阔斧。从刘云山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共对于袁纯清问题性质归咎到“用人不察”之上。“用人不察”问题的出现，恰恰反映出袁纯清作为传统“团派”官员，尤其在山西官场这样一个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因为背景不深，缺少魄力，过于谨小慎微，唯恐一步走错，对仕途造成影响，体现出其执政魄力不足，执政能力弱的缺点。

　　为官新要求：稳健、基层经验、有执行力

　　跳出山西官场，在整个中国政坛，从十八大之后，就开始走在十字路口，官场文化和官员心态都在经历一场转型。此前，李克强召集八省长进京，斥责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的新闻被媒体热议，看出中南海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力不高流露担忧。更据统计，2014年5月后李克强在短短半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在地方，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也多因为反腐、整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在政治上表现为群众路线运动下不得发牢骚的“不敢说”，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不敢做”，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

　　以上的种种官场心态，作为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习、李、王等人不可能完全不知晓。现实中，这些政府官员在执行政策中越来越严重的投机心理和功利算计，显然让他们大动肝火。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他们理想中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表现，也不符合他们要求地方官员加强执行力的政治要求。

　　结合多维新闻此前在习近平选贤任能和今日山西官场之现状，可以对“习式用人哲学”有更为清晰的一个总结。其一喜用有基层经验的官员，这些“一步一个脚印”拼出来的官员，对于中国社会、民情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从之前的陈希、何毅亭、黄坤明、刘鹤，到今日的王儒林、巴音朝鲁，皆是如此。其二，就是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力，就是执行力，是那些有担当、有能力且务实官员的执行力。放在今天而言，就是不因反腐、整风而不敢担责；不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庸政，放缓经济增长；不因个人利益受损而懒政，有报复心态；更不拿公务员队伍不稳作为挡箭牌，对中央政策落地推三阻四。简而言之，如袁纯清这般没有有效解决山西官场盘根错节问题，没有大刀阔斧调经济的魄力，从客观上就难以符合“省委书记”的要求。袁纯清去职山西，看似偶然，现状所迫，实际上也是一种必然，即使现在没有发生，未来也有可能因此出事，大不必以“命运不济”作为托词。

　　而作为中国官员来说，也应该从山西官场一事中吸取教训，尽早离开迷茫期，对于自身地位有一个新的认知。不要寄望于高层态度会有所缓和、整风反腐手段会放松。“新常态”一词已经意味着，对于官员的要求，不仅不同于以往，更不是一种“运动”，而是将长期、常态化的存在。为官一任，若不及时有所收敛，有所改变，山西之事的重演，也并非毫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