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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笔记、开会研究....中国式摇滚席卷石家庄

2023-9-18 07:01 PM| 发布者: 冬甩| 查看: 238| 评论: 0

“那是外国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2023年5月下旬,河北省委联合石家庄市委,宣传、文旅、统战三个部门一起开了个会。

会上除了一个正厅级、三个副厅级和几个处级干部外,还有一群“滚圈的人”,如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的主唱邢迪、万能青年旅店乐队贝斯手姬赓、三家本地Livehouse的负责人。参会名单打错了两个人的名字,把“邢迪”写成了“邢笛”,“姬赓”写成了“姬庚”。

这场由政府组织的“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只为讨论一个主题——如何把石家庄打造成一座摇滚之城。

会议开始了。首先由从业者介绍石家庄的摇滚乐发展史。“摇滚之都”一说实际上在乐迷群体中流传已久——除了“石家庄”直译成英文恰巧是“Rock Home Town”(摇滚之乡),这里还诞生了两本全国最早的摇滚乐启蒙杂志,《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以及一首经典歌曲,万能青年旅店以下岗潮为背景创作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根据政府组织专家统计的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

接着是领导讲话:要打造一个文化现象,争取10月份出圈。一位参会人员记得,有领导在解释项目缘起时还说了句:我们的摇滚乐总比淄博烧烤高级吧。

3月到7月,类似的讨论会开了七八次。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的创始人韩强每次都在。他说,几乎每个领导见到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摇滚乐?

他反复解释:摇滚乐是西方舶来品,咱们要“洋为中用”,提炼其中的精神:自由,博爱,能带给我们力量。

一次统战部组织开会,市交管、公安、消防都来了。韩强在会上忍不住说:总问我什么是摇滚,我觉得政府敢于发出这样的口号,振兴国民经济,这本身就挺摇滚,不过要做就要有真正的摇滚精神,大刀阔斧,破除老旧。比如:能不能允许骑摩托车去看音乐节?因为“摇滚乐崇尚自由的精神,跟摩托车密不可分,摩托车就是我们自由的灵魂”。

交管局局长马上说不行,你看强子,我们有数据:和石家庄同等体量的城市,每年平均有20人死于摩托车。再说禁摩是上面政策。韩强怼他是“一刀切”,“剥夺我们合法的路权”。统战部部长让他俩加个微信,“你俩下边聊,严重脱离会议主题”了。

也有领导问韩强,能不能把《杀不死的石家庄人》用作活动主题曲?韩强说:千万不要,矛盾点太大,一定会被广大乐迷喷成筛子。

那是两年前,河北共青团根据《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改编的,把歌词“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他的脸”改成了“黎明再临华北平原,重拾散落的信念”;“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成了“重逢在春天里,无悔的石家庄”——对下岗潮的描摹变成了满满正能量。发布后演唱者被骂到公开道歉。

想着说不定能帮到本地摇滚乐,滚圈人士纷纷给政府出主意:每月给乐手发补贴,“帮助我们本地的乐队”;做“摇滚专列”,把石家庄摇滚乐史贴火车上,“让它走向全国四面八方”;打造一个“摇滚街区”,要那种工业风大厂房,建排练室和演出场地,每天办活动,“你给我一个地方我来帮你弄”……领导没明确回应。他们不清楚会不会被采纳。

一次会后,本地十几支乐队代表被召集起来,跟省里一位领导吃饭。乐队们开始还有点拘束,后来喝了点酒都放开了,还有人自称摇滚诗人,当众朗诵起原创诗歌。

只有领导不怎么说话,她拿出一个笔记本,认真记录着乐队之间的聊天,流派、风格,什么是pogo、死墙……

她嘱咐在场的乐队:摇滚乐应该多唱些正能量的东西。

左图为韩强

7月13号,石家庄发布官宣:今年7月—10月,我市将举办“Rock Home Town”——中国“摇滚之城”音乐演出季。广泛开展群众性、公益性、常态化惠民演出活动。

两天后的周六,一段视频率先登上热搜:一支乐队被安排在石家庄地铁车厢里弹唱。吉他手坐着弹琴,主唱一手把着扶手,一手拿手机看歌词,晃晃悠悠地唱。热评一条是:“上一天班很疲惫回家,也不能安静一会。”

同一天,全市10个商区和10个公园开始了摇滚演出,从晚6点持续到9点,25支乐队参与。一位承接演出的演艺公司经纪人告诉我,演出突然增多,本地的原创乐队根本不够用。因此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临时凑起来的商演乐手,有些连乐队名都是现取的。

一支本地原创乐队五福乐队,五名成员正职都是在民营教育机构里教乐器,这次特意请了假,无偿来演出,早6点开车6小时赶到石家庄。然而当他们下午1点到了现场要试音,舞台设备还没搭好,负责人说5点肯定能试上,等他们5点再过来,刚上台试了5分钟又被赶下来,因为“政府那边要拍个宣传视频”。

又过4小时,晚9点,他们终于上台了,但当主唱刚把吉他插上电,负责人又跑来说演不了了,台下人太多,领导怕有安全隐患。乐队五个人一句话没说,各自收拾东西回家了。

一周后的7月22日,晚6点,一条步行街上又办起演出。穿过铁板烧、烤冷面、炒冰果等一众小吃摊,拨开逛街的人群,才看见一处20平米左右的舞台。

大屏幕循环播放着国家反诈APP的宣传视频——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和几位女警,人手一只穿警服的小熊玩具,用罗大佑《童年》的旋律唱:“反诈APP里什么都有,一定不要被骗走半毛钱……”

台下聚集了上百号观众,天气燥热,有人拿着冷饮,有人不停扇扇子。3名消防员和3名特警齐刷刷站在观众两侧,10名警务人员不时在人群里穿梭。后方还有20多个街道办找来的志愿者,身穿白色T恤,上面印着:“我是文明市民,要为城市争光,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其中一个20岁出头的男孩告诉我,他们的任务一般是“捡捡地上的垃圾”。一位和舞台工作人员穿同样黑T恤的大妈,拎着一兜子刚买的生菜。

“欢迎你们来听摇滚乐。”一支名叫“天气预报员”的流行朋克乐队上台了。舞台没给乐器配专用音箱,鼓也没有鼓麦,用一个普通麦克风支在旁边。后面观众不断念叨着“听不清”。

乐队唱一首摇滚歌曲:“我没有经历明天,好像那梦中永远梦不到的画面......啦啦啦啦......”主唱把T恤蹦湿了一大片,把麦递向观众互动,只有前排三五个人跟着应和。

演到后面,音箱开始频出杂音。主唱声音也有些劈了。为带动气氛,他用跑调严重的嗓音唱起周杰伦的《七里香》,这时台下几乎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还有人挥起荧光棒。

“多数都不是来听摇滚乐的。”转场时,主唱对我说。

夜幕降临,安静站着的观众中,一位80后女士挥舞双手,一直跟着音乐扭动。听说我从外地来,她从胳膊上摘下一个闪灯的手环,给我戴上,上面印着“我爱石家庄”。她就在附近摊位卖这种手环。她说,很支持政府搞演出,“能带动经济”,“最好再建点儿童乐园”。手环质量很差,到家就不亮了。

这些演出中很少见到本地乐迷的身影,他们都去Livehouse和音乐节。我在酒吧碰到三个刚从内蒙看完音乐节回来的乐迷,他们20岁出头,经常组团去外地看演出,为带大旗到现场还特意坐30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但对于自己家乡打造摇滚之城,他们显得漠不关心。“就觉得挺荒诞的吧”,一个女孩说,她的印象主要来自河北共青团改编的那首《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一次演出转场途中,一位主唱指着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看见那个领头的了吗?他一直盯着我们,不让接受自媒体采访。”

又有一次,演出后集体采访,一名外地记者问乐队,是哪个部门联系他们来演出的?一名中年男子立刻跳出来,责令所有人把录音笔和录像设备关了,说所有关于政府的事都不许往出说。记者问男子是哪个部门的,对方答,他也是记者,本地媒体的。

“摇滚之城”开启一周后,热度最高的一条新闻并不是关于音乐,而是:石家庄乐队“暴力香槟”演出中当众脱裤子。

视频在网上迅速流传。第二天,省宣传部上午就组织开会,下午也在开。晚上,市文旅局对媒体回应:这场演出不属于“摇滚之城”。并强调官方活动都有前置审查,不会允许发生这类情况。紧接着是通报:此事“危害社会公德”,涉事歌手被行政拘留,场地罚款20万并停业整顿。后来乐队发文澄清,他们不是在脱裤子,其实是主唱穿着平角短裤演唱完之后,在台上穿外裤,有人刚好拍下来,还在关键部位打上马赛克。

聂永对“脱裤子事件”表现出极其鄙视的态度:“这帮玩摇滚的小孩儿不争气,给了这么好的机会,然后弄这种事,挺让人讨厌的。”

聂永50岁,是个商人,2018年组建“瓜子乐队”并任吉他手。据他说,他们的主唱是某上市企业工会主席,贝斯手是某地方税务局局长,键盘手是一名小学老师。

某种程度上,聂永充当着官方和滚圈的媒介——他帮“摇滚之城”的演出联系过乐队,那场省领导和乐队的饭局也是他召集的。

去年河北网络春晚,瓜子乐队登台唱了首摇滚版的《回娘家》。他还开了家影视公司,偶尔给政府拍宣传片,主题是“廉洁从政”的短片《一粒扣子》不久前刚获了奖。

我在一家直播基地见到聂永,这里还有他一家电商公司,直播卖女装,淘宝店铺有126万粉丝。

聂永长发,下巴上有撮山羊胡,手上戴银饰——多数人眼中典型“搞摇滚的”。有记者问他,这个形象出入政府部门,保安会不会觉得奇怪?他答,要不觉得奇怪反而有点失落。

图为聂永

他正襟危坐在木质办公桌前,谈到摇滚乐在他心中的位置,连续强调几个词:“神圣的”,“高级的”,“值得尊重的”,“让人仰视的”……接着他说,第一次去开研讨会他就曾提出担忧:很多人对摇滚乐还存在误解,总认为摇滚乐叛逆、愤怒,甚至是放浪和低级的,实际上,摇滚的内核应该是和平与爱。

被问到怎么看《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改编,聂永问:“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他提出要回答两个版本。一个是“改得好,太正能量了,太符合当下的要求”,而且“以后真促进摇滚乐的发展了,不管它艺术水准如何,我是赞成的”;另一个版本是“很无语,我无法评价”。他说创作者都接受不了作品被人改,“我本来是一把刀子,你给我改成个棒棒糖......这已经不是摇滚的意义了”。

打造摇滚之城,政府应该退居幕后还是全权主导?他又说了两个版本:前者确实更酷一些,但后者一定是因为政府“高瞻远瞩”,提前想到了如果不主导,民间可能就不会积极行动。

为保证发展的是“高级”的摇滚乐,聂永的结论是:支持政府对摇滚乐适当管理,不仅要审歌词,还要审表演形式,要杜绝“低级下流”,“不能弄得大家觉得摇滚乐是一帮无耻的小人在玩的东西”。

怎么才能保证不出现脱裤子之类的“低级行为”呢?他想了一会儿,感觉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是凭直觉,或者邀请那些比较了解和有私交的乐队”。

他的瓜子乐队今年安排了三十多场演出,他说,几个区的相关部门都找来合作。他承认自己乐队并不算出众——还没出过一张专辑。合作可能是因为“本来就是好朋友”,互相信任,“起码不会出现其他的事情”。

6月,河北省音乐家协会挂牌了一个“摇滚乐创作基地”。聂永说,就挂在他的工作室。后来我查到其实是挂在一个书法家的工作室。但聂永的确参与了活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方竹学要求这个基地的作用,是引领和支持“创作出更多的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新时代、歌颂英雄的,昂扬向上的摇滚音乐作品,创作出更多充满正能量的社会主义新摇滚”。

聂永专为此创作了主题曲《带着阳光上路》:“不必左盼右顾你带着阳光上路,就算迷雾缠绕着无助也会照亮穿行的脚步,没有谁能阻拦熊熊火焰该有的温度,曾经揣在怀里的最初相信就在不远处。”

挂牌仪式那天,他是唯一到场的摇滚乐手。他发表感言:“感谢郭玉红主席(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感谢这些促进摇滚乐发展的人,我相信历史会记住你们是伟大的。”

摇滚之城缓缓树立之际,这座城市原本的两张摇滚名片——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以下简称“万青”)和《我爱摇滚乐》杂志(以下简称“爱摇”)却没有积极出现在台前。除了答应在开幕式上唱几首歌,万青始终隐匿。唯一痕迹是网传一张鼓手冯江的朋友圈截图,上面转发了一条关于打造摇滚之城的新闻,配文:“去你大爷吧”。

我找到一位万青的好友,他显得很为难,问关于万青的事,他就只对着我微笑。他解释现在是风口浪尖,万青肯定不会出来说什么。我又询问了多位曾和贝斯手姬赓一同参会的人,他们都表示不记得姬赓到底在会上说了什么。

2021年9月,姬赓以乐队成员身份获批成为“2020年度石家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每月人社局给发500元补贴,理由是“在社会比较有影响力,对推广石家庄‘名片’发挥了作用”。

另一张名片《爱摇》的创刊人朱晋辉对此向《凤凰周刊》评价:“一个月从政府领一千个五毛特殊津贴的人,我不该与之再有交集。”

邢迪是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的主唱,在石家庄长大,他回忆起那时,“80年代的城市是灰色的”,街上都是工服或者旧军装。唯一能买到吉他的地方是文体乐具店,店员先给看图片,交完钱等货到了再来取。

万青主唱董亚千,就住在号称“亚洲最大制药厂”华北制药的宿舍区旁边。开窗总能闻到一股“甜味”,那是药厂提炼青霉素,大量焚烧玉米的味道。由于污染严重,天总是灰蒙蒙的。

1983年,两支美国乐队来石家庄交流演出,在文化宫做放映员的父亲赶紧把消息告诉邢迪,“来了一群老外,人家那吉他(电吉他)跟你的不一样”。看完演出,邢迪让父亲买了张黑胶唱片,天天对着扒谱子。那是中国第一场摇滚演出,可为什么选在石家庄?邢迪说,因为那时中国没见过摇滚乐,不敢让在北京演,才找了个次级城市试水。

除了北京不敢演的摇滚,这里也承接了大量北京迁出的重工业,一度成为全国雾霾最严重的城市,又在北京需要蓝天的时候,停工停产。

1992年,国企改革浪潮席卷石家庄,政府不再给邢迪所在的省歌舞剧院补贴,让他们自己创收。为此乐团经常给税务局、交管局唱宣传歌曲,“红灯停绿灯行”……邢迪觉得没劲,跟两个棉纺厂和钢厂的朋友组了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

那时还没有Livehouse,乐队演出主要在夜总会。1994年,电视剧《征服》里刘华强的原型,就在石家庄一家夜总会里放了第一枪。一名乐队主唱那时也在这家夜总会打工。

石家庄的另一个标签是军事重地。邢迪进省歌舞剧院是文艺兵转业,《爱摇》的发行于小青曾在使馆当哨兵,创始人朱晋辉原本也是名准军人,但他听到电台里的摇滚乐就开始组乐队,后来又从军校退学。他在《爱摇》第一期中写道:“当时我还以为我是为了摇滚乐,还以为自己是在为艺术献身”,后来他明白了“我选择的只是有更多选择的生活”。

1996年万青成立(早期名称“The Nico”),排练室在主唱不到20平米的家,那间小屋也是石家庄嬉皮们共有的空间——主唱自己没钥匙,但每个来的人都能从门口水泥板下摸出钥匙开门,这也是乐队后来取名“旅店”的由来。他们就在那儿完成了代表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歌词讲述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父亲“换掉药厂的衣裳”,母亲幻想着保卫生活便冲进早已破落的“人民商场”要“买一把假枪”。20多年后的今天,这首歌词里的“河北师大附中”、“药厂”、“人民商场”仍是乐迷打卡的地标。到石家庄第一天,一位本地好友对我说:“你住的新百广场原来就是万青歌里的人民商场。”它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方,这条位于市中心的步行街,每隔100米左右就有一家蜜雪冰城和安徽板面。

1999年《爱摇》创刊,因为买不起几十万元的刊号,只能“随光盘附送”。每月一期卖完,六七人的团队每人只能分到两三百元。有时还得借钱发工资。但他们就这样做出了国内最大、最专业的摇滚杂志。每期前半本关于摇滚乐,后半本讨论社会议题,一个叫《求真新闻月刊》的栏目堪称“中国的洋葱新闻”,把近期社会新闻改编成夸装、荒诞的故事,譬如矿难,把10人死亡改写为10万人死亡。朱晋辉曾解释,这是考虑到互联网时代“只有天方夜谭般的新闻才能引起关注”,“为了引起读者对矿工命运的关心”,也是“培养人们一种轻松快乐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扭曲”。

此后十多年,石家庄从没有破圈的音乐氛围。《爱摇》在石家庄的销量对比全国一直是倒数,本地乐迷少,乐队和Livehouse在这里靠演出生存也艰难。

《爱摇》还经常被查。总有家长投诉举报,说孩子看了《爱摇》不好好学习,朱晋辉时常出入新闻出版局、稽查队,写检讨,按手印。编辑部被抄过两次家,一次是公安、稽查、工商、税务共来了20多人,说他们是黄色读物,把书全没收了。另一次,一队警车摸到郊区的仓库,连人带电脑都拉到派出所,最后定性为跨区经营,让交罚款。朱晋辉费了好大劲才要回被扣的电脑,“那是我们不能失去的核心财产”。

这本地下杂志2013年终止于第135期。停刊前,朱晋辉举家搬到昆明,他嫌石家庄雾霾太重,对孩子身体不好。此后编辑部尝试做APP、电子杂志、Livehouse,都效果甚微。2015年朱晋辉将《爱摇》品牌授权给段郎(本名段屹楠),转型为新媒体和演出厂牌,共只有四名正职员工。

今年3月,段郎也被请去开会,有领导提出,想帮《通俗歌曲·摇滚》和《我爱摇滚乐》两本石家庄代表性摇滚刊物复刊。段郎和《通摇》社长都没有表态。

后来段郎对我说;“我们和《通俗歌曲》都曾经受到过......没有感受到有关部门的善意,你现在用到我们了,又把我们拾起来,不断利用我们曾经的名声,我们的心理有点复杂。”

图为段郎

今年2月,韩强的地下丝绒因违建遭到拆除,接到通知时只给了三天时间。那天搬到一半,拆迁队就来砸玻璃了,他不得不在废墟中拯救设备。为了寻找新场地,他在网上发文称“突遭强拆”,随后不断接到派出所电话,让删文。最后改成了“突遭拆除”。

几天后,石家庄市市长约他到办公室,说,我们准备把石家庄打造成摇滚之城,不能让“地下丝绒”这个有名的牌子倒掉。新场地的问题,必要时候政府可以帮忙解决。

韩强快50岁了,头发往上立,显得挺厉害,或许是因为纹路深,他表情正常时也像皱眉,给人严肃、凝重的感觉。跟人打招呼时又特别客气,双手合十喊“老师”。

2006年他给自己的Livehouse取名“地下丝绒”。地下丝绒是一支美国的传奇乐队,第一张同名专辑离经叛道。韩强说,他们的专辑首发只卖了1000多张,但买的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大师,他希望自己的店也能起到萌芽作用。有乐队来演出,他作为老板,亲自带着鼓机口琴木鱼自弹自唱,风格张扬,自嘲是“新古典主义精品山寨高仿A货Punk节奏DIY民谣”。

创立地下丝绒17年来,韩强说,他已经历过七八次搬迁和闭店了。他记得大概是2010年,自己正在一个小学做公益演出,店员打电话说整条街酒吧因为涉黄被封了。可他的店并没有涉黄。他赶去派出所解释,请领导去店里看看——他还在门口专门贴着“正当文艺场所,有特殊需求者请往西方极乐世界”。

转过年春节前,消防又来检查,说他没过关,5天内让凑齐2万元罚款,也不听他解释是因为商区设施,整条街都没过关。他只好闭店走人,两个月房租不要了。

在石家庄开Livehouse挣不到多少钱,有时还赔钱。

更消耗的是跑审批。每场演出前,每一句歌词都要报批,而且必须刻成光盘(为什么不能用U盘?对方说U盘能篡改,但光盘不能),还要打印100多页的各种消防责任安全保障书,办两场演出就能用完一整盒墨。一次助理去审批局,被要求在材料上一页一页按手印,按了100多个。有场演出韩强跑了半年都没批下来,同一个窗口,换个人标准就跟着变,每次都不合格。说到这儿他气得拍桌子,说后来有天他和工作人员吵起来,正巧一个领导路过,问他什么事,他说演出跑了半年还没过。领导亲自打个勾,就过了。

到今年,年近50岁的韩强觉得自己“想明白了”,有合适的地方或人来找就接着开店,没有就不再强撑,反正这生意不挣钱。疫情三年暂停演出也让他“看清了”,“归根结底你还得活下去,我一点收入没有”。

“摇滚之城”项目邀请他去开会,他想也是“为恢复国民经济”吧,“搞这个活动,大伙都能小小地挣到一些钱......出发点肯定是好的”,而且“政府敢打这样的牌,绝对是需要勇气的”。他在会上明确表态:支持政府。私下也对我说:“不会像某些乐队那样对这件事冷嘲热讽,我们的能量都是守恒的,不付出肯定得不到。”

筹备期他每次都参会,提交过三个方案:摇滚巴士、草坪音乐季、河北原创音乐节,第三项他建议免票,并只找河北的本地乐队(大都不出名),这样政府成本低、自己人多了机会、也为石家庄吸引观众和影响力,“小成本办大事”。他还交了摇滚巴士的结构图和PPT。

后来终于落地了原创音乐节,韩强说,起初定在5月20号,后来改到8月5号和6号,开幕式有市领导讲话,但因为5号领导没时间,改到6号和7号,又因为7号不是周末,改成了6号和13号……几个月过去,时间、场地变了七八次也没定下来。韩强一气之下拉黑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但这个项目他还得跟。

项目背后是“摇滚之城”更大的规划:在7月的惠民演出后,8—9月要举办大型音乐节,包括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的首届音乐嘉年华,请到了崔健、陶喆、张震岳。

“我一个快 50 岁的人,我年轻10岁,可以凭一腔热血,但我现在觉得不值”,韩强说,他在这个年龄“不要再发出刺耳的声音了”,受了社会的毒打后,“回到我自己小小的屋子里,弹会儿琴唱会儿歌,通过音乐让自己心情平复就可以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可能我到了 60 岁会更收敛,或者更张狂,每一件事的发展都跟我们这个时代的气息息息相关”。

石家庄摇滚乐的另一位“元老”,本土第一支摇滚乐队主唱邢迪也58岁了,长发半白,脱离滚圈多年,疫情三年因为妻子开的美容院停业,欠债200多万,今年3月开始做才艺主播还钱,每晚直播弹唱能收到两三千打赏。五月会上,省领导对邢迪说,希望地平线乐队能重组,给年轻人一个引领。邢迪很快找来几位本地乐手,真把这支解散20多年的乐队重组了。只不过里面只有他自己是原班人马。

和韩强一样,邢迪也主动谈到年龄和过去三年生活带给他的改变——觉得钱很重要。他只去开过一次政府组织的会,因为不想耽误直播赚钱。但他愿意用演出的方式支持。“摇滚之城”让他首先想到的是,能帮很多乐队改善生活,能改善城市经济,“我作为一个石家庄人,我从小在这城市长大看变化,疫情三年以后,石家庄经济......所有行业都百废待兴”。

况且“政府能允许摇滚从地下走上地上,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城市敢吗?”邢迪说,所以他想的是“既然政府要推,做摇滚一定要符合政策”。

左图为邢迪

7月22日演出当天,这位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唱,站在台上呼吁观众点歌,有人点了一首Beyond的《海阔天空》,他对台下说:“祝大家方方面面都海阔天空,一路长虹。”演出结束后,他面对多家媒体说:“我们石家庄的乐队都很正能量。”

第二天我在咖啡馆问邢迪,摇滚乐不是自由和反叛吗,为什么演出上要说那些话?他说:“那是外国人对摇滚乐的定义,我们有中国摇滚。”

至于筹备期间,政府在会议上展示过的那份统计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自己的原创作品生存。韩强看完,直接告诉领导,这份数据严重脱离现实,别说300个乐队,能拿出30个就不错了,而且这30个里没有一个能靠演自己的作品活着,除了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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