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再破格 抗日的终点在哪里？

　　虽然未逢五逢十，但当抗战胜利69周年到来时，中国还是罕见地采取了高规格的纪念仪式。这种高规格，一方面体现在习近平等七常委出席活动并敬献花篮，而这也是习近平两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坐落于卢沟桥畔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另一方面，体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此举意味着胜利日的纪念，由政府规定提升到国家立法的最高层面。

　　中国进入义勇军进行曲时间。这大抵是公众对9月3日这一天的共识。因为中国主流媒体，早已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开始按部就班循着中央的步调谋篇布局。中央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抗战历史以及七常委敬献花篮的片段，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背景音乐未曾停歇；《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则纷纷在核心位置刊发评论文章，《让历史照亮人类的明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摒弃对抗是纪念抗战最好的方式》等充满正面意义的见报文章获得门户网站重点推荐。与此同时，中组部微信公号“共产党员”也不遗余力，与新华社同题为抗战胜利周年日鼓与呼。新闻出版总署则下达黄金时段播放爱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题材电视剧的命令。历史与现实交错，光荣与耻辱并存，同样的情况，在不久前的抗战爆发77周年时早已有过预演。彼时，也是七常委出席活动敬献花篮，也有众媒体群起而论之，区别在于，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一个关乎如何走出过去的屈辱，一个关乎如何更好地面向未来。

　　对中国而言，今天是抗日战争胜利周年日；对世界而言，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战或是反法西斯，两个纪念日交错在一起，映照出了形式不同但内核并无二致的历史画面。形式方面，在世界战场上，纳粹德国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被迫一边奏舞曲一边掘墓的场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视人命如草芥的惨痛记忆，一幕幕，或远或近，那么真实又那么不可思议。而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在中国的大地上，日本侵略者正在“三光”政策的鼓动下肆意屠杀着中国军民，强行掳掠劳工，蹂躏和摧残妇女，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内核方面，不管是法西斯还是日本侵略者，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反法西斯，不啻为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自由与专制的人类命运大决战。

　　每当不同名目的纪念日到来，人们都习惯于询问同一个问题：怎样的纪念才是最好的方式？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这一问题被强行与反思“文革”关联在一起，以至于不期而至的道歉潮一度将反思情绪的热度调至最高。刚刚过去不久的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这一问题与邓小平未竟的改革事业放在了同一天平的两端，若想保持平衡，只能循着邓公的改革足迹继续前行。待到“七七事变”77周年和抗战胜利69周年到来，同样的问题再次被提出，但给出答案者却也寥寥。《中国青年报》正是其中之一，答案聚焦于“摒弃对抗”四个字上。因为1949年之后大陆和台湾当局的政治对立，在抗战的历史表述上，大陆在很长时间内都延续了对抗性思维。谈及抗战英雄，人们耳熟能详的是朱德、彭德怀等中共抗战将领，以及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等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下的战士，对隶属国民革命军的抗战英雄则极少提及。战时思维是在特殊历史状况下的特殊思维，并不能合理化地延续为常态。在国家进入和平、稳定发展时期之后，如果仍然延续对抗性的特殊思维，就难免有不尊重历史之嫌。

　　而在官方层面，虽然没有直接回答“怎样的纪念才是最好的方式”这一问题，但一年来更多地在以实际行动告知世界。比如先后以法律形式设立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烈士纪念日。研究整理并公布珍贵的抗战档案，乃至逐批确认抗战纪念设施和遗址、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来捍卫国家记忆。诸如此类的长线布局，远比纪念日当天的应景言行值得一书。

　　纪念形式之外，中国之所以在非逢五逢十的年份高规格纪念抗战胜利，除了表达维护和平、捍卫胜利成果的信念外，同时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严正警告。《北京青年报》9月3日社评《以国家名义纪念胜利铭记历史 永刻中华民族记忆》，即严声厉色将矛头对准日本。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否定侵略历史，一些政要高调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每年“8·15”战败日都大搞纪念活动，渲染其受害者形象。在国际事务中，日本政府四处抹黑中国，渲染中国威胁论，同时通过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大举扩充军备等措施，复活日本的“战争DNA”。鉴于此，按照《北京青年报》的逻辑，光明缺席，黑暗就会登场。“如果我们对抗战胜利的宣示不足，对我们作为正义战争战胜者的身份和地位凸显不足，单方面的宅心仁厚、以德报怨只会换来日本右翼的不断挑衅。”

　　同在京城的《环球时报》则不仅仅满足于宣示抗战胜利、凸显战胜者的身份和地位，因为虽然中国打败了日本，但日本却一直不认为中国是真正的胜利者，故而时下最要紧的，是让日本彻底认输。横向比照，中国用不着以仿照美俄那样“揍日本一顿”来重塑后者对中国的认识，那样的解决国际冲突的时代过去了。然而中国一定要通过力量建设重树在日本面前的大国威严。只有中国的力量规模迫使日本确信自己再也无望挑战中国时，半个多世纪前的抗日战争才能重新画上句号，才能称得上真正抵达了胜利的终点。

　　的确，“揍日本一顿”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法，断然不是中国重树大国威严的现实路径。而中国社会能就此问题达成共识，至少已经说明走在了大国威严的正道上。曾几何时，每每提及日本，主流舆论场或是民间舆论场都充溢着满目的仇恨和喊打喊杀，甚至有人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打砸抢。如今，纪念抗战胜利，不是为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但官方的纪念模式，不免给自由民主派留下口实。于是在网络舆论场，开始出现公知的追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所导致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能够长期依靠煽动民族主义而存在并发展的。从国际局势上来讲，这一举措短期作用不显，长期来看会成为中日下一次进入蜜月期的阻碍，要知道纪念日好立难消，淡化影响不是那么容易的，极端化总会给历史的走向留下深刻的裂痕”。时评人石述思则嬉笑怒骂附言，“世间有两种抗战：一种是中国军民以十倍的牺牲，付出3,500多万生命的悲壮与决绝；一种是抗日神剧中以一灭十的英勇无敌，日本在影视城每年阵亡10亿的酣畅淋漓。自己都不尊重历史，去指望曾经的敌国真诚面对，岂不荒唐？”

　　相应地，左派的反驳迎头赶上。“日本如果秉承不道歉、不认错、不承认争议的态度，中日哪会有蜜月期？设立纪念日就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那日本年年拜鬼又是在干嘛？世界上那些有纪念日的国家都是在煽动？”司马南则从抗日纪念日的另类纪念形式说开去，包括“揭露那些公开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辩护的中国公知，这些公知有的隐藏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的隐藏在主流媒体，有的隐藏在包括党校在内的大学里……”如果按照司马南的逻辑推演下去，那么近期中科院连揪被敌对势力渗透的“异见分子”，高校轮番向中央表态，也就歪打正着了。当然，这可能只是司马南一厢情愿的想法。毕竟将意识形态的治理、整肃与纪念日挂钩，牵强附会不言自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和日本不妨借着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契机，反复咂摸一番出自《论语》的这句话。如果己身都没有底气和勇气直面原原本本发生过的历史，那么又该以何种姿态提出历史态度问题？如果此一点不成立，那么中国主流报章每年长篇累牍驳斥日本如何不正视历史的文章，在很多人看来，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抗日“神剧”？或者更直接地问一句：抗战胜利的终点在哪里？现在看来，绝不仅仅是日本的投降和签字，而应该是中国自身的成长与自信，对待历史的自觉与自省。这份自信和自觉，应该足以树立大国权威，足以让日本心服口服，足以与“醒来的狮子”的身份相符。这，才是抗战胜利的真正终点。