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冒死救下25万中国人民，80年后孙子求助中国

3年前，疫情以迅雷之势肆虐全球，就在各国都忙于抗疫大计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突然收到德国海德堡的一名叫托马斯·拉贝的医生来信求援，信中讲述了托马斯家乡疫情肆虐的情况，而他和家人都已经身患新冠，但苦于没有药品，希望中国生产第一批药品，救他们一家以及他的患者。

中国驻德国大使接信后，很快与国内工信部联系，并迅速联络到了相关药品生产企业，迅速募集了3万只口罩、200套防护服以及600多瓶抗疫药品，并用最快的时间用国际航空送到托马斯·拉贝手中。

有人会问，一个德国小小的医生而已，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能力？但只要知道那位医生的祖父是约翰·拉贝——一个曾经在南京大屠杀中拼死守护25万中国人生命的人，一切都是理所应该的了。

约翰·拉贝于1882年11月出生于德国汉堡市，家里的条件并不是很好，8岁时候父亲的病逝更是让家里少了顶梁柱，这使得拉贝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辍学而出外谋生，为了糊口他做过多个工作，甚至去过非洲工作过几年，常年奔波和漂泊的经历让他更懂得平民生活的不易，也更让他想要一个安稳的环境。

1908年时，26岁的约翰·拉贝带着未婚妻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结婚生子，中国人好客、包容的性格深深让拉贝喜欢上了这里，他也随后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中国的教育。

随后约翰·拉贝还因为曾经丰富的工作经验被西门子公司应聘为驻华代表，那时候约翰·拉贝还担任了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而这个职业间接为他后来设立安全区拯救平民的关键。

而担任纳粹身份的同时，被公认为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拉贝日记》也在那时候开始记录。

日军侵华以后，国民政府因为组织抵抗不利导致战事节节败退，在日军攻打南京之前，他曾经写信恳请希特勒，并与日本政府交涉，允许为非战斗人员建立起一个中立区，但并未获得任何回复。

当日军正式开始攻打南京之后，约翰·拉贝开始在自己的住所中挂上了纳粹旗帜，并在自己的车上和手臂上佩戴着万字旗，因为当时纳粹德国和日本是盟友。

随后约翰·拉贝担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又与其他国际友人一同组建了一个占地面积约3.88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等到南京陷落之后，这下核心区一共聚集了大约25万~30万的中国难民。

约翰·拉贝的行为让当时的日本某些官员都有些不解，有一位日本少校问他：“你为什么要卷入军事事务，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面对质疑，约翰·拉贝回答道：“我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中国人曾经接受我们并善待过我们一家，我现在也应该帮助他们。”

哪怕之后被迫回到德国的也没有放弃，多方奔走发表演讲，痛斥日军暴行，并整理出了日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系列资料递交给了德国政府，希望德国政府出面给日本压力。

但他忽略了此时的德国和日本已经是一丘之貉，随即约翰·拉贝还被德国盖世太保调查，资料也被收走不少，幸好《拉贝日记》得以保存。

二战结束后，约翰·拉贝因为曾经的纳粹身份先后被苏联、英国军队逮捕，虽然经过一番调查后无罪释放，但此时的拉贝已经被剥夺了应有的待遇和福利。

到了1948年，约翰·拉贝的家人的生活已经艰难到了仅能给孩子煮菜汤、大人啃干面包、全家一度濒临饿毙的地步，消息传到国内以后，南京市民纷纷开展了募捐，最后国民政府按市价2000美元汇给了拉贝，解了拉贝的燃眉之急。

随后，国民政府还固定每月给拉贝一定金额和粮食的接济，但不幸的是，约翰·拉贝于1950年1月5日突然中风而不幸逝世，被葬在了德国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

1985年时拉贝的墓地租期到期，他的墓碑被其外孙女保存，1997年约翰·拉贝的墓碑从德国移送到中国南京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永久收藏。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曾经拒绝相关人员要求他离开，勇敢地和受难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外国人，记住这个为保护整个南京城的百姓而四处奔波的外国人，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强烈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