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佛系”北欧人来到“内卷”美国

　　在中文语境中，人们口中惯称“欧美”。但有出国游历和学习经验的朋友们会知道，所谓的欧美绝不是同质化的铁板一块。其文化和理念的多样性如果被有意无意的忽视掉，就会让人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当中，以东西、敌我作为一切思维的分野。

　　近期，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芬兰裔美国作家阿努·帕塔宁的作品《北欧向左，美国向右？》，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这无疑将是一场非常有趣的阅读体验。中文读者或许能够透过一位来自第三国的作家的视角，从书中所涉及到的两性关系、生活方式、经济、教育、医疗等等各个方面检视美国，以及有别于中美的另一种文化。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6年，作者帕塔宁于2008年从芬兰移居美国并组建了跨国婚姻，当时已经在美国有近十年的生活经验。这本书的书名非常有趣，英文版原名 The Nordic Theory of Everything ，如果直译可作《关于一切的北欧理论》。英文中的Nordic一词常被泛译为北欧。其实它指的是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部的地区，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分诺斯堪底亚及北大西洋地区。这一地区主要有五个国家：芬兰，丹麦，挪威，瑞典和冰岛。它们在文化上的渊源极深，在语言、文化、历史、宗教以及社会经济模式上有诸多共同点，也就是在流行文化中人们口中通常所称的 “北欧五国”。

　　作者帕塔宁居住在相比美国“又小、又冷、又暗”、又“单调乏味”的北欧国家芬兰。在一次前往波士顿的旅行中，邂逅了自己日后的丈夫，一位美国作家。于是这位一直想居住在芬兰的女性，开始了与美国的纠缠，并且在移居美国后近距离观察了美国，开始思考并且记录下她眼中北欧与美国的差异。

　　在人们的印象中，北欧所谓“高税收、高福利”的模式，非常符合现代政治光谱中的“左派”理念；而以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为招牌的美国模式，则有“右倾”的意味。译名既点明了两者的不同，又似乎意指两者的理念分歧形同左右。那本书的作者是否印证了人们这样的印象？

　　作者 | 邵鹏

　　《北欧向左，美国向右？》，作者: [芬] 阿努·帕塔宁，译者: 江琬琳，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年3月

　　本书作者帕塔宁在美国首先观察到的，就是美国人的焦虑和为了生存不得不学会相互依赖的现象。在作者看来，这与自己之前所听到的，美国人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或者崇尚个人主义等等说法似乎存在着矛盾。整个生活的状态之中，个体都好像领受了来自伴侣、父母、孩子、同事上司的恩惠。

　　中国人中流传着许多对于美国父母与子女的道听途说式误解。比如孩子十八岁之后，即马上会离开父母，自立门户且经济独立。但这样的误解与作者帕塔宁的观察正好相反。她认为现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放弃自己的需求，围绕着子女转是常态。甚至提出了美国人常常“直升机育儿”的说法。

　　但有趣的是，这种表述在美国文化里，常常用在亚裔父母身上。作者认为美国的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好像要致力于把孩子的一切玩乐都转化为有高收益的、目标清晰的活动——各种兴趣班、课外活动，都让家长忙到无暇他顾。而每到大学的申请季，焦虑的家长就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无比激烈的申请中去，事无巨细地管理孩子的日程。一旦录取，高昂的学费就开始成为父母的巨大负担。让这位北欧人完全无法理解的是，美国大学对学费减免的程度，居然取决于学生的家庭收入状况，而不是学生——作为已经成年的个体——自己的经济状况。一旦子女成年后开始独立生活，那么这种压力的来源和作用的方向就发生180度的转弯。这时候就轮到了子女焦虑，开始照顾年迈的父母。

　　阿努·帕塔宁（Anu Partanen），1975年生，芬兰记者、专栏作家，曾经做过教师和广播评论员。她从2008年开始到美国生活，2009年通过斯坦福大学的创新新闻奖学金成为《财富》杂志的客座记者，并为《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财富杂志》和芬兰的主流出版物撰稿，同时也是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频道的定期广播评论员。在纽约生活了十年之后，她与美国丈夫、孩子一起搬回了芬兰。

　　身处流行文化中的人们对美国人的普遍观点是，美国人十分热爱家庭，因此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在作者看来，这种亲密关系导致了人们之间的边界感较北欧国家的人们更为模糊不清。近些年在美国出现了一个概念：“回旋镖青年（boomerang kids）”，指的是由于年轻人社会压力过大，无法独立生存，又回到原生家庭一起生活的情况。帕塔宁援引一位社会学家凯瑟琳·纽曼的研究发现，称自1970年代起，三十岁到三十四岁之间与父母同住的美国人人数上升了50%。这位社会学家和帕塔宁有着同样的困惑，为什么在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仍然无法自食其力呢？

　　作者帕塔宁移居美国的原因就是由于感情和婚姻。她结识了一位美国作家，坠入爱河，因此决定搬到美国生活，并归化为美国公民。对于北欧和美国人婚姻生活的差异，她有许多观察和思考。帕塔宁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美国婚姻中的“前现代”因素。人们在讨论婚姻问题时，总是不自觉地谈论到财务的话题上。似乎婚姻更是一种经济和生活中的互助形式，而不是像北欧一样，双方都是极为独立的个体的存在，生活在一起仅仅是因为爱情。在作者看来，在美国考虑到组建家庭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自己处于怎样的财务状态当中，有多少助学贷款，如果要生孩子，要花多少钱养育他们等等。至于产假，美国的雇主所能提供的假期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堪称吝啬。由于这种种的原因，作者认为美国女性在择偶时格外关注潜在对象的薪酬情况。甚至一些人将婚姻视为改变自己经济状况的一种途径。

　　步入婚姻之后，家庭生活里的责任和负担就开始多了起来。于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就成为工薪阶层关注的重点 。帕塔宁花大量笔墨描述了美国私营企业雇员所享受的假期。根据法律规定，美国人数超过五十人的公司里工作超过一年，就有权享受每年共计十二周的无薪家庭或医疗假期。这项法律还仅覆盖了美国约一半的人口。2014年，联合国的一项涉及185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仅有两个地方不保证提供任何带薪产假：一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是美国。美国还是几个极少数不保证提供劳动者带薪病假的国家之一，与安哥拉、印度和利比里亚相并列。在员工假期方面最为慷慨的大概是加州，在该州参加了“伤残保险计划”的职员，在生育孩子的时候，可以享受最多六周的半薪假期。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北欧地区，无论父母，都可以享受到最低九个月左右的育儿假期。休假期间的薪酬约为正常工作情况下的七成。北欧国家的育儿假期全国统一，按照作者的说法“规定明确，操作简单”，工资由国家的社保体系支付，根本上来源于税收。北欧国家还普遍为父亲们规定了专门的休假，以鼓励他们参与抚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芬兰劳动者在公司工作的第一年里，每工作一个月可以享受两天带薪年假；一年后全职员工的带薪年假就已经可以长达约五周。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剧照。

　　医疗是现代社会无法回避又与人们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医疗服务的等待时间问题常常被用来衡量医疗系统的效率。作者在书中认为提到兼顾医疗的普惠性和效率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者引述美国联合基金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结果称，英国的医疗体系在服务的便利性上，能排到全球第四位的好成绩，紧随美国之后。虽然美国在新的诊疗方法、新医疗技术应用方面非常先进，重症疾病（如癌症）的术后存活率方面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在慢性病人的照护、治疗方面相对落后很多。美国联合基金会比较美国和其它十一个国家在医疗质量、效率、平等、健康生活、服务可获得的便利性等方面的表现，综合分析下来，美国倒数第一。

　　美国医疗费用的高昂是举世皆知的秘密。虽然维持了与北欧国家大致相当的高水准的医疗服务，但美国人付出的花费却是芬兰和冰岛人的2.5倍。对于许多哪怕是中产的美国民众而言，医疗保险的保障不足，常常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笔者曾看到一组数据，美国宣告破产的成年人中，有半数与医疗费用有关。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那些“因病返贫”而破产的人群有以下几个特征：人到中年，中产阶级，大学学历，整个患病期间、或者在患病的部分时间段拥有医疗保险。即便在有医疗保险的人群中，也不乏为了支付大额医疗费用而抵押自己的房屋或者四处筹钱的状况。

　　导致美国医疗费用高昂的原因有很多，但总体说起来是由于大部分与其私营经济体制有关。在帕塔宁看来，“美国的医疗部门坚持老派的自由市场精神，拒绝国营体系”。保险公司虽然也尽力去协商压低医疗服务的价格，但它们的议价能力在这种大环境下十分有限。另外，美国的医生群体收入更高。他们不仅从各项收费中提成的比例高，还与医学实验室、设备制造商和医药公司建立了更为全面的经济合作关系。作者提到，芬兰的全科医生的收入是芬兰人口平均工资的两倍，专科医生的收入稍微高一点，达到平均工资的2.5倍。而相比之下美国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收入是人群平均收入的3.5倍和5.5倍。但在医疗界，赚到钱的并不是普通医生群体，利润主要流向了医院的管理层和保险公司的管理人员。

　　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让作者帕塔宁看到了很多本身收入有限，却过着昂贵的生活的美国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经济来源是他们的家庭，而非自己努力的结果。作者感慨道，这个国家建立的初衷就是远离欧洲那种根深蒂固的、造成人与人不平等的等级制度。而讽刺的是如今，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到了一种令人咋舌的地步。2009年到2012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的收入超过全美人口总收入的90%。过去几十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乃至0.1%的人口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而剩下的大多数美国人收入则几乎原地踏步，有些人的甚至还缩水了——笔者曾看到统计数据，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群收入缩水了3%。

　　在作者看来，“美国梦”已经支离破碎。缺少社会流动性这一与“美国梦”相违背的现象，其实学界早有认识。赫尔辛基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马库斯·演蒂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生活收入光谱中最低端的人群，有约40%无法摆脱该阶层的束缚；而在北欧，这一数字低到了25%。而解释这一差距的原因在逻辑上也颇为明晰：社会中收入差距较小的时候，人们才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性。或许美国已经不再是机遇遍地的地方。作者提到，英国工党党魁爱德华·米利班德曾在2012年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你想寻求美国梦，去芬兰吧！”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这种有趣的阅读视角颇有借鉴意义。作者对于美国现代社会的许多细致入微的观察，是真实的。比如普通美国人医疗费用的负担，美国生活与数十年前比流动性的缺少等等。但是，由于作者的母文化毕竟与中美都不同，读者在阅读时，恐怕要格外留意作者做表述的具体背景。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观察应该仅限于她所生活的纽约市。美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间的差异非常大。纽约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压力恐怕和同样是发达地区的其他城市，比如休斯敦或者亚特兰大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更遑论发达程度和人口密度不同、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具有差异的其他区域。读者阅读时不能把她在纽约州纽约市的生活经验泛化为美国的整体图景。

　　笔者在美国中西部有生活经验。即便在中西部的发达地区，也没有感受到作者所认为的女性在选择伴侣时格外注意对方的财务状况的情况。即便是生活在“现代”的社会中，笔者的朋友和同事们中，有许多都心态平和地过着宁静而幸福的生活。笔者有几位年轻的同事夫妇，都是在开始工作之后一起努力规划财务，偿还读书时欠下的学生贷款。作者做比较的参照是她自己的母文化，她的许多评价，中文世界的读者不宜照单全收。作者不断地强调经济因素在美国人选择婚姻时的重要分量。但如果把美国人的态度和近年来中文世界中人们所讨论的彩礼、婚房这样的话题显现出的热情相对照，即便是作者所生活的纽约地区，也会显得相形见绌。如果简单地把作者的结论作为结论，恐怕与事实要失之千里了。

　　作者写到一个细节，就是美国企业对于雇员才具有的社会责任。美国的员工对于雇主所提供的各种福利，包括医疗保险有一种近乎“感恩”的心态。帕塔宁还认为不少人对于北欧国家“北欧社会主义保姆型”国家的嘲讽，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企业的原本任务就是制造产品和创造营收，因此承担起照顾职员健康的保姆型工作是没有道理的。作者接着说，恐怕那位伟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棺材板估计都要盖不住了。但笔者认为，与作者理解的恰恰相反：美国由雇主提供医疗保障的做法，其实正是体现了自由市场的风格。由“大政府”提供所有的公共服务，包括福利，是美国人骨子里所一直怀疑和无法接受的。而且，由企业直接给雇员提供此类服务，在自由市场派看来，远比由政府收取大量税金安全，因为公权力对资源的使用永远是值得警惕的。企业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会设计出比政府更有效率的系统为民众提供医疗支持。道理非常简单：无论是谁，花费别人的钱财的时候，肯定不像给自己办事那样谨慎。而企业承担这些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激励员工策略的一部分。

　　比如作者谈到税收制度的差异时就说：“北欧国家采取了和美国不同的策略，通过顺应时代潮流，制定和实施更加明智的政府政策……”。听起来似乎美国并没有制定出“明智的政策“。在书中, 作者反复提到一个理念，就是北欧人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都通过实际的政策贯穿于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去，从而造福民众。逻辑似乎非常简单，但如果了解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和现状，则这一简单的逻辑背后，值得更多细节的探讨。

　　首先美国的现实远比作者，以及许多人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北欧国家与美国的差异相当巨大。仅就体量而言，北欧五国中人口最多的瑞典有一千万人口，其余四国人口在三百万至五百万之间。而美国50个州中有25个超过五百万。人口最多的加州人口更高达近4千万。任何一州的治理难度和复杂度都高于北欧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两个系统在社会运行方式和经济模式的差异还根植于它们迥异的政治传统。美国的政治理念根植于一种偏离了欧洲传统的联邦主义。所有的社会治理方式和变革几乎都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而北欧五国中的三个国家至今依然采取君主立宪制度，属于与联邦主义相对立的“单一制”。它们普遍采取议会民主，广泛采用集体协商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推行许多福利国家的理念。有些国家比如挪威，其经济模式中还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北欧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同在北美的加拿大有相似之处。普遍意义上，加拿大被视作是福利国家，而美国则是低福利国家。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种体系对于政府角色理解的不同。人们对2008年-2010年冰岛金融危机应该还有印象。在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北欧五国之一的冰岛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措施化解这一危机，诸如全国范围内严格资本管制，限制法人资本流出；禁止个人购买外汇、外国股票；投放公共资金 用于缓解家庭债务负担等等。这些显示了北欧模式下政府的权力，在西方世界一直留有较大的争议。放在美国，能够实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很多细节，其实也可以由政治、经济状况得到解释。比如作者援引的“回旋镖青年”的例子。这种现象并非美国独有。社会学家在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都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另外，就笔者亲身经历以及与身边的同事、朋友们的交流得知，美国的上一代对第三代的教育和抚育介入如今较二十年前也明显更多。比如更多的（外）祖父母会在周末帮忙照顾孙儿孙女，甚至提供经济上的帮助。经济学研究的共识是，1980年代以后，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压力事实上在上升。而美国这种“自下而上”组织的国家中，解决经济问题最为有力的靠山当然就是自己的家庭。

　　作者花费了不少笔墨试图说明北欧国家劳动者所缴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企业所缴纳的税与美国相当，甚至更低。然而或许作者并不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根据经济合作组织公布的数据，2023年，北欧国家瑞典的“税务-国民生产总值占比”为42.7%，同一时期美国的数字是27%。经济合作组织所有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是34%。这其中的差异都变成了美国人手中的收入。

　　我们比较一下作者的家乡，芬兰与美国的整体收入和税收差异。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2022年芬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72%，但芬兰人赚到的工资收入仅为美国的约66%。这中间的差异，当然就是被转移到社会运转中去了。还有一些被作者忽略掉，或者不了解的事实：薪资税和增值税。薪资税是指雇主和其在产生薪资时共同支付的税款。在美国这主要用来资助社会保险以及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医疗服务。虽然美国民众也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付出非常可观，但是和北欧国家比起来，他们的付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增值税，美国干脆就没有全国性的增值税系统。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是，如果企业税率、个人所得税率都非常低的话，政府公共服务的钱，从哪里来？

　　2021年，美国资深记者乔纳森·科恩出版了一本名为《十年战争》的书。作者从数千小时的采访记录、笔记、新闻素材中提取出一份从2008年前总统奥巴马当选开始，“奥巴马健保（平价医疗法案）”从酝酿、出炉，到实施后在联邦层面遭遇违宪置疑、阻碍实施等的十年详细记录。这一旨在提高医疗保险覆盖水平的举措历经十年，依然未能尘埃落定，还在遭到各种质疑和打击。而上一任尝试这一举措的美国总统是1990年代的比尔·克里顿。再之前，是近半个世纪，数位总统的失败尝试。这是美国医疗系统的复杂程度，绝不是如作者帕塔宁所说通过践行“北欧爱的理念”、“通过顺应时代潮流，制定和实施更加明智的政府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北欧国家从194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社会福利系统，其背后所依靠的当然是比较高的税收。其实根据历史记录，到1980年代的时候，瑞典本就非常高昂的税收已经很难支撑其福利系统。根据统计数据，从1979年到1995年，该国的实际工资出现了衰退。

　　经济学家丹尼尔·米切尔于200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详细比较了1980年代以来美国与北欧国家的经济数据。无论是经济增长率，可支配收入，消费、国民平均个人资产等方面，美国的表现都全面优于北欧国家。在此期间，美国的总体经济增长率高于北欧国家平均水平15%。研究还比较了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所承受的税负，美国明显低于北欧国家近70%。税收在GDP中的占比方面，北欧一直到1960年代都与美国基本相当，但此后一路看涨，到了上世纪末时已经高出美国50%。

　　帕塔宁在书中强调从“襁褓到坟墓”的照顾并没有削弱北欧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这一点也值得商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学院合作，每年都会公布一个“全球创新指数”，衡量各国的创新能力。这份榜单的2023年版本，瑞士高居榜首，美国位列第三。北欧国家瑞典最高，居第二位。芬兰和丹麦排在第九、十名。目前尚处在中高收入国家之列的中国位列第十一。北欧的冰岛、挪威都在二十名开外。北欧国家整体都没有在高收入国家中表现得多么抢眼。

　　无论北欧还是美国，恐怕都不能简单地以“左、右”来描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所谓崇尚自由市场的美国，抑或是相信福利国家理念的北欧，说到底，都具有比较高的发展水平。除了经济因素，有许多学者主张以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国家或者地区的发达程度。从这个指标看，北欧五国的确处在第一集团的位置。总的说来，究竟是依靠更为强力的政府推行平等的理念多一些，还是奉行小政府，依靠民间的自发力量，在监管的前提下尽量少干预，经济的基本面都可以达到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但是，前者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有颠覆性的创新能力方面上不如后者。但是后者，就在照顾弱势群体方面，略逊一筹。有趣的是，恐怕要把北欧和美国放在一起比较，才恰恰能看出非“左”即“右”的思维有多么片面。

　　但是，北欧和美国，两种方式各有优势并能持续发展是有前提的。前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谷森在他的作品《文明：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里提到的那样，只有在诸如法治、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这样最为核心的内容得到保障的时候，一个文明、或者一套社会系统才有可能崛起。在很多介绍中，包括作者的个人网站，都说作者帕塔宁自2008年起就居住在纽约。但是在本书新版的2022年9月英文版再版的后记中，作者说她和丈夫自女儿出生一年之后，就搬回到了芬兰。因为书中所描述的种种原因，他们在芬兰的生活可以更为自如——包括良好的医疗服务和较高的收入。但帕塔宁依然在英文世界里，接受采访、演讲等等社会活动的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