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政法王冲锋陷阵 围猎民族证券

　　作为“盘古会”的成员，张越执掌河北政法系统，手中的能量和资源众多，是盘古会核心圈中的得力干将。很快，他就派上了用场。

　　权力打手 石家庄银行首遭殃

　　2008年，郭文贵、马建、张越制定了进军金融业的计划。此时，历经险境扳倒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保住盘古大观的郭文贵，看到了房地产业易造成资金危机的缺陷，而把目光投向了现金流更为充裕、运作空间更大、手段更灵活的金融业，民族证券成为其眼中的“猎物”。

　　据陆媒财新网报道，郭文贵通过马建动用国安系统，监听北京原副市长刘志华的电话，并且偷拍其和情妇的性爱短片，再向中央高层举报，报复刘志华拒绝批地，最终导致刘在任上落马。

　　2007年12月，民族证券的股权变更，国企首都机场集团出资8.54亿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占股61.25%；东方集团占股15%，为第二大股东；而位于河北的石家庄市商业银行以9,500万元入股，占股6.81，为第四大股东。

　　郭文贵首先将目标对准实力较为弱小的石家庄商业银行，而此时张越在河北已全面接管公检法系统，为郭文贵的行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很大便利。

　　2009年12月，石家庄商业银行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其所持股权，挂牌价为2.91亿元，交易的市净率为2.75倍。事实上，当时的民族证券处于上升态势，石家庄银行本无意转让股权，但张越出面和河北省银监局交涉，并且威胁该行某主要领导，声称掌握了足以让其入狱的证据，逼该领导强行将股权出让给郭文贵控制的政泉控股。这是张越在郭文贵夺取民族证券过程中提供的第一次帮助。

　　日后和郭文贵撕破脸的曲龙在举报信中描述了这次收购行动，“由河北政法委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低价收归政泉置业。之后，郭文贵还伙同安全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向北京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马建以安全部名义亲自出面协调，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性条件，使得政泉公司成为惟一受让人。”

　　有强力部门的介入，政泉控股水到渠成，尽管石家庄在挂牌通告中明确提到有3家民族证券股东没有放弃优先受让权，但在半年后的2010年6月，证监会批复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受让股权，民族证券的其他股东期间并未表现出任何意向和动静。

　　以公权为私产 做掉首都机场

　　在此次资本运作中，虽然石家庄商业银行的股权最终归到政泉控股名下，但出面进行收购的是曲龙的中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曲龙1970年出生，是黑龙江肇东人，1992年在黑龙江省交通厅驻京办事处工作，1996年下海经商。郭、曲二人相识于1998年前后，当时郭文贵到国外避事，其宝马汽车由侄子放在曲龙的汽车修理厂中修理，两年间欠下曲龙巨额修车款。而后郭文贵回国一次性结清欠款，二人关系自此密切起来。

　　2005年左右，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建设急需资金，曲龙帮助在湖南融资1亿多元，但郭文贵迟迟未能还款。曲龙被债主逼债，于2005年3月以涉嫌合同诈骗被湖南公安刑事拘留，同年6月被逮捕，后经其家人多方筹措，在支付了一定款项后，于2005年9月取保候审。而郭文贵在曲龙被抓后即出国躲避，知道其取保后才回国，且多番安抚曲龙，承诺以后两人可以均分公司利润，合作因此得以继续。

　　2006年6月扳倒刘志华后，郭文贵自觉不再方便亲自出面运营盘古大观等项目，于是让曲龙出头操办盘古大观和政泉公司。2008年5月，曲龙被任命为政泉置业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的权力。

　　由曲龙出面操盘，郭文贵顺利拿下石家庄商业银行在民族证券中的股权。随即民族证券的大股东首都机场集团成为其下一个目标，张越和马建则同样扮演了重要的“权力打手”角色。

　　2008年4月出台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要求“一参一控”原则，即一家机构或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机构，参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其中控股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简言之，一家机构最多只能控股一家证券公司外加参股一家证券公司，并要求在2010年12月31日前达标。

　　此时民族证券的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还控制有金元证券。2010年春节前后，在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张志忠提出的以金元证券为主、吸收合并民族证券的整改方案被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健拒绝后，张志忠辞去相关职务。同年5月，张志忠被刑拘，后于2011年12月7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对张志忠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010年12月，首都机场宣布转让61.25%的民族证券国有股权。2011年1月13日，首都机场正式于北交所挂牌转让民族证券股权，挂牌价为16亿元。这一价格被认为是“白菜价”。挂牌通告显示，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6月30日，民族证券净资产账面价值17.81亿元，评估值为25.04亿元。当时即有媒体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权转让市场中，普遍的转让价为市净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业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手中民族证券股权时的2.75倍市净率计算，首都机场手中的民族证券股权应该值30亿元。

　　同样的，首都机场也设置了苛刻的转让条件：须三家以上国有独资企业（非金融机构）组成联合受让体，每家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亿元，2009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亿元。最终民族证券挂牌期满，无人摘牌。具有优先受让权的5家股东中，只有郭文贵的证泉控股提交了受让申请，2011年6月3日获证监会批复。政泉控股由此一跃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合计持股68.07%。后郭文贵通过增资，将股比提升至84.41%。

　　曲龙在举报信中再次描述了张越和马建在这起收购中的身影，“2009年至2011年，郭文贵伙同国家安全部等部门个别工作人员，以国家安全工作需要为名，多次开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总局、首都机场集团将首都机场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低价转让给政泉置业。而在收购过程中，为避免正常收购竞争和溢价，郭文贵以同样手段，借助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力量，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由河北政法委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低价收归政泉置业。之后，郭文贵还伙同安全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向北京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马建以安全部名义亲自出面协调，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性条件，使得政泉公司成为惟一受让人……郭文贵与少数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致使优良的数十亿国有资产流失。”

　　首都机场相关人员证实，马建、中纪委相关人员曾向首都机场派工作人员劝说转让股权，并出具国家安全部公函，称证泉控股为安全部重点保护企业，希望“转让价格低些，以后绝不亏待。”

　　而民族证券的主要股东也表示，在首都机场股权转让以及后续增资中，确实有安全部官员找上门，“他们态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绍信，称郭文贵的公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希望关照，价格低一些，以后不会亏待你们这些股东。”

　　此外，除去股权转让价格极低外，首都机场在转让股权过程中，民族证券的第二大股东东方集团的沉默在当时同样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事实上，东方集团并非不愿意接盘，而是张越出手进行了阻拦。在正式交易前，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被张越的下属郭东斌等人，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带至河北承德某旅馆滞留4天。这4天中，张越等人对张宏伟进行恐吓威胁，甚至对其采取了“坐老虎凳”等手法。据悉，最后双方谈妥了条件。张宏伟回到北京随即给郭文贵方的账户转了一个多亿，并不再要求受让首都机场的民族证券股权。

　　张越因此从郭文贵处获得了数额不小的金钱回报，其中就包括张宏伟转去资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