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阿拉伯的大国梦破碎后 叙利亚连自保都难

自2019年11月1日起，由涵盖政府官员、反对派、民间代表组成的150人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在联合国监督下于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三方决议各推派15名代表合组“起草机构”，于11月5日继续商议如何编纂新宪法。尽管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裴凯儒（Geir O. Pedersen）形容会议“非常成功”，但眼下美国、土耳其、俄罗斯、库尔德族等各方势力仍盘桓在叙利亚北部，被叙利亚总统阿萨德（Bashar Hafez al-Assad）骂为“贼”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更以恐怖分子尚未清除为由拒绝撤兵，扬言“土耳其将继续战斗，直到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最后一名恐怖分子被杀为止”。显然，叙利亚距离恢复和平还有很长一段路得走。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着西装者）抨击出兵入侵国土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Facebook@Presidency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在2011年内战爆发以前，叙利亚曾是举足轻重的地区强权，亦是多次中东战争里抗击以色列的生力军，更以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核心自居，但在邻国与欧美列强的连年抵制与颠覆下，如今竟连自保都嫌困难。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阿拉伯大起义”（The Great Arab Revolt）后，哈希姆王族费萨尔（Faisal I bin Hussein bin Ali al-Hashemi，1885─1933年）与其追随者聚集在大马士革召开国会，梦想组成“大叙利亚”（Greater Syria）王国，再以此为核心统一全阿拉伯民族。然而在英法两国的分赃下，“大叙利亚”遭分割为外约旦（Transjordan，指约旦河以外之地区）、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费萨尔本人也在法军威逼下不得不逃亡，最后才在英国扶持下担任伊拉克国王。

虽然阿拉伯人的统一大梦就此中挫，但对叙利亚来说，该次经验也赋予自身“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心脏”的神圣地位，故对复兴阿拉伯民族的事业自认责无旁贷。不过叙利亚这种舍我其谁的企图心，首先就面临同胞的挑战。哈希姆王室统治的约旦与伊拉克王国，咸以穆罕默德（Muhammad，570─632年）“圣裔”身份的号召性，也想成为统一运动的主导者；加上叙利亚又视黎巴嫩为遭法国分割出去的固有领土，这导致叙利亚与邻国关系起初并不融洽，遑论推动统一。

待埃及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Hussein，1918─1970年）也挟着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与抵御英法入侵的政绩，成为风靡第三世界的不结盟运动领袖后，缺乏人口与资源优势、政局也不稳定、自1949年起便频频发生军人政变的叙利亚，遂一度甘心将统一运动的盟主让贤给纳赛尔。譬如为了对抗美英主导的《巴格达公约》组织（Baghdad Pact），叙利亚先于1955年同意与埃及签订《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加快经济合作与共组统一的军事司令部。接着在1958年2月，叙利亚和埃及更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纳赛尔兴奋地说道：“今天，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再是口号和吶喊，它成了事实”。一时之间，阿拉伯民族的大一统似乎指日可待。

但由于纳赛尔过于强势，渠处处以埃及为尊，未平等照顾叙利亚人的利益与感受，新内阁的21名部长中竟仅有7名叙利亚人，且仅有纳赛尔领导的民族联盟为唯一合法执政党，同样热衷民族事业且推动统一的叙利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遭冷落，致使叙利亚人感到处处受歧视。加上纳赛尔将在埃及推行过的国有化运动与土地改革全盘照搬到叙利亚，没顾及当地的民情和经济发展与埃及迥不相侔，最后导致不满的叙利亚人在1961年9月发动政变，宣告恢复叙利亚的独立地位，但仍不放弃追求阿拉伯统一的决心。因此1963年，叙利亚又与同样是复兴党执政的伊拉克商讨合并事宜，并打算再度拉拢埃及共组联邦制国家，只是因各方利益冲突导致告吹。

1971年，叙利亚、埃及、利比亚同意共组阿拉伯共和国联邦（Federation of Arab Republics），但没几年便因埃及总统萨达特（Muhammad Anwar el-Sadat，1918─1981年）和利比亚领袖卡扎菲（Muammar al-Gaddafi，1942─2011年）的龃龉而没法正式成形。1978年，叙利亚转与伊拉克再次讨论统一问题，但由于叙利亚在1966年的政变中驱逐了复兴党创立者阿弗拉克（Michel Aflaq，1910─1989年），伊拉克复兴党总书记萨达姆（Saddam Hussein Abd al-Majid al-Tikriti，1937─2006年）遂刻意挑出此事，要求叙利亚复兴党得承认错误，并主张在国家统一时两边的党部也得顺势统一，至于统一后的党国元首是谁自然不言自明。

对于这种条件，叙利亚当然不愿接受，这导致叙伊两国不但合并无望，两方的复兴党还正式决裂，皆自视为正统。在这种形势下，叙利亚的外交形势极为极为艰困，既要背负对抗以色列的重任，又要与邻国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沉重的军费开支也严重耽搁经济发展，外援一度占了国家总预算30％至40％，这令叙利亚不得不更务实地优先照顾本国利益，因此开始适度地寻求与欧美和邻邦和解。1974至1979年间，叙利亚还接受了4亿美元以上的美国贷款与赠款，与欧美的双边贸易额也不停增长。但随着1978年埃及在美国斡旋下同以色列签订《大维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和解，导致叙利亚顿时得承担所有来自以色列的地缘压力，令叙利亚不得不在1980年转与苏联签订为期20年的《叙苏友好合作条约》（Soviet‐Syrian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以求自存。

阿萨德（右）与萨达姆于大马士革并肩接受群众欢唿，双方关系一度融洽但不久后即恶化。（AFP）

尽管叙利亚拥有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1930─2000年）于1970年发动政变上台后，也致力推动多个五年计划和土地改革，令三分之一以上的无地农民获得土地，工业化程度也日有增长。但外部压力仍迫使叙利亚维持庞大军备，1975年黎巴嫩爆发内战后，阿萨德又挥军介入，以抵御以色列透过天主教马龙派（Maronite Church）渗透影响力，这令叙利亚的财政状况更雪上加霜。根据统计，叙利亚的军火进口总值在1979到1983年间高达105亿美元，高居中东地区总额25％，叙利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因此在1982至1987年间勐跌15％，生活水平指数更是下降37％。

虽然阿萨德于1991年颁布第10号《鼓励外商投资法》，令民企和外资得以扩展，但并未解决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贫弱。1981年，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才约155亿美元，到了2000年，竟然只缓慢增长为173.3亿美元，等于过了20年也才增长11.8％。如此糟糕的表现，使得巴沙尔阿萨德于2000年7月继承父位出任总统后，不得不着手改革内政，并在2005年撤兵黎巴嫩与提出“社会的市场经济”自由化政策，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形同放弃复兴党实施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宗旨，消灭以色列以求阿拉伯一统的远大目标更谈不上。结果改革反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政府还接连削减对粮食、住房、教育、医疗的补贴，外资又多集中于房地产或服务业，丝毫无益于实体经济。

更糟糕的是，自2006年起叙利亚遭逢连续四年旱灾，令曾是粮食出口国的叙利亚转为依赖进口。到了2011年，叙利亚失业率已高达30％，如此落后的经济产生严重官民矛盾，最后就在欧美与邻国的搧风点火下引爆内战，阿拉伯国家联盟还在当年11月取消叙利亚的成员资格，2013年转而承认“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ary and Opposition Forces）才是叙利亚的合法政府，坚决抵制阿萨德政府，直到2018年才考虑改善同阿萨德之间的关系。

阿萨德曾在2011年的演说中再度强调“叙利亚注定是地缘战略区域的心脏”，并声称叙利亚人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追求将招致敌人的对抗。2016年阿萨德接受采访时又说道：“中东是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上的心脏，而叙利亚是中东地理与地缘政治上的心脏”，这显示叙利亚依旧没放弃自居为阿拉伯统一核心的大国梦。只是长期战争导致的穷困经济，加上邻国对叙利亚野心的疑虑，以及欧美列强的蓄意打压，令勇于冲锋的叙利亚自始都缺乏支撑起大国梦的主客观条件，如今连保全自身领土完整都有问题。甚至当面对盟友俄罗斯跟土耳其达成共同巡逻叙利亚北部边境的协议、形同破坏叙利亚主权的状况时，阿萨德也只能在2019年10月底的专访中批评厄尔多安，粉饰俄罗斯此举是“限制了（土耳其的）损害”。因此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尤其当曾高举阿拉伯统一大旗的埃及、约旦、利比亚都相继被欧美拉拢或颠覆后，叙利亚纵使想发扬先人伟志也是孤掌难鸣又有心无力，只能眼睁睁地任凭美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争掐这颗心脏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