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南海的信号（上）

滕彪评论文章：“王岐山叛逃了!” 一位民运人士在推特上发出惊天爆料。“江泽民死了！军队哗变了！绝密文件泄露了！北戴河要出大事了！习近平要改革了！政治局马上有大事发生！”这种吸引眼球的东西经常出现，还有学者和政治评论员对此予以长篇大论。当然，什么都没发生，这些东西用不了几个小时、几天就被证明是谣言。造谣传谣的人也无所谓，在辟谣之前就准备好了下一个谣言；误信谣言的人也准备相信下一个谣言。某位富豪经常声称的“核弹级爆料”，其实只是低劣的谎言，真相已经大白：所谓爆料都是为了编织他的超级骗局而已。

有些东西并非谣言，而是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的信息。中南海里谁跟谁一伙儿，派系之间有哪些矛盾，哪位书记或常委有几天没上新闻了，谁的出场顺序提前了，领导的讲话又用了什么特殊的词儿了，谁的报道篇幅突然多起来了，谁的走路姿势不正常了，谁的同党被提拔或被抓了，等等。人们于是根据这些表面信息进行想象、加工、推演，在谬误的滑坡上一路滑下去。某个讲话里有几句漂亮话，成了高层在释放改革信号，于是改革即将启动，于是首先要清除反对派，于是某人很快会失去实权。奇妙的逻辑始于捕风捉影，忠于宫廷八卦。研究政治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传统主义、制度主义之类不同的理论框架或路径，而那些眼光只看中南海的人什么主义都没有，可以被称作八卦派、信号犬、听床师。

我并不是说，研究这些信息毫无用处。专制体制下，高层政治几乎是个黑箱，没有选举和政党竞争，没有新闻自由，信息不透明；没有权力机构之间的制约，从透露出来的、有限的高层信息来分析和预测政治动向，也是无奈之举。有时候，也可以有所发现。据推友林愈静描述，《明报》初创时，金庸组织了一班人分析《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日报》的措辞用语，初次发表的地方及转载范围等，逐渐完善了这套信号学；做了很多分析和预测，预测大部分都中了。这方法，也从香港老一代媒体人延续至今。

一名保安（右）和一名警察（左）在北京中南海领导大院入口处保护该区域。 法新社图片

有些人说，如果谣言可以有利于推翻专制政权，为什么要反对呢？问题是，他们制造和传播的这些谣言和集体抗争行动没有关系；反而，小道消息的消费制造了廉价的变革希望，损失了自己的公信力和道义形象，并且消解了集体行动。民主力量靠什么挑战中共专制？若论资金、技术、组织性、人数，都不如中共的万分之一；但在道义力量、合法性、公信力方面，中共则先天不足。民间道义力量和公信力的积累，要靠行动与牺牲、靠勇气和人格的感召、靠冷静的理论探索与观念的传播、靠长期合作和民间组织建设、靠时间的积累。如果一再地造谣，民间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将被迅速消耗，还剩下什么去战胜专制呢？

靠造谣传谣无法实现民主，只能自毁形象、丧失公信力。除了谣言之外，我也反对把高层领导人物的一言一行和派系斗争当做中国政治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这样做的缺陷是多方面的：

（一）这种八卦信号学或政治占卜术，无法推动政治理论的发展，也无法深化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最多就是厘清一些派系关系、人事布局，而这只是专制政治的一小部分而已。就中国政治而言，过分强调派系斗争会忽略共产党面对政权存亡时的利益一致性，也缺乏更宏观的、动态的、历史的和国际的视野，对理论建树毫无帮助。八卦信号学只能停留在浅层次，屈从于偶然性，从零碎的信息里牵强附会出一些微言大义，经常成为对黑箱政治的过度诠释、捕风捉影。甚至领袖的着装、表情和不经意的一个口误或动作、一些日期的巧合，也被穿凿附会、浮想联翩，堂而皇之进入公共讨论。将眼光集中在这些毫无知识量、毫无理论价值的东西上，遮蔽了更重要的东西。

（二）这种聚焦高层政治信号的方法，也几乎无力识别那些故意误导的信号，对专制体制的言行不一缺乏警惕。专制政权擅长说一套、做一套，在政治不开放、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下，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有些话只能反着说，有时会故意释放出错误信号。比如“打左灯向右转”、比如毛泽东的“阳谋”。1957年，毛泽东再次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大鸣大放”，但把这当做言论自由的信号，后果就相当严重。没过多久，毛就发起反右运动，知识分子遭受残酷迫害，轻则撤职开除、下放农村，重则集中关押、判刑收监等，部分人士含冤自杀、被处决或受折磨而死。中国宪法关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规定是另一例，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都明确写在宪法里，但若把它解释成中国准备朝这个方向努力，就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