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街头的时代冲突

当代人非常反感政府不让人讲话、全面监控、大规模洗脑、鼓励告密和肉麻吹捧等不齿行为。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无法接受这些。只要这些行为存在，中国就很难有软实力，中国模式再成功也会没有吸引力。

这次貌似突发的抗议运动，或称“白纸革命”，或谓“A4运动”，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不出所料，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很快就陷入陈旧的话语体系。国际舆论的套路是“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 制”“正义与邪恶”的对决；中国官方尚未正式表态，但官派舆论是同样没有新意的“境外敌对势力”操纵“颜色革命”。 这种好人坏人、正义邪恶的套路，只能将人带入死胡同。我们需要的是前因后果的客观分析。

国际大众传媒给人的印象是星火已经燎原，中共不得民心。然而，比起这三年来西方国家的那些暴力抗议规模，中国的连零头都不到。中国的封闭与世界的开放的对比，一方面产生于中共过度防疫，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又一个国家相继躺平，屈服于疫情，并且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到目前为止的冠病总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国不过5200余人，而美国则超过110万。

中国的问题是过分“制度自信”，一个“生命至上”的口号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推出了一套狭隘的、顾此失彼的抗疫政策。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警告过“不可持续”，中共二十大报告仍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地方政府在高 压下层层加码，官员唯恐本辖区出现冠病死亡病例，不顾一 切全力封堵，最终引起了这次大爆发。

一个将“90%以上支持率”挂在嘴边的政府，突然遭遇大规模抗议，既尴尬也迷惘。三年之久、无处不在的防疫限制措施积攒了大量干柴，造成了超越阶级和地域的挫折感和愤怒。在动辄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封锁期间，农民工在食品短缺和失业问题上苦苦挣扎，大学生被关在校园里，城市里的上班族无法出行，中小企业和摊贩大批倒闭，急症和病危者得不到及时救治——他们的愤怒都指向同一根源。这是1989年后罕见的，也是当局最害怕的。

狭隘的防疫政策聚焦于数千人的冠病死亡，而忽视上万人的连带死亡、数亿学生的学业、14亿人的民生和整个国民经济。这样的决策看不出集体智慧和科学逻辑，更看不出民意的参与，而带有个人独断“为民作主”的浓厚色彩。例如美国顶级公共卫生专家福奇就看不懂，为什么中国将百姓封了三年，却没有努力提高疫苗的接种率：为封控而封控？这里隐隐乎有“制度自信”的荒唐逻辑作怪。示威爆发后马上就全面松动，而准备不充分的解封，有可能造成冠病死亡的海啸，酿成一个新的危机。这些都指向抗疫政策的任性。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年轻人面对镜头发话毫无遮掩，诉求远远超出个人境遇。一名女生领读了北京四通桥的标语：“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这次示威者的口号同1989年几乎一样：人权、自由、 民主、法治和反独裁、压迫。1989年正值西方新自由主义上升期，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前夜。现在情况正相反，用中共的话讲就是“东升西降”，所以这次抗争的意义比八九更加深远——这里没有了对自由主义的幻想，只有人类共同价值的诉求。

A4运动街头上是两个时代的冲突。现今的最高领导层都是上世纪50年代和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年轻时代的境遇，和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不可同日而语；二者的世界观、价值取向、知识结构、生活经验、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物质生活条件、工作行业等等，完全没有可比性，共同的语言不多，注意力也不在一个方向上。但后者更能体现时代的脉搏和价值观，A4运动得到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广泛声援，就是佐证。

现代社会是动态的，靠的是知识更新而非经验积累，是创新而非传统。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是为老人设计的；官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拔上去，到最高层时一般都六、七十岁了，和最年轻的成年人至少差了两代。领导班子以年龄划代，每一代班子成员的背景都很相似，彼此间有共同语言。 每上一个台阶，他们就有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自由来实践自己的理想抱负，上一个时代铸就的世界观就开始影响政策， 不自觉地把一个理想化的过去带了回来。过去领导现在，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代差问题。

比如，在老一代的红色教育中，个人服从组织、“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一旦党召唤，“打起背包就出发”。 这种观念和行为准则，顺理成章地化作“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绝对 忠诚”等等。年轻一代会觉得难以理解，但当权的老一代乐此不疲。对一个经历过极端贫困、睡过布满虱子的窑洞的人来说，今天的年轻人吃这点儿苦就抗议，简直是矫情。 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腥风血雨中成长起来的人，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价值，如同隔雾看山；而这些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是他们生活和自我身份的核心。当权派不自觉中就会侵犯到这些权利——这次封控中更是肆无忌惮，并对年轻人的激烈反弹大吃一惊，无法理解。

当代人非常反感政府不让人讲话、全面监控、大规模洗脑、鼓励告密和肉麻吹捧等不齿行为。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无法接受这些。这不意味着后者的政府更开明——更多情况下是更腐败、更不堪，但它们没有中共那种全面控制的能力，那里的百姓也因此没有经受中国人在中共治下经受的一切，好的坏的都包括在内。但这一切中共却习以为常。只要这些行为存在，中国就很难有软实力，中国模式再成功也会没有吸引力。

现代国家遇到大规模抗议时，领导人一般都会出来对全国讲话，或宣布调整政策，或解释坚持的原因，但“伟大领 袖模式”下的国家无法这样——伟大领袖是不会错的，认错不仅威信扫地，也毁掉这个治理模式，所以错了坚持错下去就对了。历史上真正的伟大领袖都是前一半辉煌，后一半窝囊，落后于时代是他们的宿命。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评论道：“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就是“塔西佗陷阱”。现代政治更是如此：不仅不认神仙皇帝，而且政客挨骂是常态。在当代中国，“伟大领袖模式”往往勾起人们最黑暗的记忆和共和国最悲催的历史。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有领导人物仍带着帝王情结，想过一把个人崇拜的瘾，那么他不仅过气，而且已经坠入塔西佗陷阱。

政治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并非大选，而是理性化和世俗化。理性化就是一切按科学、法律、道理、制度、议事规则和公认标准来办，就是论事不论人。世俗化就是摈弃“伟大领袖模式”，在法律、制度、程序、公理、常识、良知面前人人平等。总之，至少要在价值观和行为中融入更多民主、 法治、开明、容忍、尊重等元素。现代政府是不可缺少社会上的批评声音的，这是常识，但这在中共的治理模式中几乎完全缺位。这次大规模抗议活动，使刚形成的一言堂遭受一 次挫败，实为国之幸事，但远远不够——也许厄运才刚刚开始。

同胡耀邦一样，江泽民在去世后也意外收获了空前的尊敬和怀念，这是因为人们记忆中的他那个时代更开明、自由、向上，更少正统的禁忌。中共在江的治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他的“三个代表”大大冲淡阶级身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剥削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理念，把资本家也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行列；通过推动加入世贸组织，他还促进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些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也同当今的政治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江泽民比中共迄今所有领导人都更接近现代政治家，不故作威严神秘，是个性情中人——总挨骂却总是乐呵呵的， 在国际舞台上能歌善舞，在外国记者犀利提问下也不怯阵。 这也难怪，江在1949年前就完成大学教育，眼界比较开阔。 而胡锦涛以来的领导层大都是在封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红色正统深入骨髓。

动辄骂领导人、喊他们下台并不是什么好行为，往往起破坏作用，但这是现代公民的本色。当代年轻人见识广，在他们眼里，领导人没那么神圣，说不定还真认为是为自己服务的。这同文化传统中要“舍得一身剐”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观念相比，非常没有敬畏感，但也是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要克服代差效应，就必须扩大和强化社会的政治参与，而且领导人也要习惯挨骂的现代政治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