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公知，最经典的那款选择性失明症

　　托尼·朱特认为法国知识分子谈论政治问题时总是诉诸普遍抽象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能够节制他们天性中的热忱，由此使得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法兰西在欧洲诸民族中最具文学天赋。在法国，文人多到形成了一个阶层，他们一方面不卷入日常政治，生活得很超脱，没有权力，也不担任任何公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纯书斋中人，而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形式、公民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习俗、法律、政治体制的是非……

　　看上去不错，范仲淹名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正是说的这种文人风骨么？换用现在的话说，法国文人，构成了西方最早的一批“公共知识分子”。

　　但托克维尔是在反思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时说这番话的，口吻并不是赞许。他说，这些文人谈论政府问题，总是诉诸“普遍抽象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能够节制他们天性中的热忱。”夸夸其谈，对现实认识不清，却又很善于煽动愚昧的民众，使得“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一言以蔽之，法兰西不只有公知，更有“公知病”。

　　对公知病感兴趣的学者大有人在，而研究公知病的人，自己也常常会变成公知，操持着论辩式的文风，评点天下公共事务的对错。托尼·朱特就是这样一位公知兼公知问题的研究者，生于1948年的他，对20世纪上半叶法国公知的表现尤为感兴趣，在他看来，托克维尔所诊断的法国公知病，到了20世纪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因应局势的变化，表现得愈加突出和严重了。法国的公知，几乎是清一色的左派，本该急公好义，不平则鸣，然而，在苏联问题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能通过考验，犯下了“选择性失明”，且跟他们的前辈一样，煽动起了“愚昧的民众”跟着他们一起犯错。

　　这番研究的第一部大成之作，就是《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未竟的往昔”是什么意思呢？乔治·蓬皮杜总统在1972年9月21日说的一句话，可以破题：“是时候给过去罩上一层帷幕了，是时候遗忘一个法国人互相反感、互相攻击、甚至互相杀戮的时代了。”这个时代，就是朱特所说的“往昔”。1944年，沦陷四年之久的法国终获解放，法国人却百般迷茫，前路如何选择，过去的历史如何解释，都是十分棘手的政治兼道德问题。世界分为两半，苏联美国各居一极，“百废待兴”的法国虽然划归北大西洋公约，占据了舆论高地的左派公知们却在谈论苏联。他们是“进步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他们背负着共同的耻辱，产生了反资产阶级的情感。在朱特看来，这种情感之前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现在则被（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所利用。

　　那时的人都需要站队，在美苏之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选择一条路；那时的人都需要入党，虽然法国共产党势头强大，但也还有许多不那么激进的左派政党存在。站队的压力，党争的需要，让知识分子尤其神经紧绷。斯大林的国家揽下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首功，战后苏联的威望如日中天，但斯大林主义的阴暗面也逐渐曝光。对国内异己的诛戮，对卫星国不听话的领导人的公审，不断发动肃奸行动，侵略别国，镇压那里的抗议，而劳动营和“古拉格群岛”流放地的诸多内幕，更是纸里包不住火。

　　但是“内疚”的左派公知们选择看不见真相，而无条件地和苏联站在一起。这其中，代表人物当然是萨特。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称谓：“共产党同路人”。《未竟的往昔》的第六章“历史的盲目力量”，分析了这一类人的情况：

　　“（他们）没法成为共产党员，但又不愿意放弃与他们同行，许多着名的法国知识分子并未投入谴责或者维护斯大林的事业，而是为其寻求解释，他们所寻找的，是对本身看起来不可理解的事件的一种似真和可信的说法，它需要能够维持战后那些年的幻象……他们所要承担的，是一个整体上更加让人困扰的任务，即真诚地承认（如他们所见的）共产主义所有的真相，同时，又用自己的语言来为这种真相辩护，表示这种经验，这种事业，是值得期待的。”

　　同路人现象是非常有趣的。汉语里有个词叫“乡愿”，即明知污点的存在，却还要尽力去为尊者讳。“乡愿”二字似乎特别针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内含了一种挖苦：他们所受的教育反成了其糊涂的来源。1936—1938年间，莫斯科公审了许多“不听话的人”，他们或者直接威胁斯大林党内魁首的位置，或者犯有这样那样的“自由化”罪过，总之于党于国不利。他们被逮捕，受迫害，但在“同路人”们看来，即使很多人是无辜受审，被错误地流放甚至冤死，也并不能说明苏联就应该打倒批臭。法国着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反应，在朱特看来是“正常”的，马尔罗说：“宗教法庭并未从根本上损害基督教的尊严，莫斯科公审基本上也不会降低共产党的威望。”

　　甚至受迫害的人自己也会产生一种认命的心理。匈牙利裔的小说家兼记者，活跃一时的文人阿瑟·库斯勒，以苏联肃反为题材写出了《中午的黑暗》，故事主角、共产党高官鲁巴肖夫下狱，经过一番折磨，他自己说服自己，承认了诬陷给他的罪名，因为他朦胧地相信，自己是一桩大事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小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效应。然而，在同情苏联的左派知识分子眼里，这样的作品发表出来，除了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提供反苏的口实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承认黑暗的存在，却依然站在制造黑暗的力量一边，不否定它，不谴责它，是需要一定的脑力和抗压能力的。有些更加诚实、更脆弱的人，就会为此而痛苦不堪。有一位德国共产党人，施特凡·赫尔姆林，热爱并同情法国，曾经作为“国际主义战士”在法国沦陷期间参加抵抗运动，后来，他在回忆散文集《暮色集》里说，共产主义革命是一桩光辉的事业，他至今深信不疑，但他实在难以理解，为何革命会出叛徒？苏联抓叛徒，肃内奸，一抓就是一大把，排着队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有的甚至直接拉去枪决——为什么会这样？赫尔姆林想了半天，说，恐怕背叛和出卖，与生俱来地就是革命的一部分吧。

　　解放人类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许多左派中人，渴望“改变世界”的人，一时都忍下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黑暗与不义。而在萨特身上，做同路人，对自己不愿提及的话题轻描淡写，似乎更是出自一种骄傲的不屑。萨特当过战俘，但在战后破土而出的公知群中，他跑得最快，跳得最高，他是哲学家、政论家、小说家、剧作家、社会活动家，落笔雄辩滔滔，他可以一面主张“作家要对自己言论的后果负责”，一面自己带头违反。

　　这种高傲，这种“大言不惭”，也确有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法国文人传统的背景，想当年，豪情满怀的伏尔泰，不就是见什么都敢说，逮住哪个不顺眼的就开炮，从来不在乎说错么？结果，当他84岁去世时已成全欧洲的精神领袖，萨特在1980年去世时，巴黎也是万人空巷给他送葬。瓦雷里说伏尔泰“只能是法国人，难以想象他会生活在其他天空下”，他具有“外人加到法国人头上的一切缺点”——跟萨特何其相似乃尔。

　　萨特代表了最经典的一款选择性失明，他曾经出面支持过反越战的美国军官，但对苏联暴政的受害者一向不闻不问。对美国不利的他很敏感，对苏联不利的，就没他什么事了，1952年，当法共的一起军事示威被镇压，他说出了“反共分子是条狗”这样的话。在那天的笔记里，他还写下一句“我发誓，我至死仇恨资产阶级”。

　　法国左派公知恨美国的原因，《未竟的往昔》里也有专章论述。美国是解放者——纳粹铁蹄下的法国是被美军解放的，但美国代表的是一种让骄傲的法国文人看不起的文明，快餐文化，罐头文化，肤浅的消费主义，金钱万能论，在战后，美国人还要用马歇尔计划来拯救伤痕累累的西方，顺带把西方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未竟的往昔》里详细解读过的第二个大公知西蒙娜·德·波伏瓦，就曾在访美之后写下的见闻里，表露出这种复杂的感情：美国的确是救星，但美国也是堕落的。

　　因为只有两种选择，因为在那个时代，按照法兰西历来的传统，知识分子必须表明立场，所以仇恨一方，就得给另一方加分。对苏俄的态度，波伏瓦的论调则是这样的：“俄国人之所以战绩显着，是由于他们的事业的逻辑：他们知道为何而战。红军因而就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双重保证——它挫败了反革命势力，并且有能力依靠大众的力量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在二战中付出了重大牺牲，比起被动地卷入二战的美国人，苏联人更有资格享受不受质疑的权利：所以，斯大林的霸权行为可以视为对其牺牲的回报。

　　托尼·朱特也没有忽略萨特、波伏瓦、梅洛-庞蒂这些“不负责任”的法国公知的知识背景：他们是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一代，黑格尔的历史学说认为，历史是一个永恒运动的过程，而革命正是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所以，像梅洛-庞蒂这样的哲学家就树立了一个信念，他相信苏联——共产主义革命的主导者——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此，过程中所有的黑暗、恐怖都是暂时的，是必须支付的成本。

　　可是梅洛-庞蒂也明白他是在豪赌：没有人能跳出自己的时代，预见到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知道世界历史进程究竟是怎样的。即使冷战结束，弗朗西斯·福山宣告“历史终结”，我们仍然不能说，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唯一正途；只是对于今天绝大多数有理性的人而言，对于托尼·朱特这样拥有常识的美国人而言，曾经制造了无数起人道主义灾难的苏联，显然更不可能是被历史选中的宠儿。

　　在伟大事业的旗号和反人道行为之间，知识分子该不该言说真相并站到被欺凌者的一边？朱特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时过境迁，重提旧事，我们会跟着他一起发问：为什么法国一众左派知识精英都选择性失明了呢？清醒的人是少数。在《未竟的往昔》出版六年之后，他又写了一本小书《责任的重负》，擢出三位法国知识人——莱昂·布鲁姆、加缪、阿隆——作为萨特、波伏瓦、梅洛-庞蒂、穆尼埃等人的反面，他们能够明辨是非，能够坚守自己的良知，不为任何先入之见所蒙蔽，向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论是朋友的还是对手的，是政治上的还是道德上的——发声。

　　书名的原文“Past Imperfect”。我翻译朱特《责任的重负》一书时同朱特有过邮件往来，曾问及，“Imperfect”应当翻译成“不完美的”还是“未完成的”？他复函：“Past Imperfect”兼有你提到的两重涵义，一个未结束、未完成（unfinishedor incomplete）的昨天，也是一个道德上、形式上受损（spoiled）的，或者说“被玷污”的、不完美的昨天。他问：“中文里有一个能涵盖两种意思的词吗？”

　　我想了半天，真没有。现在此书有了译本，黑黑的封面上，一个有点意犹未尽的“未竟”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了。读此书，仿佛见到朱特当年一边做研究一边摇头的样子：不好，真不好，这些人怎么能这么做？正因为总是把论述指向道德，托尼·朱特在1990年代后不停卷入论战，逐渐从一位历史学家演变为公共知识分子，因为道德问题既容易引起大众关切，也极易刺伤别人，给自己树敌。

　　托克维尔指出的法国文人的病灶，但没有填平它的意思，而只是感慨，法国就是这样，众声嘶哗，你我相攻，动不动就要推倒现状；朱特却指出法国人“本该如何”。他是在揭露和纠正的动机之下叙说历史的，因此行文带有论辩色彩，精致周全的辩词里散发出了火药味。他有力的拷问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知识分子理应符合他所定义的“完美”（书名中的双关词“未竟”——imperfect——的反面）。

　　而我倒觉得，这个要求有点过，且有一点事后之明的意思。朱特在《责任的重负》的引言里，基于萨特本人留下的笔记，分析了萨特在战后疯狂表现的缘由：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患上了政治冷漠症，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他“犯罪般地一无所知”，因此到了战后，萨特“生怕历史的巨舰趁着夜色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相对朱特的轻蔑，或许我更看重这种心理，而且也很理解这种心理：这就是法国人，这就是法国式的大起大落，急停急转。对此，托克维尔很清楚，倘若没有那些一犯再犯的错误，而是跟英美一样永远“自由而正确”，永远不被“玷污”，维持一种宽仁的、善于妥协的氛围，法兰西，大概也不成其为法兰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