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豪赌科技革命 或已走上苏联老路

三月初，全球投资者的目光聚焦在北京，那里2,977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一堂，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在这里，中国政府将宣布未来一年指导中国国家活动的优先事项。在这里，国内外金融家都急切希望中国政府宣布拯救中国经济的计划。

但是，大家几乎没有等到值得欣慰的消息。2023年的报告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当年的首要任务。2024年的报告却没有效仿前者，相反，它提出了一个更广泛、更积极的目标路线图，而非针对经济复苏。

在“扩大国内需求”之前，新报告将两个其他目标放在了首位。首先，中国政府必须“努力实现工业体系的现代化，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新的优质生产力。”其次，它必须“通过科学教育振兴中国，巩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简单来说，中国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一个能够推动人类走向新技术前沿的工业和科学体系。

西方观察者对此战略感到难以置信，他们努力理解任何“技术民族主义工业政策”如何能够应对确实的经济问题？

要理解中央政治局的计划，首先必须理解支撑它们的历史叙事。这个叙事源自几个方面：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知识分子试图解释中国为何成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对中国现代崛起的胜利宣传报道；以及对西方学者关于大国兴衰的研究。

这套思想被习近平认可，并在中国政策精英中流行，它认为人类历史有着关键节点。在这些罕见的时刻，中国领导人相信，新兴技术可以颠覆现有的经济秩序。巨变意味着巨大的机遇：英美崛起成为全球霸权，因为都开创了一场全球技术经济革命。现在，历史再次重演。人类再次置身于科学颠覆的边缘。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即将被改变——而习近平决心让中国领导这一变革。

自19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希望通过科学“拯救国家”。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追赶他人。近年来，他们的雄心变得更加壮大。用2016年一份高层规划文件的话来说，中国现在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科技领先大国”。习近平在那一年对一群中国科学家解释了这一目标背后的逻辑。他将技术实力视为一个从历史认知开始的选择。历史上有一些时刻，“重大技术突破”“极大地增强人类理解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以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习近平认为，“历史经验表明，这些技术革命深刻改变了全球发展模式。”一些国家“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其它国家则没有。那些认识到眼前革命并积极利用它的国家“迅速增强了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从而快速提高了综合国力。”

对于习近平和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清朝是一个拒绝革命的典型例子。习近平在2016年说道，“由于各种内外因素，我们国家一次又一次错过了技术革命，”其结果是中国民族主义者所谓的“百年国耻”时期，这是一个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并被对抗的军阀分裂的时期。由于未能抓住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中国“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欺凌国家”。

如果清朝代表了在技术竞赛中落后的强大国家，那么美国则是技术潜力的活生生象征。自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正式将美国确定为中国现代化的基准以来，中国思想家们一直将其视为科学力量的体现。习近平青睐的知识分子王沪宁在他1991年的著作《美国反对美国》中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受到在美国发现的“令人敬畏的物质文明”的震撼，王坚称“如果要超越美国，必须做一件事情：在科学技术上超越他们。”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CICIR）的分析师最近撰写的一本教科书深入探讨了这些想法。CICIR由中国首要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组织和管理。这本名为《国家安全与大国兴衰》的书是一系列旨在将中国民间安全分析人员的共识观点概括成一套课程的其中一本，供渴望从事国家安全职业的中国本科生学习。在《兴衰》中，承诺向这些学生揭示决定国家命运的“普遍规律”。在这种叙述中，决定超级大国崛起的最重要因素是科学技术。

英国和美国如何确立了“他们作为前所未有的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CICIR的分析师坚称，导致霸权的不是战略天才或外交手腕，而是伦敦和华盛顿在“科学创新”方面的“卓越优势”以及“第一和第二工业革命的领导地位”。

有利的人口结构、自然资源储备和地理位置都是国家实力的基础，但在现代条件下，权力来自于在“经济、科学和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这一模式，“科技创新……成为了衡量一个大国实际实力的关键指标。” 因此，崛起的大国必须首先融入“全球市场和核心技术的中心”，然后成为“重要的制造业大国”，最终“主动进行创新”并“领导高科技产业”，如果它希望崛起到顶峰。

在这一点上，作者承认“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与美国之间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然而，他们相信中国有“成为全球科技中心和世界技术发展领导者的机会。” 这是因为“一个新的技术科学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之中。” 领导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将使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经济秩序中发挥与美国经济在20世纪相同的作用。

“新一轮技术科学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个短语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的常用口号。它与习近平喜欢的另一个词汇密切相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中国领导人和宣传者谈论百年未有之变时，他们暗示世界已经进入类似于20世纪初苏联和美国取代欧洲殖民帝国成为最重要世界强国的历史时期。

这些“变局”通常与西方的民粹主义干扰和“其他地区”的日益繁荣有关。但对于许多中国分析人士来说，它们还包括新兴技术的革命潜力。 这些分析人士指出，前三波工业变革——18世纪的蒸汽机械化、19世纪的电气化和20世纪的数字化——构成了未来将会遵循的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指出，与以往工业至高点的竞争只发生在西方大国之间不同，“这是五个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巨大变化。”

在习近平看来，这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迅速发展”。正如他在2021年对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讲话中所宣布的那样：“科学技术创新呈指数级加速，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处于前沿地位。” 这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出现了模式的转变。” 这些革命性进步“迅速被转化为社会和经济生活。”

除了人工智能外，中国共产党还将材料科学、基因学、神经科学、量子计算、绿色能源和航空航天工程等领域确定为这场革命的支柱。 习近平在2021年表示，中国“在每个领域都有把握、自信、信心和能力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 “我们正准备随着潮流崛起，实现伟大的抱负。”

对于习近平来说，这场革命发生在一个关键时刻。 在2018年，他告诉党员干部，“新一轮技术科学革命和产业变革恰逢中国发展模式转变之际。” 习近平长期以来一直敦促中国共产党围绕“新发展理念”调整自己的定位，这种理念强调高质量增长，而不是大萧条后推动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投资。 高科技制造业承诺成为另一种增长引擎。 这些是2024年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新质生产力”。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刊物最近的一篇文章所解释的那样，“新质生产力代表了新一轮技术科学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在这些生产力的进步中获得领先地位……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主动权”，争夺新兴全球经济的“制高点”。

近年来中国的许多政策——从决定将工业技术官员提升到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到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承诺建设“全民技术创新体系”——只有在这个更大的叙事背景下才能理解。这些努力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国现在是世界电动汽车销量的领导者。华为的产业链正在建设先进芯片。彭博经济学估计，到2026年，高科技产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可能超过房地产。如果关于人工智能潜在增长的爆炸性预测是准确的，那么推动技术发展可能会为中国提供所需的备用增长引擎。

中国的战略依赖于两个赌注：第一，世界是否真的处于规模相当于工业革命的经济转型的边缘；第二，如果这场新的技术革命发生，中国能否领导它。这两个赌注都不确定。

在这里，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命运应该给北京敲响警钟。这不是共产主义政权希望通过对新技术和工业流程的投资来扭转增长放缓的第一次。欧洲的共产党在20世纪中期也做出了类似的赌注。苏联希望引领计算机革命；整个东欧集团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高端制造业中心。这些赌注没有得到回报。新产业没有成功发展，新技术没有成功传播，新产品与东亚或西方的对手相比并不具有竞争力。很快，他们需要还债，到了1980年代，一个又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彻底崩溃。

在中国共产党的叙述中，苏联的崩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关于内部腐败、自由主义思想和外国颠覆构成严重威胁的故事。中国宣传者对于因为领导者对技术最新浪潮抱有过高期望而陷入困境的经济几乎闭口不谈。关于“新一轮技术科学革命”的故事不是关于那些陷入困境的人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那些获胜者的故事。时间将会告诉我们中国领导层在讲哪个故事。

ref：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4/30/china-technology-scientific-revolution-united-states-great-power-compet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